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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航琛的工商界的木匠

劉航琛素來是要以經濟實力，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再以政治勢力來維護經濟的發展。他充任劉湘的財政干員后，倚仗權勢，亦官亦商，開辦川康銀行，巧奪川鹽銀行，以兩行為支柱，大肆角逐，到處擴張，插手美豐，滲入聚興誠，硬卡重慶銀行，四處投資。他擔任銀行、工礦貿易企業的董事長、董事、總經理等頭銜就有70多個，顯赫一時。與楊粲三、楊季謙、康心如、潘昌猷并列為重慶金融界大亨。劉航琛四處搭架子、打楔子，拉到扯到，人們比之為“木匠”。 川康銀行初名川康殖業銀行，是1929年5月，劉航琛邀約盧作孚、何北衡等人發起的。最初由劉湘的副官長周見三臨時負責，營業地點設在重慶曹家巷。1930年9月1日，川康殖業銀行取得國民政府財政部的營業執照，遷入打銅街新建行址，正式營業。

為圖壓倒當時的商業行莊，虛張聲勢，擬定資本額為銀元400萬。實際上是劉航琛從禁煙款項下拿出60萬以劉湘名義入股，另加一點商股，只湊足100萬。1935年增資50萬。共為150萬元。

川康召開第一屆股東會時，劉湘親自出席，劉航琛任董事，由何北衡任董事長，盧作孚任總經理，周季悔任協理，湯壺嶠任經理。希圖借重這些商界聞人，以沖淡川康的政治色彩，而實際上川康的一切，由劉航琛代表劉湘主持。川康主要是為軍閥劉湘和劉航琛私人服務。因此，對于一般商業銀行經營的業務，如存、放、匯兌等，只不過聊備一格，并不重視，同聚興誠、美豐相比，這些業務的發展大為遜色。但是，劉航琛運用所掌握的地方軍閥財政大權，扶植川康，壯大經濟力量，則是一般商業銀行所望塵莫及。突出的有以下一些：（一）二十一軍總金庫收不抵支時，其經理兼收支組主任鄒汝百（一作鄒汝伯）發出大量期票（即“鄒票”），川康首先辦理“鄒票”貼現業務，帶動金融業相率經營，使軍費獲得暫時周轉；（二）二十一軍大量發行庫券、公債，川康帶頭認購，在重慶金融市場上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二十一軍防區擴大到下川東沿江各縣，向省外采購軍火都由水道運輸，在申匯價高無劃時，川康就錁現到上海代劉湘交付軍火價款；（四）替劉湘部隊承匯轉發軍餉等等。這些方面部獲利豐碩，單就1933年結算來看，川康賺了54．6萬余元，其中利息和匯水收入就占收益額中的90%。此外，1931年劉航琛利用其財政大權，以“安定重慶金融”為理由，經劉湘批準，川康發行1元、5元、10元3種“無息存票”100萬元，在市面流通。這種“無息存票”，名為存款收據，可以隨時向銀行兌取現金，其實就是變相發行鈔票。川康還用劉航琛的招牌，向各軍政機關吸收存款。這樣，川康的活動資金大量增加，對劉湘的財政周轉十分有利。

1937年，抗戰爆發，全國和地方發行的公債暴跌，握存者無法拋售。重慶各銀行錢莊投資公債辦理押借的1200余萬元，到期必須贖回。重慶利濟、安濟兩財團所出的7底期票340萬元。宣布延期兌付。中央銀行現鈔短缺，規定每戶存款取現500元。重慶7底、8半銀根相繼抽緊，整個金融市場，突然陷于風雨飄搖之中。川康殖業銀行歷年投資各企業和債券不少，又握存桐油3000擔在手，積壓頭寸，出現緊張局面。但有劉航琛這塊招牌，東拉西扯，勉能應付。為要發展，必須改弦更張。當時重慶平民銀行由寧芷邨任總經理、劉航琛任董事，資本為100萬元，資金運轉比較靈活。四川商業銀行系范紹增任董事長、劉航琛為董事，資本為100萬元。投資公債數字雖小，但在上海賭公債多頭，行情吃虧，且難脫手，加以修建打銅街新行址，積壓了36萬元，以致資金周轉出現嚴重危機。劉航琛乃極力倡議三行合并經營，謀求發展。在進行磋商時，各行主持人，各有打算。劉航琛認為兼并平民、商業兩行后，資本共為350萬元，倘湊足400萬，就可超過聚興誠、美豐兩行資本的總和，而成為重慶最大的一家商業銀行，執四川金融界的牛耳；在資金周轉方面，平民銀行資金是活動的，商業銀行資金雖暫有困難，但其新建行址和經營的四川飯店全部家俱已商妥轉讓給交通銀行，可得 40萬元現金，三行合并后的資金是可以應付裕如的。寧芷邨考慮，重慶為抗戰后方，市面金融如有波動，資力有限，恐難支持，川康有劉湘作后臺，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幫助；劉航琛共事有年，認為頗有應變之才，預計前途，合并有利。范紹增則想到商業銀行資負相抵，股本仍然存在，如果停業清理，有傷體面，只好承認出售新建行址，合并經營。在研究行名時，經過—番商量，為保留其遞嬗歷史，決定三行各取兩字成為“川康平民商業銀行”，這樣大家心安理得，各無異議。最后于1937年9月21日正式宣告三行合并。

1937年10月12日召開三行合并后第一次股東大會，選出周見三、范紹增、夏仲實等15人為董事，甘典夔、湯壺嶠等5人為監事。董事會推出周見三、范紹增、羅震川、劉航琛、寧芷邨為常務董事，劉航琛為董事長；決定聘寧芷邨為總經理，周季悔、戴矩初為協理，不久戴任銀行公會主席，改由范眾渠繼任，衷玉麟為渝行經理；確定資本為法幣400萬元，原川康殖業銀行占200萬元（實際收足150萬元，余由劉航琛湊足），原重慶平民銀行、四川商業銀行各占100萬元。

劉航琛擔任川康董事長后，即提出集中人力財力，整理內部和謀求對外發展的經營計劃。他口稱胸無成見，一秉“大公”，實則大搞排擠，獨攬大權。許多重大事件，如為了他個人政治目的的對外巨額投資，既不通過董事會，也不讓常務董事曉得，以致引起常務董事周見三憤而辭職。代表商業銀行大股東范紹增的范眾渠（范部軍需處長）出任川康協理，只能按月領工資，沒有實權。當時范紹增已投靠蔣介石任蔣軍第八十八軍軍長，住在重慶，由于開支大，曾多次向川康用款，常被劉卡住，造成隔閡。范部的編余人員，要求在川康工作，劉也拒不接受。這樣加深了范、劉之間矛盾。范揚言：“我的錢是一槍一炮打出來的，劉航琛要我的錢，我要他的命。”直到抗戰勝利前夕，由杜月笙、顧嘉棠出面，約集劉、范2人當面調解，協議由范退出川康，其股本每萬元退給17萬元計算，范將所退股金買了復華銀行，為該行董事長了事。劉航琛同寧芷邨兩人早在北京念書時相識，及至二十一、二十四兩軍在重慶設立財務統籌處時，劉、寧關系更密。但由于劉航琛有獨霸川康野心。當川康增設天津、西安、衡陽各分行時，對經理人選，竟獨自決定，不僅未通過董事會，連常務董事兼總經理的寧芷邨亦未預聞；劉航琛又好睹成性，隨便支用川康公款，有次劉同杜月笙、顧嘉棠、康心如等賭牌九，一夜之間輸了10余萬元，他開出墨條向川康支取，適因市場銀根甚緊，寧即拒付，以至劉、寧矛盾日益加深。抗戰勝利后，劉航琛把川康所存外匯美金30萬元投入利濟輪船公司，事前寧毫無所知，因而寧感到川康底子挖空，前途險惡，職責所在，有拖累之虞。乃決意脫離川康。經王陵基出面調解，以范紹增為例，退股分家。按原股每萬元退21萬計算，共約退法幣20多億元了結。

劉航琛排擠了商業、平民兩行的勢力，退掉了范、寧等人的股款，擴大了他的股權，就是以劉湘名義投資的股款，也七轉八轉的化為己有。隨著川康的不斷增資，到1949年，劉已攫取川康股額70%，完全控制了川康。 川鹽銀行前身是“重慶鹽業銀行”，一直是當時鹽運使王纘緒支撐的。1932年7月，經改組更名為重慶川鹽銀行，由吳受彤出任董事長，實行董事長制，大權獨攬。資本主要是鹽商籌集，資力較為雄厚。劉航琛對川鹽一向垂涎，他極力拉攏吳受彤，曾助吳投機印花煙酒庫券，使吳得利甚豐。1935年又同康心如、潘昌猷等，支持吳受彤當上重慶銀行公會主席。吳對劉亦十分欽佩。吳、劉2人平素間互相標榜，彼此賞識，大有“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的知遇情愫。在川鹽選舉第二屆董事會之前，吳便拉了劉航琛和唐華、甘典夔等二十一軍財政干員入股，使劉得以當上川鹽銀行董事。1937年吳病危，他召見行內主要負責人再三囑咐：“劉航琛是個人才，辦法多，各方面走得通。川鹽董事長一職，非劉莫屬。”“托孤”后不久，吳病故，董事會即推舉劉航琛代理董事長職務，并由石竹軒、陳麗生、何說巖、曾子唯、馬紹周等人赴大溪別墅迎劉勸駕。劉是一個以擴經濟實力而發展政治勢力的野心家，對于這個已經打好基礎的川鹽銀行，覬覦已久，當然樂于接手。1938年春，董事會正式改選，劉即真除董事長。

川鹽向被王纘緒視為掌中之物，劉航琛奪得董事長，戰勝王纘緒，即以四川財政廳駐渝辦事處主任何九淵為川鹽董事會主任秘書，代行董事長職務，以田習之為川鹽稽核室主任，以四川省銀行上海辦事處主任席文光為川鹽香港辦事處主任，牢牢控制著川鹽。隨后，劉航琛為王纘緒所迫，逃去香港時，表面上以曾子唯作董事會臨時召集人，暗中仍以何九淵聯絡渝幫股東，田習之聯絡江津幫股東，掌握實權，把王纘緒親信、西充幫的郭松年、楊鼎新等人排斥在外。渝幫同江津幫聯合起來。以重慶警備副司令兼參謀長謝秉之（江津幫）代理董事長，保證“劉來謝走”。王纘緒仍未奪得董事長，憤而派人刺殺了何九淵。1940年1月，劉航琛由港返渝，謝秉之交卸，川鹽仍歸劉掌管。

1949年，劉先后收買了石竹軒、王纘緒、唐華、鄧宅華、郭松年、陳介生等人的股本。通過這次收買，劉航琛在川鹽的股權達資本總額70%。 劉航琛挾持川康、川鹽兩行的資力，儼然是重慶金融界的巨頭。在工商各業四處插手，廣為投資，進行擴張，一時聲勢赫赫。

1930年，軍閥、鹽商曾子唯，挾持康心如，強迫美豐銀行退股。劉航琛借此插手，以劉湘名義收購曾子唯的股票。康心如為了投桃報李。送劉2萬元股本，并安為美豐銀行董事。從此，劉對美豐視同川康一樣，遇事都給照拂。康心如想利用劉航琛主持的川康銀行力量，以加快美豐發展速度。而劉航琛則因川康的政治色彩濃厚，利用美豐的資力以鞏固川康。經康心如與劉航琛商定，仿照上海南四行成立聯合公庫的先例，于1934年10月，成立“川 （康）美（豐）聯合營業事務總所”，由兩行董事會推劉航琛任總所主任，康心如任副主任。首先在成都開辟業務，由總所派康心遠、胡浚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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