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重新強調和討論了(關于世界各地文化)

humpeterism)的復興。自Aghion and Howitt于1992年提出了增長過程中的創造性破壞的作用，在他們于1998年出版的《內生增長理論》一書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講述熊彼特方法，并對技術進步的創造性破壞作用進行詳盡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們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術使原有技術過時的概念，從而使技術進步成為一種具有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新熊彼特主義的另一個特點與技術進步的微觀機制有關。在九十年代關于增長理論的文獻中，很多模型[12]發展了市場結構與技術進步的關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筆者所見，如何建立一個市場結構內生的技術進步模型，仍是值得經濟學家努力的[13]。

以楊小凱為代表的分工驅動經濟增長思想，由于引入角點解而將分工與增長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經濟學家的認可。盡管目前來說，基于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經濟增長的研究中占據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統提出并強調的分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14]，由A.Young(1928)進行了發揚，但其間直至八十年代才重獲經濟學家的重視。對于分工的概念及與增長的關系，經濟學家的研究是沿著兩條思路進行的：第一條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生產迂回程度的加深，這是從廠商進行最優決策的角度來展開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條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經濟中的個體（agent）最優選擇的結果，體現為個體的專業化水平。這條思路的沿這條思路進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楊小凱（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條思路進行的分析，主要問題在于忽略了分工的生成與演進過程。雖然Romer(1987)以中間產品的品種數作為生產的迂回程度，并假定中間產品的非完全替代性與非完全互補性（事實上，Romer所運用的模型中的生產函數是一個D—S型的生產函數），解出了一個生產迂回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過程中沒有討論因生產迂回程度增加而帶來的交易成本增加問題，其模型對現實的意義并不太大。楊小凱的貢獻在于其認識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將分工與交易成本聯系起來，用交易成本來解釋分工的演進。然而，從他已發表的論文與專著（如楊小凱（1998，2000，2001））來看，楊小凱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于演進（evolution）的概念。在楊那里，分工是一個演進的過程，決定分工演進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義與測度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局限了楊的模型的應用，而且，更為致命的是，在楊那里，經濟人(AGENT)的理性是有問題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無窮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預見交易成本的演進方面卻一無所知[15]。

隨著理論的進展，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內生增長理論面臨著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實證分析。無論是沿著Romer的獨立研究與開發部門研究路線進行的研究，還是沿著Lucas的人力資本溢出研究路線進行的研究，都面臨著如何進行實證分析的問題。

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種實證研究事實上是沿著兩條技術路線進行的，一條是進行國別間的研究，尋找內生增長證據；另一條是沿一國的長時段數據，研究一國的經濟增長因素；或者單獨討論某個具體因素，如對外開放、稅收、平等、金融進步、長周期、教育支出、創新等，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

沿第一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大部分實質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歸（Barro-type regressions）進行的，即以一國的人均收入增長率為因變量，同時以一國的人均收入為自變量，對國民收入增長率是否趨同進行回歸檢驗。如Barro(1995，1996)對92個國家、美國國內各州、日本國內各縣的趨同趨勢進行了檢驗；Kremer（1993）對于全世界有史以來的經濟增長過程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與人口規模存正相關關系，這在經驗上支持了內生增長理論；Michael J.Boskin(2001)對戰后的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研究，他認為技術進步應同時體現在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調整上，據此，他得出結論，技術進步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在50%以上，而可見資本為25%以上，而70年代以后增長率的下降則應歸因于單純物質資本調整型技術進步；Greenwood等(1998, NBER，W6647)對二戰后美國的經濟增長進行了核算，認為美國的增長與技術進步之間有著很強的關聯關系，同時，他們認為，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及資本改進之間有著強互補性，得到了一些內生增長的證據；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尋找到能代表國家間差異的數據，如一國與另一國之間所存在的增長率的差異，可能是因為兩國間的文化傳統與政治經濟制度所造成的[16]，同時國與國之間的GDP差距是否如匯率所顯示的那么大，是值得探討的，然而，對于GDP的調整，雖有PPP之類的方法，但迄今為止尚沒有能得到廣泛認同的方法。更為重要的是，沿著第一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并沒有找到很多對內生增長理論進行支持的經驗證據，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對美國的經濟增長事實的研究表明，設備投資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Mankiw,Romer,Weil(1992)所進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檢驗）表明，有著遞減報酬和外生技術進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夠對經濟增長率進行解釋，而且，他們的工作也表明了條件趨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對數總量生產函數，對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進行了測算，Young的研究表明，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國臺灣、韓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其TFP的增長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釋其超過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增長，Young認為，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來自于資本的大量積累、勞動力參與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國家在二戰后的R&D對生產率增長的作用，他發現，戰后OECD國家R&D開支的急劇提高，對于其生產率的提高并沒有實質性的作用。Dinopous與Thompos（1999）通過對經濟增長中規模效應進行檢驗，認為并不存在對于規模效應進行支持的經驗事實。所有這些均說明內生增長理論在與經驗事實相吻合方面尚不盡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對于增長的經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50年代類型的新古典增長理論。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長理論比AK模型更能解釋趨同。

沿第二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取得了廣泛的成果，盡管這些成果之間對于各個單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的結論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與增長》（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際沖突、人力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長、技術應用與經濟產出》，S.EDWARDS（1997）《開放、生產率與增長》[使用93個國家的數據，研究了開放與TFP增長之間關系的強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結論][17]，Engen etc.（1996）的《稅收與經濟增長》[本文使用了歷史數據分析方法、國別分析方法、微觀分析方法等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內稅收近似中性，而在長期內的累積結果顯著的結論]等，分別對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了詳盡分析。但從總體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許多內生增長理論的經驗分析工作仍然與舊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寬泛地解釋，以包含產生增長的因素，這樣，能夠在一個微觀的基礎上，對市場不完全背景下所產生的增長更深刻地進行刻劃[18]。

新經濟增長理論發展的另一個方向是研究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之間的互動關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討論了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儲蓄率內生地上升，因此，經濟增長率也隨之發生變化。John Laitner的這種觀點事實上是對九十年代后興起的兩部門（或多部門）增長模型的一個重要擴展。

法治的完善與否對近代中西方發展的影響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產物，但同時它也是全人類的文明成就。關注并探尋西方法治產生的深 層歷史根源及其發展變化和面臨的時代挑戰，對推進中國法治進程具有重大意義。

一、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和互動發展：西方法治產生的深層歷史根源

在西方法律史家那里，無論是注重教皇革命的力量，還是注重資產階級興起的作用，亦或 是強調多元集團與自然法的結合，都不得不以西歐11世紀史實為起點，至少也要追溯中世紀 西歐歷史的多元性。[10][16][11]這表明，近代法治的歷史根源在于中世紀西歐的“獨特性 ”。

眾所周知，中世紀開始后形成了一種多元權力景觀，進而造成了特有的權力均勢與張力。[ 1] （P22—23）首先，王權需要教權的支持和正名，教權則需要王權的封賜和保護，同時，王權 和教權又在為爭奪社會統治權而斗爭。尤其是教權窺伺王權，以至后來以“雙劍論”和教權 至 上思想，凌架于王權之上，并在11世紀格里高利七世和德王亨利四世之間的“主教職權之 爭”中達到高峰。其次，以契約為基礎的封君封臣制，相互有忠誠和保護的權利義務，但同 時，封君總是憑其優勢地位，想方設法鞏固和擴大其王權，并加強對封臣貴族的控制。而封 臣貴族總是竭力維護自己的傳統權力和契約權利。這種斗爭是中世紀一幕重頭戲，并促進 了 代議制的產生和發展。[2]（P438）再次，教權與貴族權在利益沖突和權力分割中，既有合作 也有對立，即有時二者聯合起來反對王權，有時其中一方與王權聯合起來反對另一方。[3]（ 第四章）可見，這種多元權力的斗爭與妥協造成了一種特有的均勢與張力，普遍爭取特權的 斗爭不僅使特權本身受到了消解，[4]而且導致“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約基礎上的”，并 “反對絕對權威”，[5]（P10）從而抑制了專權的滋長。“既然？ �膊荒芟�鶿��薔捅匭肴？nbsp；各色各樣的原則一起存在——他們應該在他們之間訂立某種協定。大家都同意各自去進行可 以屬于自己的那部分發展。在別處，當某一個原則占優勢產生了暴政時，在歐洲，自由已成 為文明因素多樣性的結果，已成為它們經常所處的斗爭狀態的結果。”[1]（P24）正是這一特 有的多元權力土壤，為城市興起及城市自治權的發展創造了優越條件，從而提供了城市市民 社會生長的良好空間。而“作為一個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會的城市，是中世紀歐洲的一個 新的政治和社會有機體”，[6]（P427）其重要性不僅是經濟上的，而其關鍵則“在于取得了 政治權利”。[7]（P35）因此，中世紀歐洲城市發展的歷史是一部權利斗爭史，也是一部城市 文明的擴張史。它“作為特殊的權力中心加入到中央政權、地方領導與居民之間政治力量的 角逐之中”，“正是這種角逐推動著新興的封建國家的向前發展”。[8]（P106）即從個人君 主制到民族君主國，從城市市民社會到近代市民社會，并在憲政歷史過程中，形成國家和市 民社會的分離與對立。[9]這樣，屬于歐洲舊社會的一切因素和特點就轉化為兩大事實：自 由探索和中央集權。“一個表示精神領域里推翻了絕對？ �Γ�硪桓鋈詞薔�勻�υ謔浪咨？nbsp；會中的勝利。”[1]（P203）然而，這種中央集權的勝利是比較脆弱的，因為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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