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法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過程(說明 有關中國近代貿易變遷的信息？)

棉花、棉紗、頭等和二等白洋布、本色洋布、斜紋布等平均稅分別定為5.56％、5.56％、6.95％、5.56％、5.56％、6.01％，只相當于鴉片戰爭前的中國自定稅率的1/4，這對于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的中國損害極大。由于英方不同意，清政府始終未能自主調整自己的海關稅率。更為嚴重的是，英國等列強還享受較大的治外法權，各通商口岸皆準許英國派軍艦一艘駐守，保護英商對華貿易，此后更發展為在許多中國口岸設立租界。五個口岸城市均地處東南沿海，為清朝內外交通的要道，且多為歷史文化名城，商賈繁昌，是自古兵家必爭之地，控制這幾個戰略要點不僅能夠在這些富庶區域開辟市場以獲取顯著的經濟收益，而且占據了能夠發揮自身強大的海軍優勢、從海洋進攻大陸腹地的軍事跳板；更深層次的影響還在于，這些口岸素有開放貿易的傳統，民眾也被認為更易“歸化”，在中西文化交匯中更易接受西方“自由貿易”等代表資本利益的價值觀念，更易將西方的市場交換規則移植至東方農本經濟的體系中，進而傳播并敦促東亞國家效仿“日不落帝國”樣板的輝煌與發展道路。有學者指出，國家層面的領導權，是一個支配國引領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向預期的共同利益方向發展，這導致支配國領導權和財富分配權的膨脹，從而大大降低了軍事征服成本。

英國在條約通商體制下獲得了驚人的利益，但這一利益主要通過鴉片貿易而取得。《南京條約》生效后，英國商品蜂擁至中國，對華出口總量和貨值陡然增長。1842年為96.9萬英鎊，此后連續增長至1845年的239.5萬英鎊[5]721-722。英國商人無視中國市場的實際需求而傾銷各種商品，甚至包括鋼琴和吃西餐用的刀叉，最終導致英國商品在華滯銷嚴重，對華出口從1846年起呈現連年下降的趨勢，同時由于江南大部分富庶地區尤其是長江下游的河運網為太平軍攻占，各口岸無法開展正常的國際貿易，1854年曾跌到100萬英鎊。而《南京條約》第4款規定“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鴉片販子，相當于變相糾正禁煙銷煙的“過錯”，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地位；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明確規定了鴉片進口稅率及交易范圍，意味著鴉片貿易為合法貿易。資料顯示，英國對華鴉片貿易數量連年攀升，1842年為33508箱，1845年為39010箱，1849年為43075箱，1852年為48600箱，1853年為54574箱，1854年為61523箱，1855年為65354箱[25]626。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后4年，英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占中國進口商品的7/8。但從商品結構來看，1870-1890年間，中國每年進口的鴉片價值約800～1200萬英鎊，是最大的單項進口貨物[14]252、249，“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實際上不僅要依靠對中國的鴉片貿易，而且還要依靠這種貿易的不合法性。

客觀上分析，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盡管各口岸均是傳統的地區商業中心，但這些地區的商業繁榮是建立在封建農本經濟的小生產基礎上的，而一口通商與公行制度更是束縛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確實在國人的觀念和傳統貿易體系中出現了基于市場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關系和工商經濟，在行會組織的基礎上產生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市場秩序與貿易規則，進而為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近代產業工人的儲備創造了條件。

條約通商體制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不僅在于對制定該條約主導權的控制體現了崛起的英國霸權的利益和意志，成為其攫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認為，一國在獲得霸權地位后，即開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這是因為霸權國占有最領先的技術，最具比較利益的優勢，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產國，因而也就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自由貿易的最大受惠國；而且在于該條約標志著經濟意義上的朝貢貿易體系解體的契機已經來臨，盡管該條約及1844年的《中法黃埔條約》屬于雙邊條約，但經過以后的《中日馬關條約》等擴展，條約通商的關系具有了多邊的性質，并且亞洲國家間也開始簽訂一些通商及友好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開始演變為條約通商體制；更重要的是，作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該條約深刻地動搖了清王朝在東亞體系或東亞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開始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體系內外的挑戰，長期以來維持東亞體系的國家之間的等級秩序走向瓦解，國內傳統的經濟秩序與原有的社會生活遭到重大挑戰和破壞，包括“中國在戰爭失敗以后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發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工業的破壞性影響、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等，迫使封建權貴資本集團的部分先進分子開始思索探求社會變革之路。恰如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所言，19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長期以來自身經歷著重要變化的中國，一個充滿最基本的矛盾與沖突的中國。

四、結論與啟示

“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條約通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機器大工業的要求，反映了一些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的普遍規則，對近代中國的市場發育、近代民族工業的誕生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西方霸權國家通過主導和控制市場規則的制定權，動輒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脅，迫使落后國家接受和遵從其設定的“游戲規則”，無視落后國家關于變革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和把持著世界財富分配權，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法國歷史年代：1852—1870

法蘭西第二帝國

拿破侖三世建立的帝國。史稱第二帝國，以別于拿破侖一世建立的法蘭西帝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總統路易·拿破侖·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發動政變。次年1月14日頒布憲法，加強總統權力，削弱議會的立法權。1852年11月7日，元老院頒布法令建議恢復帝制。隨即舉行公民投票，絕大多數表示贊成。12月2日宣布恢復帝國，波拿巴為法蘭西人皇帝，稱拿破侖三世。根據帝國憲法，皇帝是國家元首，統率軍隊，有宣戰、媾和、結盟、任命政府與地方官員，決定是否將法案送交立法團討論等權力。帝國立法體制分成3部分：參政院由皇帝任命，約50人組成，任務是維護憲法與保證皇帝統治，它準備法案和審查法令修正案；立法團由選舉產生的200多名議員組成，它的主席和副主席由皇帝任命，立法團僅有權討論和表決法案；元老院由皇帝任命，由約100 名親王、元帥、主教組成，批準立法團通過的法令。大臣們執行皇帝命令，各自對皇帝負責。第二帝國經歷了由專制統治向自由主義、議會政治演變的過程。帝國初期，拿破侖三世實行個人專權，致力于鞏固資產階級秩序。政府在一些省內實行戒嚴，封閉共和派俱樂部，解散工人組織，查禁進步報刊，利用天主教會加強控制學校。60年代，人民不滿情緒日益增長，反動專制制度難于繼續維持。因此帝國后期開始實行改革，逐漸向自由主義政策演變，以求緩和國內矛盾，例如議員可得到請愿權利，官方“公報”公布議會辯論記錄，皇帝經立法團同意方可批準追加撥款，廢除禁止工人罷工和結社的《勒霞白列法》等。1870年初，奧利維埃奉命組織自由主義內閣。元老院受到削弱，議會權力有所擴大。經濟方面，帝國實行促進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經濟政策，建立了大工業，重工業中機器生產普遍代替手工勞動，交通運輸業迅速發展。金融資本的發展尤為突出，巴黎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在G.-E.奧斯曼領導下，巴黎進行了大規模的城市建設。為了改變1815年以來法國的孤立狀態，爭奪歐洲大陸優勢和進行海外殖民侵略，拿破侖三世進行多次對外戰爭。在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戰爭中聯合英國、土耳其與撒丁擊敗俄國，確立了在歐洲大陸的優勢。后又聯合意大利反對奧地利，得到薩瓦和尼斯。1860年簽訂《法英商約》，實行自由貿易。50～60年代第二帝國還派遣軍隊侵略中國、敘利亞、墨西哥、印度支那和非洲，掠奪大量財富，建立了若干殖民地。克里木戰爭后至60年代初是第二帝國發展的頂點。但是，勞動人民深受剝削壓迫，工人運動高漲，共和派加強斗爭。第二帝國支持羅馬教皇阻撓意大利統一、武裝干涉墨西哥以及在普奧戰爭中支持奧地利等一系列失策，使法國陷入困境。為了擺脫國內危機和重奪歐陸優勢，1870年7 月19日法國以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為借口對普魯士宣戰，法軍戰敗，9月2日拿破侖三世在色當投降。4日巴黎發生革命，宣布推翻帝國，成立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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