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泰國的國際貿易環境分析(當代國際貿易特點及發展趨勢（要求具體實例）)

，實行赤字預算來刺激國民經濟活動，以增加國民收入，實現充分就業。

應該說，這種主張基本上是符合當時資本主義世界的實際情況的，因此凱恩斯在許多方面取得了成功。他認為，平衡預算的概念對決定政策不起作用，呼吁財政政策要從舊式的預算平衡的概念中解放出來。于是，古典經濟學的預算平衡的原則從此被打破，許多國家的政府從不得已的預算赤字，逐步走向主動的、無所顧慮的赤字預算。赤字預算的確刺激了有效需求，但卻又產生了通貨膨脹等新問題，引起后來的經濟學家為此而爭論不休。

凱恩斯反對一味節儉。傳統的經濟理論和社會道德規范認為儲蓄、節儉是美德，極少宣傳消費是善舉，是刺激經濟的良策。他引用過孟德維爾的寓言：蜜蜂社會由于追求奢侈豪華的生活而繁榮；又由于節儉而衰落。以此說明節儉往往對社會不利。

為刺激經濟發展，凱恩斯主張物價上漲。因為通過物價上漲使實際工資下降的辦法，要比傳統的主張降低名義工資的辦法更為聰明、可取。降低名義工資也許會刺激企業的經濟活動，增加投資，擴大就業，就個別企業來說也許行得通，但從整個社會來說，這種做法并非良策。因為降低名義工資容易引起工人的反抗，而且降低工資水平會相應地減少社會對產品和服務的總需求，導致市場和生產的進一步緊縮。

凱恩斯也主張“濟貧”。他認為，向富人征稅再救濟給窮人，有利于提高整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因為富人的錢越多，儲蓄的錢會越多。而征稅后儲蓄會減少，再救濟結窮人，使之用于消費，把大部分的國民收入轉用于消費，有利于擴大消費需求，刺激生產，實現充分就業。

凱恩斯的政策主張還不止這些。從上述可以看出他的政策主張與他的理論觀點是一致的。他的許多主張被西方國家當政者所采納，盡管有的沒有兌現，但他的影響是巨大的。在經濟學說史上，無論是贊成他的人也好，反對他的人也好，都不能不提到他和他的理論。歷史不會使他湮沒無聞。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宏觀經濟學的奠基人是凱恩斯。凱恩斯的思想一方面來自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受先輩經濟學家的啟發。關于有效需求刺激國民收入的問題并不是由凱恩斯首先提出來的。馬爾薩斯的思想對凱恩斯的影向至深，而凱恩斯對馬爾薩斯的欽佩之情則常常溢于言表。但西方經濟學界并不認為在經濟學上曾發生過“馬爾薩斯革命”，而只承認凱恩斯革命。因為是凱恩斯而不是馬爾薩斯對有效需求問題作了全面的論述，并提出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相比之下，馬爾薩斯在許多方面是含糊不清的。除個人原因外，還應當從社會根源上找原因。凱恩斯和馬爾薩斯都遇到戰爭之后隨之而來的嚴重失業和蕭條，但凱恩斯碰到的問題比馬爾薩斯所遭遇的要嚴重得多。有人說，凱恩斯的經濟學是蕭條經濟學，也有人反對此說。不管如何，凱恩斯是通過對嚴重的蕭條進行思考而產生出這些理論的。

《國富論》研究

[size=3]國富論研究

"這一著作是完全應該受到推崇的，所有承認政治經濟學重要性的人都一樣推崇他(斯密)"

——李嘉圖

"斯密博士是政治經濟學現代體系的真正創始人。......斯密博士的著作必須放在那些有助于人類自由、開化和富裕等著作的最前列。"

——麥克庫洛赫

"在亞當·斯密那里，政治經濟學已發展為某種整體，他所包括的范圍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形成。"

——馬克思

"《國富論》與《圣經》，《資本論》同為人類不朽的智慧寶庫"

——加爾布雷思

碩士階段寫的東西，轉載請注明博客中國始發

國富論研究

"這一著作是完全應該受到推崇的，所有承認政治經濟學重要性的人都一樣推崇他(斯密)"

——李嘉圖

"斯密博士是政治經濟學現代體系的真正創始人。......斯密博士的著作必須放在那些有助于人類自由、開化和富裕等著作的最前列。"

——麥克庫洛赫

"在亞當·斯密那里，政治經濟學已發展為某種整體，他所包括的范圍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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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的發展情況

可以說從植物檢疫誕生的那天起,在制定植物檢疫措施時,人們就一直在進行著有害生物風險分析。但是,近20 多年來,由于在實際運用中存在著對PRA 理解上的差異以及PRA 在貿易上的重要性,人們才開始對PRA 進行了明確的定義,借鑒風險分析在核工業以及環境保護領域中的應用情況,把風險的概念從相關領域真正引入到植物檢疫領域。目前各國植物檢疫機構普遍采用的PRA ,就是按照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 的國際標準和準則概念上的有害生物風險分析。聯合國糧農組織1999 年版的《國際植物檢疫措施標準第5 號:植物檢疫術語表》的定義為:評價生物學或其它科學、經濟學證據,確定某種有害生物是否應予以管制以及管制所采取的植物衛生措施力度的過程。我國加入WTO 后, PRA 在保護本國農業免受外來危險性有害生物的入侵及促進國內農產品出口貿易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PRA 對于我們大多數農業工作者來說還是一項較新的知識,了解PRA 的發展歷程,對于我們進一步研究和運用PRA具有重大意義。 1 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在中國的發展歷程1981 年開展了“危險性病蟲雜草的檢疫重要性評價”研究,1991 年成立“檢疫性病蟲害的危險性評估( PRA) 研究”課題組,1995 年5 月成立中國植物PRA 工作組;以這三件大事為標志,大致上可把我國的PRA 研究發展歷程分為四個時期。

1.1 類似PRA 的時期(1916～1980) 早在1916 年和1929 年,我國植物病理學的先驅鄒秉文先生和朱鳳美先生就分別撰寫了《植物病理學概要》和《植物之檢疫》,提出要防范病蟲害的傳入的風險,設立檢疫機構,這可以看作是我國PRA 工作的開端。

解放初,我國的植物保護專家根據進口貿易的情況,對一些植物有害生物先后進行了簡要的風險評估,提出了一些風險管理的建議。據此,我國政府1954 年制定了“輸出輸入植物應施檢疫種類與檢疫對象名單”。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國在這一領域的工作陷于停頓,直到70 年代末才恢復。這一時期所做的工作比較簡單,還沒有引進PRA 的概念, 但是確實是不叫PRA 的PRA 工作。

1.2 積極探索的時期(1981～1990) 1981 年原農業部植物檢疫實驗所的研究人員,開展了“危險性病蟲雜草的檢疫重要性評價”研究。他們對引進植物及植物產品可能傳帶的昆蟲、真菌、細菌、線蟲、病毒、雜草6 類有害生物進行檢疫重要性程度的評價研究,根據不同類群的有害生物特點,按照為害程度,受害作物的經濟重要性,中國有無分布,傳播和擴散的可能性和防治難易程度進行綜合評估。研究制定了評價指標和分級辦法,以分值大小排列出各類有害生物在檢疫中的重要性程度和位次,提出檢疫對策。分析工作由定性逐步走向定性和定量相結合。在此項研究的基礎上,建立了“有害生物疫情數據庫”和“各國病蟲草害名錄數據庫”,為1986 年制定和修改進境植物危險性有害生物名單及有關檢疫措施提供了科學依據。

與此同時,還開展了以實驗研究和信息分析為主的適生性分析研究工作,如1981 年對甜菜銹病,1988 年對谷斑皮蠹,1990 年對小麥矮腥黑穗病的適生性研究,對適生性分析的研討也促使了一些分析工作的開展。

1.3 正式發展的時期(1991～1994) 1990 年國際上召開了亞太地區植物保護組織(APPPC) 專家磋商會,中國開始接觸到有害生物風險分析( PRA) 這一新名詞。之后,對北美植物保護組織起草的“生物體的引入或擴散對植物和植物產品形成的危險性的分析步驟”進行了學習研究。中國也積極開展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的研討,并積極與有關國際組織聯系,了解關于PRA 的新進展。

199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的實施,使中國動植物檢疫進入了新的發展歷程。隨著FAO 和區域植物保護組織對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工作的重視以及第18 屆亞太地區植物保護組織(APPPC) 會議在北京的召開,原農業部動植物檢疫局高度重視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工作在中國的發展,專門成立了中國的有害生物風險分析課題工作組, 廣泛收集國外疫情數據,學習其他國家的有害生物風險分析方法,研究探討中國的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工作程序。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在中國進入了一個發展時期。

(1) 1991 年,由原農業部植物檢疫實驗所主持,原國家動植物檢疫局和原上海動植物檢疫局的專家和檢疫官員參加的農業部“八五”重點課題“檢疫性病蟲害的危險性評估(PRA) 研究”,該項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幾項成果: ①探討建立了檢疫性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程序,分以輸入某類(種) 植物及其產品風險為起點和以有害生物為起點的分析程序。②有害生物風險分析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和量化方法的研究,提出了具中國特色的、有建設性的量化方法。③對馬鈴薯甲蟲、地中海實蠅、假高梁和梨火疫病等國家公布禁止進境的危險性病蟲雜草在我國的適生潛能進行分析,為檢疫的宏觀預測提供了科學依據。④ 對輸入小麥、棉花的有害生物風險初評估,收集、整理了國內尚未分布或分布未廣的小麥、棉花有害生物名錄,并就PRA 有關的有害生物的名單建立與重要性排序的思路提出意見。對引進小麥的檢疫對策提出了意見。

(2) 1984 年建立的農業氣候相似分析系統“農業氣候相似距庫”,開展有害生物在中國的適生性分析工作。如1990 年對甜菜銹病,1994 年對假高粱,1995 年對小麥矮腥黑穗病的適生性分析。

(3) 1989 年原農業部植物檢疫實驗所引進澳大利亞Sutherst 等1985 年建立的CL IMEX 系統。利用此分析系統1990 年對美國白蛾、1993 年對地中海實蠅、1994 年對蘋果蠹蛾和1995 年對美洲斑潛蠅進行了適生性分析,為有關的有害生物的檢疫決策提供了科學依據。

(4) 在有害生物信息系統建立以前的數據庫基礎上,根據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的需求, 1995 年建立了“中國有害生物信息系統”。

(5) 1992 年,在中美市場準入談判中為解決美國華盛頓州蘋果輸華問題,開展了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工作,中國的第一份正式的PRA 報告“對美國(華盛頓州、加利福尼亞州) 地中海實蠅的危險性分析”(1993 年) ,為中美植物檢疫談判提供科學依據。

(6) 中國的PRA 專家出席了聯合國糧農組織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秘書處關于PRA 的國際標準起草的一系列工作組會議。一方面結合中國的PRA 工作經驗參與PRA 的補充標準的起草,發表了觀點;另一方面也從每次會議中學到了許多,促進了中國的PRA 工作, 并及時將有關文件譯成中文進行學習、研究。

(7) 隨著國際貿易迅猛發展,如何減少檢疫對貿易的影響,已被國際社會所關注。在中國加入WTO 的談判,及在此之前與美、澳、歐洲共同體市場準入談判以及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最后文件的簽署,都表明了中國政府也十分重視這一問題。

1.4 全面推進的時期(1995 ――) 從前兩個時期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中國的PRA 工作起步不晚,起點不低。到1995 年,將PRA 限于科研階段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當時的發展需要。因此,1995 年5 月在以前成立有害生物風險分析課題組和臨時性工作組的基礎上建立了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工作組。該工作組由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動植物檢疫局領導。工作組分為一個辦公室,兩個小組(風險評估小組和風險管理小組) 。辦公室由專家和項目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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