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清朝對外貿易特點 從全球化找出來(結合所學知識說說日本是怎樣一步步侵華的)

近日，趙士林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直言，現在的中國，一方面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勃勃生機，思想解放和市場經濟使文化領域呈現出繁榮景象。但另方面，由于價值失范、信仰崩潰，過度的商業化又將古今中外各種文化的糟粕都匯集到了一起，制造了一個個文化的垃圾箱。

中國青年報：“過度商業化”具體指什么呢？

趙士林：“過度商業化”自然是相對于“商業化”而言。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商業化形成了近現代社會的主旋律、大趨勢。西方早在18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如火如荼之際，黑格爾就宣布，詩的時代已經結束，世界進入散文時代。詩的時代是古典時代，散文時代就是商業時代。在商業化的沖擊和侵蝕中，歷史從傳統進入現代，傳統的生活方式、文化理念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沒有激情了，沒有英雄了，沒有傳奇了，沒有崇高了，有的只是五光十色又平淡無奇的市民生活。隨著商業化的充分發展，市場的力量、資本的力量逐漸侵蝕一切，藝術、審美都被顛覆，都變成了商品，這就開始了“過度商業化”的進程。所謂“過度商業化”，指的是絲毫不考慮文化產品的精神屬性，一味追求文化產品的商業價值，不擇手段，唯利是圖地攫取文化市場的超額利潤。“過度商業化”迎合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低層次欲望，必然導致文化產品的惡俗化、低級化。

到了世紀之交，伴隨著現代文化向后現代文化的轉變，“過度商業化”則愈演愈烈。后現代大旗上就寫著四個大字——“怎么都行”（借用科學哲學家費耶阿本德的話），顛覆一切權威，否定一切傳統，推崇享樂主義，主張玩世不恭，人生無聊，價值虛無，過把癮就死，一切都可以惡搞。平淡無奇又要尋求刺激，于是后現代藝術大量地制造精神毒品不斷地強化和刺激人們逐漸麻木的審美感官。德國著名美學家本雅明曾說：韻味在震驚中四散，這就是“過度商業化”的“惡之花”。

在“過度商業化”的潮流中，世界范圍內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文化中都產生了大量糟粕，但中國的情況尤為嚴重。由于中國是在全球化時代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歷程，政治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文化上就形成了傳統、現代和后現代共生的奇異景觀，各種價值觀互相碰撞、沖突、糾結。一方面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勃勃生機，思想解放和市場經濟使文化領域呈現出繁榮景象。但另方面，由于價值失范、信仰崩潰，在精神的真空中，“過度商業化”又將古今中外各種文化的糟粕都匯集到了一起，制造了一個個文化的垃圾箱。文化領域從底層到高端都貫穿著一條“唯利是圖”的主線。爭腥逐臭，丑態百出，貪得無厭，俗不可耐。

中國青年報：在您看來，哪個領域的文化被過度商業化的后果最嚴重？

趙士林：“過度商業化”的侵蝕是全方位的，首先應該關注的是學術教育這個高端文化領域。這個領域目前有三個突出問題：

其一，學術文化品位低下，學術道德底線崩潰。

真正的學者都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不追逐虛名浮利。沒有經年鉆研、皓首窮經很難做出真正站得住腳、經得起檢驗的學術成果。但目下的學者，很多都熱衷于炒作忽悠，追星媚俗，學術產品低水平重復，無創造性，品位低下。更有甚者，剽竊抄襲成風，很多著名高校的著名學者涉嫌剽竊抄襲，還有很多“海歸”偽造學歷。剽竊也好、偽造學歷也好，不外乎是想盡快獲得學術地位，從而盡快兌現成社會地位乃至商業利益。講一點學術公心，講一點職業道德，講一點做人廉恥，都不會這樣踐踏學術的道德底線。

其二，評價體系扭曲。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和高校的學術評價標準有直接的關系。現在的高校評價體系急功近利、重量輕質，浮躁盲目。例如“項目制”的很多量化指標完全違背學術規律，簡直就是逼著學者去造假。教師只有如此這般地申請項目完成項目才有職稱，有了職稱工資才跟得上，工資跟得上了，社會地位提高了，才能轉換為商業利益。做不出來怎么辦？那就弄虛作假。因此可以說，這個評價體系在逼良為娼、劣幣驅逐良幣。于是中國學術文化界，數十年來沒有學術大師，別說大師，連懷著敬業精神做學問的人都很少了。

其三，文化教育管理衙門化、鋪張化。

文化教育管理行政化、衙門化，官本位嚴重。冠蓋滿校園，處長科長是爺爺，教授講師是孫子，逼得很多學者不務正業，“工夫在詩外”。這樣焉能不晚出人才，慢出人才，不出人才？于是無德的小人儒、無原則的鄉愿、高分低能的庸才比比皆是。

與衙門化不無聯系，就是中國高校的鋪張化。目下中國高校，有幾家不在擴招斂財？結果是大樓林立，債臺高筑，腐敗叢生，斯文掃地。

最高雅的學術教育文化領域，所謂“象牙塔”都被如此侵蝕，后果十分可怕，因為“象牙塔”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文化水準，一個民族的精神品位。

高端精英文化有問題，低端大眾文化也有問題。大眾文化領域，更被“過度商業化”侵蝕得百孔千瘡。突出問題有三：

其一，江湖騙子橫行

目下大眾文化領域，包括電視、出版、報刊、新媒體、普及性教育培訓領域，假冒偽劣泛濫，粗制濫造橫行。江湖騙子坑蒙拐騙，似是而非，東抄西拼，淺薄不堪，使文化市場充斥著精神的地溝油、三聚氰胺。張悟本、李一、馬菱悅、翟鴻燊等江湖騙子，從前臺表演到后臺策劃，從托兒造勢到媒體出版社包裝，詐騙已經一條龍產業化運作。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是江湖騙子橫行無忌，被侵權的相關單位居然裝聾作啞。例如那個曾因傳銷被通緝的翟鴻燊公開偽造北大清華人大兼職教授的頭銜到處行騙，但北大清華人大裝聾作啞，教育部也從不過問。這無疑是在慫恿欺詐、鼓勵欺詐。更可怕的是，我們的社會正在形成一種“世紀末”的寬容：騙子也可以理解，騙子也要活，偽造身份，宣揚假冒偽劣都是謀生，包括“達芬奇”家具這種不折不扣的商業欺詐行為，都有人替它狡辯，說它也有可以理解的合理性。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形成這樣的價值觀，難道不是最大的失敗嗎？

其二，惡俗不堪，以丑為美。

大眾文化領域歷來受市場主導，這有其合理性，大眾文化領域的審美趣味以通俗為主調，這也十分正常。但大眾文化產品的制造也有底線。通俗不等于惡俗。例如“鳳姐”現象，以丑為美，以炫耀丑、炒作丑來當做趣味，這就很惡俗。這是在誤導毒化一個民族的審美趣味和文化精神。再如很多婚介節目找托，弄虛作假，踐踏起碼的倫理底線，蹂躪起碼的情感操守。婚姻愛情現在雖然不講中世紀那樣的忠貞不渝、海誓山盟，但起碼也得講點真誠、講點情感啊！一對青年男女談戀愛一點真誠不講，一點情感不講，赤裸裸地、毫無遮掩地鼓吹拜金主義、享樂主義，他們的婚戀真的會很幸福嗎？在大眾媒體上公然宣揚“寧肯坐在寶馬車上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車后座上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不是人性的可怕墮落嗎？這些東西雖然不見得違法，但不是光彩的事，至少媒體不應該提供平臺大肆宣傳。它對涉世不深、人生觀正在形成的青少年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

其三、信仰崩潰，道德淪喪

出現上述副文化現象，從精神信仰、道德訴求的角度分析，就是由于信仰崩潰，道德淪喪。西方在原始積累時期也出現過信仰崩潰，也有可怕的道德淪喪，尼采一句“上帝死了”造成多么大的精神震蕩？但他們在社會文明的進程中不斷反省調適，弘揚新教倫理精神、倡導自由平等博愛、培育敬業品格、講究社會公德、高揚人性尊嚴，等等，都為西方克服精神危機、獲得文明進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化動力。但目下中國，應該弘揚的優秀文化喪失殆盡，例如儒家“取之有道”等觀念都被顛覆，講仁愛、講誠信等道德襟懷更是棄之如敝屣。另方面，應該培育的現代文明理念、社會公德意識又由于各種原因尚付闕如。于是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現象——誰要是講究一點道義就很可能成了失敗者，就很可能被淘汰。信仰崩潰，道德淪喪，當然不可避免地走向金錢至上、唯利是圖、享樂主義、玩世不恭；底線倫理喪失，趣味自然要墮落，惡俗自然要泛濫。

中國青年報：但很多人會說，這些惡俗泛濫是因為民眾有需要啊？

趙士林：人性總有這一面，越低俗、越刺激、越挑逗低級的生理性、動物性，接受的人就越多，“過度商業化”一味迎合這種惡俗的欲求，惡俗的泛濫往往能獲得商業的成功。但如我以前所說，商業成功并不能“一俊遮百丑”。如果將商業成功視為取舍文化藝術產品的的唯一圭臬，那么最得意者便只會是一號痞子、末等文人；如果讓文化藝術活動一味迎合低級趣味，那么弄潮而不滅頂的大概就只有黃碟毛片春宮圖。人性有許多需求或欲望真的需要檢點，甚至杜絕。你想殺人放火奸淫擄掠抽大煙，這欲望還是趁早憋回去好。那位很有名氣的經濟學家薩伊不是說嗎，供給也能創造需求。多聽聽肖邦，肯定少幾分粗俗；多看看冰心，肯定少一些無賴。文化市場難為文化人，也鍛煉文化人，你能創造出既有市場又能提高品位的貨色，那才叫能耐。我不是讓大家都去聽肖邦，看冰心。但你可以去看金庸啊，也不錯，還有馮小剛、張藝謀、陳凱歌、姜文的作品，都很好。

總要有一個基本的文化訴求，那就是人生境界真善美。就是在后現代的發源地歐美，就是代表了“震驚”的美國大片，也都不能不講真善美。例如《泰坦尼克號》，片子結尾男主角把心愛的姑娘托上水面，自己獻身了，這就是回歸溫情和摯愛，回歸真善美。《拯救大兵瑞恩》也講英雄主義和生命尊嚴。《哈利·波特》、《阿凡達》都是真善美和假惡丑的沖突，光明和黑暗的沖突，天使和魔鬼的沖突，最后真善美的一面、光明的一面、天使的一面總是要贏的。紅塵滾滾的中國，還有《千手觀音》以明凈的慈愛、美麗的溫暖撫慰了億萬顆躁動的心，《孔雀之靈》則以自然的寧靜、單純與真趣凈化著我們的靈魂。

真假、善惡、美丑的考量和取舍永遠不會過時，人類文明永遠要有一個底線。不能什么都惡搞，不能對丑惡現象無動于衷。惡搞搞到專門拿人類普遍認可和尊重的崇高價值開涮，惡搞搞到專門剽竊別人的成果以欺世盜名，惡搞搞到放肆地宣揚法西斯主義、恐怖主義、狹隘民族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甚至反人類，那就真的需要考慮采取“非文化”的措施了。“怎么都行”最后就可能“怎么都不行”。夢闌時，酒醒后，后現代也需要一種生命的安頓、文化的皈依。

總之，文化藝術總要有一個底線，人類的基本價值要堅守，任何時代都不能歌頌西門慶，

中國青年報：有學者曾提出“暴發戶式的審美”的說法：社會審美像沒頭蒼蠅亂撞，或是呆頭呆腦地仿三下，或是跟著洋人亦步亦趨地作“現代秀”……感覺現在和“美好生活”掛鉤的東西都是“洋標簽”。您有同感嗎？

趙士林：這個非常自然。分析深層次原因，我們得承認，人家的文化，包括商業文化，比我們發達。對很多人來說，“洋標簽”就是“可靠”的標志。現在還有一些樓盤喜歡用“洋名”，有崇洋媚外之嫌，但為什么崇洋媚外？因為“洋”有可“崇”的東西。

我不是肯定崇洋媚外的心態，盲目的崇洋媚外是庸俗的。但是你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什么都不用講，非常簡單，老老實實把自己的質量搞上去。二戰之后日本也曾面臨經濟崩潰，但后來一些日本品牌超過美國，就是因為人家的東西質量好。但現在咱們的很多企業總想著“不按套路出牌”，哪管什么誠信。要知道，規范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是講誠信的，而我們現在恰好最缺失誠信。中國人為誠信付出的成本太高了，這恰是最嚴重的精神危機、文化危機。

中國青年報：對于“洋標簽”泛濫，有人說，這與我們不重視本民族文化，沒有著力推廣民族文化有關，比如現在聽交響樂、看美國愛樂樂團演出的人比聽民樂的人多。您認為呢？

趙士林：這個看法失之簡單化。我們身處全球化時代，不能拘泥于民族文化傳統。我們應該在世界視野中審視傳統、發展傳統。拿服裝來說，讓大家都去穿漢服、唐裝，穿清朝大褂，說這就是弘揚傳統，我覺得這是食古不化，誤入歧途。我們大可在時裝潮流里融進中國元素。比如立領的中山裝我就很喜歡，那是中西融合的產物。像旗袍演變過來的半身裝，不是純粹傳統的樣子，有現代的樣式感，裝點一些中國元素，我也覺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