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現階段中國如何實現外貿發展方式的轉變(要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從依靠什么向依靠什么轉變)

設立、領導人任免、投資、外貿等領域的行政審批亟待清理、削減。值得注意的是，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某些政策的實施又產生了強化行政審批和個案處理的副作用。在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股票發行以及兼并收購等資產重組活動中，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往往出于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甚至長官意志，對企業進行不適當的行政干預。例如，強行要求效益好的企業在投資、擔保貸款、資產重組等方面照顧劣勢企業，甚至向企業攤派政府的行政性支出。國有經濟布局不合理、戰線過長的問題依然突出，對其進行戰略性調整的力度不夠，進展遲緩。對非公有經濟的限制依然過多，公乎競爭環境尚未形成。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和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混淆不清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如何構建新型的國有資產管理運營體系，已成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所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投融資管理體制改革滯后。在投融資領域，存在著政府以直接干預微觀投融資活動達到宏觀調控目標的傾向，其結果往往達不到宏觀調控的預期目的，同時又加強了政府對投融資活動的不正常的干預。不少部門和地方政府仍然過多地承擔著投融資主體的職能，花費大量精力爭資金、爭項目，投資決策依賴于行政機關的層層審批，不按科學嚴謹的、市場化的投資決策程序辦事，缺乏嚴格的投資風險責任機制，屢屢造成重大的投資失誤。

——規范、監管市場秩序的力度不夠。一是規范市場秩序的法律法規仍不健全。例如反壟斷法遲遲沒有出臺，難以運用法律手段打破行政性壟斷；證券市場的退出機制至今沒有最終建立，難以保證上市公司質量。二是執法不嚴，管理松懈，紀律松弛，甚至有法不依，違法不究，致使已有的法律、規章和制度形同虛設。三是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分割不斷變換手法，阻礙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這些因素導致了市場秩序比較混亂，突出表現為假冒偽劣商品泛濫，偷稅、逃稅、騙稅、騙匯和走私活動猖獗，社會信用關系紊亂，逃廢債務現象相當普遍，建筑領域弄虛作假、工程質量低劣的問題嚴重，等等。

——一些政府部門出現利益集團化和非公共機構化傾向，公共服務職能弱化，乃至體制性腐敗加劇。政府改革中專業經濟部門陸續撤銷以后，綜合經濟部門、執法監督部門和社會公共管理部門的公共服務職能需要加強。但是，目前一些政府部門在制定規劃、方案和法規時，或在處理部。門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時，往往受到本部門或所管轄的行業利益的局限，對國家利益、公眾利益考慮不夠，甚至作出違背這些利益和法定程序的行政決策。隨著市場化改革向壟斷性行業的逐步深入，相關領域的部門利益、行業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矛盾正在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同一部門兼有決策、執行和監督職能的狀況，容易強化部門的既得利益，使某些行政主管部門比地方政府更加留戀行政審批權。由于對微觀經濟活動設置了過多的行政審批事項，使體制性腐敗難以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門甚至愈演愈烈。

——中央和地方的責權利關系尚未理順。當前比較突出的問題有：(1)國家財權財力在中央和地方間的分配關系尚不合理。一方面，中央財政可支配的財力明顯低于國外平均水平。不少地方挪用工資和養老金搞建設，把欠帳留給中央和省級政府，不利于中央政府實施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也不利于通過轉移支付手段幫助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另一方面，國家稅收立法權過于集中于中央，稅權劃分缺乏穩定的法制基礎，難免導致地方政府變通國家稅法、越權減免稅和濫用收費權。(2)在分權過程中，一些應當下放給企業的權力沒有落實到企業。中央政府放給企業的一些自主權，往往被地方政府截留，不少地方政府遲遲不愿向企業放權，在政企分開方面落后于中央政府。(3)行政性集權一分權一收權的框框還沒有根本突破，按市場經濟規律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經濟職能、責任和權利的框架還不清晰。人們習慣于按計劃經濟下“先集權、再分權”的思路考慮問題，還沒有確立市場經濟下“分權優先、集權居后”的觀念。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案以及國家制定的優惠政策，大多按行政層次、行政區劃進行試點再逐步推廣，或者限制在一定行政區劃的范圍內實施。這樣往往增加行政層次，例如計劃單列市的設置就使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更加復雜。中央政府對不同地區實行差別性優惠政策，不利于加強區域經濟聯系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不適當的分權容易導致宏觀經濟失控、地區差距擴大和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反過來又可能成為重新集權的誘因。

——依法行政的統一性和透明度不高。首先是經濟體制改革進程與立法進程不協調，影響執法效果。目前中國在制定有關市場主體、市場行為和宏觀調控的法律法規方面已經取得長足進展，但是由于經濟體制轉軌和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執法效果往往不理想。例如，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實施經常遇到行政性壟斷的阻礙。其次是執法落后于立法。對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違法不究的行為缺乏有力的監督制約，人治大于法治的現象在許多地方時有發生，嚴重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再次是部門、地方政府的法規甚至內部文件與國家法律存在矛盾。在行政執法實踐中，出現內部文件的權威大于部門法規，部門法規的權威大于國家法律的現象。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在處理矛盾和問題時，往往先依據本地內部文件和法規，然后才考慮中央政府的法規、部門規章和國家法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法院在審理案件時，不是以國家法律法規而是以內部文件甚或長官意志作為判決依據。此類問題較多地表現在企業改制和涉外經濟糾紛等方面。

(四)加入WTO對中國政府提出的新挑戰

應當說，在經濟轉軌的復雜環境中，中國政府的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能夠取得已有的進展是很不容易的。國際社會對此也作出了積極評價。改革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間內是難以避免的，只能通過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求得解決。中國加入WTO，對政府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戰，甚至在某些方面規定了政府改革進展的時間表，這就大大增強了加快政府改革的緊迫性。

——對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實質上是按照統一的市場經濟規則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能否通過進一步開放市場和引人競爭來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關鍵在于國內市場機制能否充分發揮作用。中國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初步確立了市場經濟的框架，但國企改革、建立國內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等方面還相對滯后。如果這些領域的改革不能加快并取得顯著成效，擴大開放市場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對合理把握市場開放進程，趨利避害，實現以開放促發展提出了較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國政府要履行所承諾的開放市場時間表，所涉及的問題包括降低關稅、取消非關稅壁壘、放開貿易經營權、開放服務貿易市場、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這些變化大部分將在2005年以前實現，時間緊迫。市場開放將會引入競爭壓力，有利于提高國內的資源配置效率；但開放過快，也可能使國內產業受到過大沖擊，引發一些經濟和社會問題，對開放與改革進程產生不利影響。這就要求政府在擴大開放前加快國內改革，提高國內企業和市場對外部沖擊的適應能力，同時合理把握市場開放進程，采用得力措施化解開放市場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負面效應盡可能降低。

——對政府管理機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后，要求政府機構更加精簡和人員更加精干，決策更加科學，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潔程度提高，效率進一步改進。只有如此，才能創造出有利于增強中國經濟競爭力的“軟環境”，使中國在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中居于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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