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清朝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晚清外交改革的意義是什么)

759年間英國向中國支付了2600萬英鎊的白銀，而其出口所得僅為900萬英鎊[22]21。然而鴉片貿易的出現開始改變英國的財政困局。1773年，鴉片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帶來了3.9萬英鎊的利潤。20年后，每年向中國出售鴉片所獲利潤激增到25萬英鎊。英國依靠毒品開始扭轉中英貿易不平衡的狀態。在1806-1809年間，中國為鴉片支付了700萬兩白銀[22]23。1814-1838年，僅流至印度的白銀，每年從132萬余兩猛增至614萬兩。1833年，英國議會廢止了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壟斷特權。隨著所有商人都可以經營對華貿易，一年之內，出口到英國的茶葉翻了4倍，為平衡茶葉貿易而進行的鴉片貿易也急劇增長。1834年，1.8萬箱鴉片從印度運到中國，3年之后升至3萬箱。鴉片對中國社會造成的毀滅性影響怎么說都不過分，而鴉片戰爭“留下了西方幾個世紀以來以無恥的手段對待東方的永久的、令人難堪的象征”[22]26、序言2，英國標榜的“自由貿易”是以堅船利炮作為交易尺度的。正如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到底什么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自由發展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任何時候只要我們仔細地研究一下英國的自由貿易的性質，我們大都會發現：它的‘自由’說到底就是壟斷”。

三、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

在國際體系中，國際機制是民族國家在國際互動中為維護和增進國家利益與安全，協調彼此關系而建立的各種規則和制度，而條約作為正式的國際協議對國家行為具有重要的制約作用，在安全、經濟和環境領域，條約成為廣泛的國際規制中的一個核心結構性元素。英國為避免因“軍事費用過大”，“帝國戰線太長”，“直到最后被完全拖垮”的窘境，通過國際條約來維持既有的國際秩序是重要的選擇。因此，鴉片戰爭期間，英國接受清政府的和談要求是體面的做法。

根據《中英南京條約》及隨后于1843年簽訂的細則性附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約》，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建立通商口岸和租界，即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個口岸開放通商。后為國內風起云涌的農民起義所迫，清政府面對英國、法國、美國領事聯合在各自租界征收關稅的事實，設立了海關總稅務司，并在各口岸的海關設立一個外國稅務司。這一海關體系的建立，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提供了一種制度化的保證。

盡管條約是主權國家平等協商、相互妥協的產物，但仍然掩飾不了強勢國家的意志與利益，因為國家的實力（尤其是工業和軍事實力）是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實力弱的一方必然在國際上受制于強國。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喪失了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在各口岸設立的外國稅務司，職位與中國的海關官員相同，但事實上掌握著更大的權力；原先的公行制度廢除后，各口岸一時洋行甚眾，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占據統治地位，它們通過支配和控制買辦階層來開展在華進出口貿易；在關稅征繳方面，英國進出口貨物應繳納的稅率須由雙方議定，即協定關稅。英國對華輸出商品的稅率，總體上“值百抽五”，其中棉花、棉紗、頭等和二等白洋布、本色洋布、斜紋布等平均稅分別定為5.56％、5.56％、6.95％、5.56％、5.56％、6.01％，只相當于鴉片戰爭前的中國自定稅率的1/4，這對于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的中國損害極大。由于英方不同意，清政府始終未能自主調整自己的海關稅率。更為嚴重的是，英國等列強還享受較大的治外法權，各通商口岸皆準許英國派軍艦一艘駐守，保護英商對華貿易，此后更發展為在許多中國口岸設立租界。五個口岸城市均地處東南沿海，為清朝內外交通的要道，且多為歷史文化名城，商賈繁昌，是自古兵家必爭之地，控制這幾個戰略要點不僅能夠在這些富庶區域開辟市場以獲取顯著的經濟收益，而且占據了能夠發揮自身強大的海軍優勢、從海洋進攻大陸腹地的軍事跳板；更深層次的影響還在于，這些口岸素有開放貿易的傳統，民眾也被認為更易“歸化”，在中西文化交匯中更易接受西方“自由貿易”等代表資本利益的價值觀念，更易將西方的市場交換規則移植至東方農本經濟的體系中，進而傳播并敦促東亞國家效仿“日不落帝國”樣板的輝煌與發展道路。有學者指出，國家層面的領導權，是一個支配國引領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向預期的共同利益方向發展，這導致支配國領導權和財富分配權的膨脹，從而大大降低了軍事征服成本。

英國在條約通商體制下獲得了驚人的利益，但這一利益主要通過鴉片貿易而取得。《南京條約》生效后，英國商品蜂擁至中國，對華出口總量和貨值陡然增長。1842年為96.9萬英鎊，此后連續增長至1845年的239.5萬英鎊[5]721-722。英國商人無視中國市場的實際需求而傾銷各種商品，甚至包括鋼琴和吃西餐用的刀叉，最終導致英國商品在華滯銷嚴重，對華出口從1846年起呈現連年下降的趨勢，同時由于江南大部分富庶地區尤其是長江下游的河運網為太平軍攻占，各口岸無法開展正常的國際貿易，1854年曾跌到100萬英鎊。而《南京條約》第4款規定“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鴉片販子，相當于變相糾正禁煙銷煙的“過錯”，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地位；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明確規定了鴉片進口稅率及交易范圍，意味著鴉片貿易為合法貿易。資料顯示，英國對華鴉片貿易數量連年攀升，1842年為33508箱，1845年為39010箱，1849年為43075箱，1852年為48600箱，1853年為54574箱，1854年為61523箱，1855年為65354箱[25]626。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后4年，英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占中國進口商品的7/8。但從商品結構來看，1870-1890年間，中國每年進口的鴉片價值約800～1200萬英鎊，是最大的單項進口貨物[14]252、249，“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實際上不僅要依靠對中國的鴉片貿易，而且還要依靠這種貿易的不合法性。

客觀上分析，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盡管各口岸均是傳統的地區商業中心，但這些地區的商業繁榮是建立在封建農本經濟的小生產基礎上的，而一口通商與公行制度更是束縛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確實在國人的觀念和傳統貿易體系中出現了基于市場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關系和工商經濟，在行會組織的基礎上產生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市場秩序與貿易規則，進而為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近代產業工人的儲備創造了條件。

條約通商體制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不僅在于對制定該條約主導權的控制體現了崛起的英國霸權的利益和意志，成為其攫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認為，一國在獲得霸權地位后，即開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這是因為霸權國占有最領先的技術，最具比較利益的優勢，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產國，因而也就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自由貿易的最大受惠國；而且在于該條約標志著經濟意義上的朝貢貿易體系解體的契機已經來臨，盡管該條約及1844年的《中法黃埔條約》屬于雙邊條約，但經過以后的《中日馬關條約》等擴展，條約通商的關系具有了多邊的性質，并且亞洲國家間也開始簽訂一些通商及友好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開始演變為條約通商體制；更重要的是，作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該條約深刻地動搖了清王朝在東亞體系或東亞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開始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體系內外的挑戰，長期以來維持東亞體系的國家之間的等級秩序走向瓦解，國內傳統的經濟秩序與原有的社會生活遭到重大挑戰和破壞，包括“中國在戰爭失敗以后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發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工業的破壞性影響、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等，迫使封建權貴資本集團的部分先進分子開始思索探求社會變革之路。恰如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所言，19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長期以來自身經歷著重要變化的中國，一個充滿最基本的矛盾與沖突的中國。

四、結論與啟示

“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條約通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機器大工業的要求，反映了一些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的普遍規則，對近代中國的市場發育、近代民族工業的誕生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西方霸權國家通過主導和控制市場規則的制定權，動輒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脅，迫使落后國家接受和遵從其設定的“游戲規則”，無視落后國家關于變革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合理要求，“合法”地控制和把持著世界財富分配權，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清朝的外交政策對我國產生什么樣子的影響？

按其歷史發展的進程將清朝對外政策的演變大致分為四個歷史時期：

第一個時期，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貴華賤夷，閉關鎖國，清朝與周邊國家維持著長期的和平。當時清朝認為中國是優越和強大的，是世界的中心，四周的藩屬鄰國以至海外列國是落后野蠻的，應該向中國朝拜進貢。自中外通商以后，清統治者視來華的西人為非我族類的野蠻人，認為應嚴格加以防范。在這種意識支配下，19世紀初的清朝基本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但仍留廣州一口對外貿易，并不拒絕與各國交往，只是強調對方必須承認中國為天朝上國，追求名義上的藩屬朝貢關系，重視名分禮儀等細節。

第二個時期，19世紀40至50年代，清朝缺乏主權觀念，但增加了開眼看世界的意識。鴉片戰爭后，西方殖民者蜂擁而來，中國最初的反應主要是從族類和文化兩個層面對待西方的入侵，不是以是否損害國家的主權和民族的實際利益為對外交涉的目的，而是以是否見容于自身的傳統和陳腐的體制為圭臬，因此常常出現以主權換定制的可悲局面。《望廈條約》簽訂過程中，美國特使顧盛正是以進京為要挾（這違反所謂朝貢體制），換取了清廷對包括領事裁判權和最惠國待遇在內的大量利權的讓步。另一個典型事例是《北京條約》簽訂后，咸豐帝躲在避暑山莊，一不痛心割讓九龍，二不吝惜巨額賠款，卻斤斤計較認為派員駐京“最為中國之害”，因為公使駐京是對清朝體制的挑戰。

與此同時，由于西方列強的侵略，清朝產生了危機意識。在受到鴉片戰爭刺激后，一批愛國開明之士產生了強烈的求知欲，他們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了解國際形勢，研究外國史地。可惜的是，《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在中國并未得到足夠重視。

第三個時期，19世紀60至80年代，籌辦洋務以自強，以夷制夷維持和局。此時期清朝在西方武力威脅下先后實行被動開放和主動引進。對外意識的主流也從華夷意識轉變為以西方為學習與交涉對象的洋務意識。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打進北京火燒圓明園，徹底打破了清朝統治者的天朝迷夢，承認遇到了“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因此必須重新認識世界。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在西方列強的強烈抗議下，清政府規定今后“夷人”均稱為“洋人”，“夷務”均叫“洋務”。這不僅是名稱上的變化，也意味著對外政策的變化。《天津條約》允許外國公使駐京，標志著西方列強開始干涉控制中國的內政外交。清政府設立了總理衙門管理一切對外事務。中國洋務派開始在“自強”、“求富”的口號下大辦洋務。

19世紀中期以來，清政府主要依靠傳統的馭夷之術處理中外關系，主要外交策略是以夷制夷和均勢外交，即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使其互相牽制。但是以夷制夷和均勢外交必須以利益為誘餌，是以喪失國家利益為代價的，只不過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者而已，結果只能是一次次的喪權辱國。

第四個時期，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初，一次圖強變法的失敗和逐漸喪失抗拒外強的信心。中國人民反抗外強的方式發生變化。甲午中日戰爭，大清帝國竟敗在“東夷小國”日本手下，被迫簽訂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這既使中國人感到奇恥大辱，又刺激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同時它還引發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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