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粵興盛貿易有限公司(老板一詞的來歷？)

從整體考慮，特別是考慮到同北京政府的關系，對此我們要妥善處理。”卜爾熙亦認為，與孫中山的南方政權只能保持非官方關系。對孫中山在德國招募顧問和游說德國企業家等活動，德國也表示不會給予“官方支持”，以免引起“我們已經承認的北京政府的誤解”。

1921年~1924年間，孫中山積極聯德，三派代表赴德游說，并與前后三位德國駐廣東領事反復交涉，卻都收效甚微。德國官方一直未接受孫中山的倡議，只是在非官方的框架內對其經濟設想提供了有限的支持。盡管孫中山的聯德構想未獲實現，但其這一主張卻“為后來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發展對德關系定下了基調，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二、20世紀30年代的中德關系

1925年2月28日，魏瑪德國第一任總統艾伯特因病去世。4月26日，興登堡當選為魏瑪共和國第二任總統。1928年8月17日，魏瑪德國宣布承認南京國民政府。中德雙方的關系亦從此邁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1928年11月，德國陸軍前上校馬克斯·鮑爾（Max Bauer）率領一個由他組織的25人的顧問團來到南京，以私人身份受雇于蔣介石政府，協助中國進行軍事現代化建設。這個25人的顧問團包括10位負責軍事訓練的軍官、6位軍械后勤軍官、4位警政專家和5位經濟、市政管理、鐵路管理、醫療、化工方面的專家，以“幫助蔣介石消滅各地軍閥，把中國變成德國的市場”。

從1928年鮑爾來華任職至1938年希特勒德國撤回所有在華顧問為止，總共有135名德國軍事顧問受到官方的認可，被派往南京國民政府任職，其中還不包括8名文職顧問和許多省級軍事、技術專家。這些德國軍事顧問大多數是普魯士帝國軍隊以及后來的國防軍參謀總部的軍官，他們的在華活動與德國的經濟、政治領導集團利益緊密聯系，在重新恢復德國自《凡爾賽和約》以后失去的在華經濟和政治影響過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3年1月希特勒上臺以前，德國的對華政策還缺乏明確的指導思想和戰略目標，因而當時軍事顧問團的活動也沒有完全同國防軍或德國政府的官方政策結合起來。第一任軍事顧問鮑爾上校對于國民政府的軍隊現代化起了很大作用，在其建議下，南京政府成立了一個教導隊，轄有一個步兵隊、一個重兵器隊、一個炮兵隊和一個通信隊，裝備德國兵器，并以德國顧問指導訓練，是國民黨軍隊中多兵種現代化部隊的胚胎。教導隊初建時為一個團，1930年擴為教導師，爾后又擴編為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三十六師，不僅武器，甚至連軍樂隊的鼓號都由德國提供，成為蔣介石嫡系部隊的中堅力量。

鮑爾不僅在國民黨軍隊現代化上做出貢獻，還在德國鋼鐵和化學工業對華貿易的增長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鮑爾率領的顧問團中，經濟與技術專家占據了核心地位。他在給蔣介石的“整理中國陸軍建議書”中就申明，中國“必須先有完整的軍火工業、交通、電訊、郵政，甚至市政與衛生設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現代化之國軍均將受其阻礙”。鮑爾利用自己的顧問身份，多次與在華的德國法本化學公司、史蒂夫斯道夫辛迪加等著名大公司的代表直接會談，商討拓展兩國貿易問題，并使德國大壟斷財團直接與蔣介石取得了聯系。1929年3月，德國工業家協會主席、法本公司總裁杜伊斯博格來華訪問，同蔣介石進行會談，表示德國工業界樂于同南京政府直接打交道，共同發展兩國貿易。在鮑爾的建議和陪同下，蔣介石派出了陳儀為首的中國考察團，專赴德國考察政治、軍事及軍工技術，并與克虜伯、西門子等大公司簽訂購買了價值近100萬德國馬克的武器和軍需品的意向性合同。

1929年10月開始的經濟危機在美國首先爆發。美國在戰后將大量資金借給急需經濟復興而資金匱乏的歐洲各國，一舉成為全球最大債權國。為了應付經濟危機，美國開始從歐洲抽回資金，由此使得歐洲的經濟基礎產生了動搖。歐洲的經濟危機便于1931年5月率先在嚴重依賴美國資金的奧地利和德國爆發。在此之前，德奧曾擬建德奧關稅同盟以共同應付經濟危機，但遭到法國的堅決反對。5月11日，占奧地利銀行業務近2/3的奧地利信貸銀行宣告破產；7月13日，德國三大銀行之一的達姆斯達特銀行宣布倒閉，至8月5日，德國所有銀行均關閉。德國國內工人運動迭起，魏瑪政權搖搖欲墜，極端政治力量紛紛登場，布呂寧政府被通貨膨脹、財政崩潰和大規模失業等社會問題攪得焦頭爛額，此一時期德國的外交政策帶有較為明顯的“保守合作，低調參與”的色彩，在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后，也刻意地保持了中立態度。10月10日，德國外交次長畢樓（Bernhard Wilhelm von Bülow）在日內瓦對德國駐國聯公使莫提烏斯（Gerhard von Mutius）說：“德國對待滿洲事變的態度原則上應該在華盛頓九國公約的框架內，應盡量少參與。”

從艾伯特總統時代起，魏瑪德國對中日一直采取的是等距離外交的政策，不愿開罪其中任何一方，以保證本國利益的最大化。盡管德國政府小心翼翼地在九一八事變后的國際輿論中保持中立，甚至通過輿論將公眾支持中國的思想導向中立，1932年初，日本各大報紙還是猛烈抨擊了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參加了中國方面一二八抗戰的軍事行動，使得德國政府不得不在外交上討好日本。

1932年3月1日，由日本關東軍扶植的偽滿洲國建立，日本駐德國大使小幡酉吉多次造訪德國外交部，在不同場合提議建立兩國在滿洲的紀念館及合作關系。德國方面表示接受提議，但又“絕不采取任何特別的主動”，很顯然，德國不想因承認偽滿問題而得罪中國這個從經濟上來說更為有利的亞洲伙伴。以1930年來說，德國與中日兩國的貿易總額分別是3.475億帝國馬克和2.34億帝國馬克，德國的油脂工業幾乎完全依賴中國滿洲里的大豆出口。9月14日，小幡酉吉又向德國外長牛賴特（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提交了一份關于請求德國承認偽滿的備忘錄，牛賴特推說要經外交部商議才能答復，但此事隨著巴本內閣的倒臺而不了了之。

1933年1月，興登堡總統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巴本為副總理組成新內閣。隨著希特勒的上臺，德國的內政外交亦有了新的變化。在自傳式的作品《我的奮斗》中，希特勒提出要為亞利安民族爭取“生存空間”、土地、資源，德國必須向外擴張，而擴張的手段就是對外戰爭。無疑，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的無戰略構想的消耗戰對德國是相當不利的，希特勒設計了一種新的不同類型的戰爭——閃電戰爭。這種戰爭需要做兩件事：迅速重整軍備和把潛在的敵國一一孤立起來，利用暫時的軍事優勢來進行一場短期的對敵各個擊破的戰爭。這樣的戰爭將擴大德國的人口和工業基地，使德國軍隊取得有用的經驗，并把潛在的敵國嚇唬住，從而加強德國，以便進行下一場這樣的戰爭。

在希特勒的戰略構想中，中國和日本均占有一席之地。中國作為德國在遠東最大的貿易伙伴和原料供給者，是德國許多重要戰略資源諸如鎢、銻、錳、鉛、大豆、棉花的來源，也是德國工業產品的重要市場，同時德國可以從對華貿易中得到其缺乏的大量外匯。而日本則是德國借以牽制蘇聯勢力、吸引英國在遠東注意力的重要籌碼，德日雙方對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共同不滿使得日本成為德國一個潛在的盟友。另外，希特勒的外交重心主要放在歐洲，只要中日兩國保持和平關系，德國與這兩國的關系就不構成難題。因而在希特勒掌權初期，德國對中日兩國仍然實行魏瑪政府的“等距離外交”原則。

1933年夏，前德國陸軍上將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訪問中國，隨后又于次年4月受聘于南京國民政府，擔任蔣介石政府的局勢總顧問。塞克特曾任德國國防軍參謀長、總司令，在《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只能保有10萬陸軍的情況下保佑并整頓了德國國防軍，并因此獲得了“國防軍之父”的稱號。包括丘吉爾在內的很多人認為，戰后德國的大裁軍事實上是歐洲安全的一個隱患，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德國軍隊的精英化，而塞克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塞克特同德國軍界、政界和經濟界上層人物關系密切，他將中國軍隊的重整工作交給自己的副手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處理，本人則致力于軍事工業及軍火貿易，在其1933年6月30日遞交蔣介石的《陸軍改革建議書》中就大肆鼓吹武器的作用，但中國兵工廠目前提供的裝備遠不能滿足需要，“在歐洲軍火公司的幫助下”，中國將能順利建立起軍火工業。1934年5月，蔣介石做出決定：今后將只購買德國軍火，并授權塞克特與軍政部工兵署署長俞大維磋商決定購買軍火的種類和數量。不久，塞克特將德國在華軍火商漢斯·克蘭（Hans Klein）引薦給蔣介石，有意使其作為援華建軍計劃的執行人。

1934年1月24日，克蘭在柏林創辦私人有限公司合步樓（Hapro，“工業產品商貿公司”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strielle Prokte的德文縮寫），總資本20萬馬克，克蘭獨資19萬馬克，主要貿易對象是發展同中國的軍火和戰略性原料貿易。早在與蔣介石政府就合作問題談判之前，克蘭已經就軍火貿易與粵系軍閥陳濟棠簽署了《中德交換貨品合約》和《浥江口各兵工廠建筑物承建合約》，分別價值5490800港幣和657000港幣。事實上，合步樓公司的成立是得到德國軍政部（后改稱國防部）的暗中支持的。一個間接的證據就是，隨著《德華信用借款合同》的簽署，克蘭及其合伙人將合步樓的全部股權轉讓給軍政部，同年，德國超越英、法、日，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

8月23日，經過歷時4個星期的談判，克蘭與國民政府代表孔祥熙在南京秘密簽訂了《中國農礦產品與德國工業品互換實施合同》，開始了以德國的工業產品、武器裝備、機器設備、技術、人員等換取中國農礦產品和原料的易貨貿易。但由于克蘭與陳濟棠的秘密協約引起了蔣介石的不滿，在1936年3月底德國軍政部停止向廣東當局運送軍備后，中德雙方遂于4月8日在柏林簽訂了《德華信用貸款合同》，德國政府給予中國政府以貨物信用借款1億馬克，并且規定德國政府將1億貸款交由德意志銀行與中國中央銀行執行雙方貨物互換的付款業務。從此，南京國民政府由資源委員會籌集鎢、銻等礦產，中央信托局籌集桐油、生絲等農產品，來交換大批的德國軍火、兵工廠及重工業設備。

中德易貨貿易對德國的意義是深遠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疆界內，煤炭是德國唯一能夠自給自足的戰爭原料，85%的石油、80%的鐵礦、70%的銅、90%的錫、95%的鎳、98~99%的鎢和銻，以及20%的糧食來自國外。隨著德國于1933年10月相繼推出國際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希特勒擴軍備戰的意圖也日趨緊迫，為了賦予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缺乏的那種經濟持久耐力，必須對國家的生產能力進行有計劃的、長期的動員，并為應付一場突發的持久而“全面”的戰爭貯存原料，而《中國農礦產品與德國工業品互換實施合同》的正式實行則為德國達到了這個戰略目的。合同簽訂之后，希特勒通過塞克特致函向蔣介石轉達謝意，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國防部長布隆堡也致函蔣介石等人表示祝賀。自此，中德關系進入了所謂的“蜜月時期”。英國報紙對此評論道：“同其他列強關系相比，中國同德國關系更加密切，無論在經濟、政治上，還是軍事關系上，德國人都獨占鰲頭。”30年代晚期，英國外交部一位官員這樣評論德國的對外貿易：

德國用計帳結算方式從瑞典買進一千噸鐵砂，來煉出五百噸鐵。德國用易貨方式從中國買進十噸鎢，又用計帳結算方式從土耳其購進二十噸鉻砂。德國用這些沒有花一分錢現金買來的材料煉出五百噸優質鋼。德國用本國的輔助原料、燃料、電力、勞力和技能造出（譬如說）十輛坦克、兩部渦輪機和一百臺打字機。坦克投入現役；德國（因為它的坦克幾乎已足夠了）就把去年型號的四輛坦克調出來供出口。其中兩輛賣給中國，兩輛賣給土耳其；德國人不僅付清了鎢和鉻的價款，而且還換得十大捆棉花和一百噸黃豆。渦輪機賣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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