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蘇區建設中對外貿易是對哪個(微眾銀行 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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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鄧世昌

自古以來，犧牲在戰場上，一直是愛國軍人引以自豪的志向。特別是那些明知死在眼前仍勇敢赴難的人，更令人崇敬。在中日甲午海戰中犧牲的鄧世昌就是這樣的人。

鄧世昌是我國最早的一批海軍軍官中的一個，是清朝北洋艦隊中“致遠”號的艦長。他有強烈的愛國心，常對士兵們說:：“人誰無死?但愿我們死得其所，死得 值!”

1894年，中國和日本之間爆發了甲午戰爭。鄧世昌多次表示：如果在海上和日艦相遇，遇到危險，我就和它同沉大海!

這年9月的一天，日本艦隊突然襲擊中國艦隊，一場海戰打響了，這就是黃海大戰。戰中，中國擔任指揮的旗艦被擊傷，大旗被擊落，鄧世昌立即下令在自己的艦上 升起旗幟，吸引住敵艦。

他指揮的致遠號在戰斗中最英勇，前后火炮一齊開火，連連擊中日艦。日艦包圍過來，致遠號受了重傷，開始傾斜，炮彈也打光了。鄧世昌 感到最后時刻到了。

對部下說：“我們就是死，也要壯出中國海軍的威風，報國的時刻到了!”他下令開足馬力向日艦吉野號沖過去，要和它同歸于盡，這大無畏的 氣概把日本人嚇呆了。

可不幸的是，致遠號在前進中中了魚雷，船體爆炸，沉入海底。200 多名官兵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4、鄧小平

鄧小平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

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鄧小平理論的主要創立者。

他所倡導的“改革開放”及“一國兩制”政策理念，改變了20世紀后期的中國，也影響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曾兩次當選《時代周刊》“年度風云人物”。

5、袁隆平

袁隆平解決了三系法雜交稻研究中的三大難題。一是提出用“野生稻與栽培稻進行遠緣雜交”的技術方案，終于找到了培育雄性不育系的有效途徑。

于1973年實現了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復系的“三系”配套。二是育成強優勢的雜交水稻“南優2號”等一批組合，并在生產上大面積應用。

成為世界上第一位成功利用水稻雜種優勢的科學家。三是突破了制種關，過去的研究認為，水稻異交率僅2.4%，雜種一代種子產量極低，離生產要求相距甚遠。國際水稻所1971年開始研究。

1973年放棄，原因也就是當時在該所沒有人相信可以解決制種難題。而袁隆平領導的課題組成功地解決了這一難題，制種產量逐漸提高，現在高的已達畝產300公斤以上。

馬葛爾尼訪華的意義

從馬嘎爾尼訪華到中國加入WTO(朱學勤)

2004年8月4日 「南方周末」

這一歷史單元長達210年。要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把這些年發生的事情說清楚，幾乎不可能。即使穿黑格爾所言德國"七里靴"，一步三十年，也不可能走出這一歷史沼澤。我只能嘗試以最簡略的方式，交代我對這一歷史單元的基本理解，即：兩個對子，四個國家，中國在這其間走過了一個"之"字形。

所謂兩個對子、四個國家，是從近代社會制度試驗與政治文化的類型對比而言：英美為一對，法俄為另一對，雙峰對峙，二水長流。我不認為從1946年5月12日邱吉爾致杜魯門電報第一次說到"一道鐵幕在俄國那一邊落下"，到1989年蘇東巨變這一所謂的"冷戰時代"有多么了不起。除了意識形態符號上有一點獨特色彩，它并不具有獨立于前后歷史的內容，相反，我認為，所謂"冷戰時代"只不過是上述歷史單元中一個距離我們最近的發展階段。與其關心那些意識形態符號，不如看一看另一個富有戲劇性的內容：這兩個對子中的傳棒與接棒，都是在戰場上分別完成。1783年，英國在戰場上失敗，卻把政治傳統的接力棒傳給了它的對手美國，后者把前者開辟的憲政方向推向深遠，制度文明走得更遠。無獨有偶，1812年，法國革命的最后階段――拿破侖帝國，也是被沙俄領頭的反法聯盟打敗。就在沙俄軍隊占領巴黎其間，哥什克騎兵席天幕地，放馬香榭里舍大街，這支軍隊中的青年軍官則為法國革命的眩目色彩所激動，尋訪讓－雅克－盧梭的浪漫遺跡，下馬接受被占領國政治文化的洗禮。再加此前彼得大帝改革強迫俄國脫亞入歐，實際上是脫亞入"法"，整個俄國上層社會基本融入法語世界，以致于"一國兩語"，彼得堡的領主下鄉收租子，領主說法語，農奴說俄語，誰也聽不懂誰。這樣的俄國在戰場上打敗了那樣的法國，實際上是打敗自己的精神之母，就此接過后者在政治上的接力棒――激進革命傳統，應該說順理成章，并不需要多么獨特的想象。1812年的勝利者回國不久，果然發動俄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革命運動――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十二月黨人可歌可泣，就人格言，是歷代俄國革命者中最為令人尊敬的一代，但是他們的精神來自法國，則沒有疑義。此后前仆后繼的俄國革命，基本上是法國革命的后延，都是把自己的事業視為法國革命的接力賽。世界歷史如此相反相成，富于戲劇性，可能超過生活于這一歷史單元內所有文人的藝術想象之總和。馬克思曾言，"只有世界史才是最偉大的詩人"，誠哉斯言！

最早發現英法對峙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不是我，而是法國人――托克維爾。150年前，托克維爾就發現英法兩國相互在暗中偷窺，悄悄較勁，他們之間的分歧，將決定此后文明的命運。我只不過順此思路，發現還有后來一幕，即他們的接班人都是戰場上的對手，他們是在戰敗時把手里的歷史大棒傳給了勝利者。那么，這兩根棒子有哪些不同呢？

通俗地說，問題可能從人性基本假設開始。英美這邊則要暗淡得多，具備所謂"歷史的幽暗意識"。他們至多只能想到這一步："因為人性是邪惡的，所以，民主是必須的；因為人性是善良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人心中最為柔軟的那一塊，他們不敢碰，更不敢設想能去兜底翻，以道德運動或文化革命刷新之，徹底改造之。他們至多只敢在制度層面用心，鋪陳"繁文縟節"，以監督掌權者人性之惡。法俄這一邊，有多少雙浪漫的熱眼，緊盯著人心中柔軟的這一塊，就有多少只"看得見的手"伸進去大膽攪動。"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最后都是"敢教靈魂換新天"。人性既能至善，人間也就能建天堂。倘若建設人間天堂的革命進程遭到阻抗，則阻力必來自最終根源――人性中私心之蒙蔽。英國在革命前只有一個弱啟蒙――啟蒙人的理性，是為了認識人之理性局限，人之本性無奈；美國革命之前則幾乎無啟蒙，1787年憲法并不是來自革命前積有啟蒙成果――國民性之改造，而是承認并肯定社會各階層利益分殊，在此基礎上摸索黃仁宇所謂"在數字化上的管理"。而法國革命則不然，之前不僅有強啟蒙，而且是長啟蒙，啟蒙是為了認識理性之無限，人性之至善。這就注定英美革命不浪漫，無審美，充滿妥協，尤其是它那有限革命論，從不敢有革命崇拜：不得已政治革命，則盡可能不觸發社會革命，已經進入社會革命，則萬萬不能深入至文化革命，革靈魂深處的命。英國革命以"宗教容忍法"結束，所謂"宗教容忍"，在那個時代幾乎是精神自由的同意語。美國革命后則在憲法中規定人的精神狀態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徹頭徹尾的政教分離，政不歸咎于教，教不歸結于政。人心中最為柔軟的那一塊，"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法俄則不在制度層面用力，而是繞過制度，直逼人性，從政治革命到社會革命，最后一幕總要有文化革命，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不殺靈魂不剎戲"。早在我們中國"文化革命"之前，他們已經搞過不打引號的文化革命。如公元1794年，法國人把他們的雅克賓專政的深入發展，即稱為"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斷頭臺瘋狂起落，羅伯斯比爾論證說："沒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惡的；沒有恐怖的美德，是軟弱的"。本－拉丹應該感謝法國政治文化，早在二百年前就準備好如此對稱的理論表述，足夠他今日受用。我們所熟悉的"文化革命"各類劇目，兩百年前的法國都已試過：包括改人名、地名，甚至撲克紙上四個花牌的稱呼，都有過革命化的改名。

幾乎與法國人轟轟烈烈搞文化革命同時，英國人派出一個貿易代表團訪問中國，即1792年馬嘎爾尼，陰悄悄訪問中國。后者之歷史意義，不亞于前者，但是被法國革命的奪目烈焰遮蔽。馬嘎爾尼訪華，卑之無甚高論，也就是今天我們討論WTO時耳熟能詳的八個字："自由貿易，協定關稅"。乾隆拒絕這八個字，是因為外夷不肯行雙膝下跪大禮，"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天朝體系和英國人開始搞的條約體系，是當時東西方兩個"世界體系"。世界2要求貿易自由，協定關稅，世界1則認為"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雞同鴨講，云里霧里。馬嘎爾尼退讓，但只能以單腿下跪為限。也不知道是少跪了哪一條腿，惹惱乾隆，鎩羽而歸，而中國則與當時正處于雛形的"WTO"失之交臂。乾隆"圣恩眷隆"，只看重使團中最小的一個成員11歲的斯通，曾把這個虬發碧眼的西崽喚上龍膝撫弄，驚異不已。48年后，斯通參加英國議會有關是否與中國開戰的投票，毫不猶豫投下了贊成票。他的理由是：中國聽不懂自由貿易的語言，只聽得懂炮艦的語言。從此有了令兩百年中國屈辱不已的鴉片戰爭。清華大學前歷史系主任蔣廷黻總結這一段歷史，言簡意賅："1840年以前是我們對人家不公正，1840年以后是人家對我們不公正"。世界1和世界2，其實也如幼兒園里的翹翹板，一頭高一頭低，二百年擺不平。

中國因此而落后，因落后而追趕，所幸方向還沒有選錯。馬嘎爾尼此一事件，不亞于中國二十五史中的改朝換代。它給近代中國破題，是"之"字形上面的那一點。"一點"之后的"一橫"是徐繼畬、林則徐開筆，所謂"開筆"，也就是開眼正視而不是側目俯視那個世界2。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中國人基本上是以英美為師，曰船堅炮利，則以小農經濟參加世界軍備競賽，居然也能弄成"遠東第一艦隊"――北洋水師；曰政制改塑，也能建立"遠東第一共和"――"驅逐韃虜，建立合眾政府"。這兩項成就，是那"一橫"里的基本內容，當時超過日本，今天也不遜于我們這些后輩。這"一橫"里也有隱患。隱患多多，首推政制老邁，雖改制亦難起步。今日或可說其二：作為文化大國，這一國家的文化資源尤其是文學資源過剩，自然向文學之外漫溢，以文化或者干脆以文學問政，不耐制度層面的積累和堅持，將初創共和起步階段的一時曲折歸咎于人心蒙蔽，逐漸發生文化決定論，產生文化革命的沖動。首作俑者可能要數粱啟超，所謂以小說改造人心，以人心改造政制，一害小說，二害人心，三害政制；繼起者也有胡適，"新文化運動"把注意力從政制轉向文化，悲情可憫，但也可擔憂處。

中國者，以文學思維問政之盧梭太多，以數學頭腦研制憲政之漢密爾頓太少。走到這個時候，法國人正在迷路，而我們卻摸到了人家門口。故而陳寅恪在那時就說："西洋各國中，以法人與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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