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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高利貸形式。清人祁雋藻說：“竊聞城內外，現有殷實山西等省民人開設鋪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鋪以及軍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錢文，或計日，或計月清算。”（張正明、薛慧林《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張杰《津門雜記》稱：“印子錢者，晉人放債之名目也。每日登門索道，還訖蓋以印記，以是得名。是雖盤剝小民，然剜肉醫瘡，亦權濟目前之急。”由上可見，在票號產生前已經出現了因商品貨幣經濟發展而產生的各種類型金融機構，這就是說票號的產生是在上述貨幣經濟發展、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活躍，出現了一些金融機構的基礎上而產生的。

第四，鏢局運現已不能適應越來越擴大的貨幣交割需要。在商品交易過程中，由于商人異地采購業務的不斷擴大，現銀調動額數也越來越大，次數也越來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運現就成為一個突出問題。鏢局就是在這種狀況下應運而生的專門運現機構。所謂鏢局，以“雇傭武藝高超的人，名為鏢師傅，腰系鏢囊，內裝飛鏢，手持長槍（長矛），于車上或馱轎上插一小旗，旗上寫明師傅的姓，沿途強盜，看見標幟上的人，知為某人保鏢，某人武藝高強不敢侵犯。重在旗標，故名標局。”鏢局起運的騾馱子，人稱“標馱子”。每一馱可馱銀3000兩。山西祁縣是著名的戴氏心意拳發祥地，有武功之人不少，而山西商幫遍布全國各大商埠，商品交易中常需運現，放開設源局者山西人居多。衛聚賢《山西票號史》載：“考創設鏢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張黑五者，請于達摩王，轉奏乾隆，領圣旨，開設興隆鏢局于北京順天府前門外大街。”（衛聚賢《山西票號史》）衛聚賢還進一步推論，鏢局是明末清初顧炎武、傅山、戴廷軾為反清復明，以保護商人運送現銀而設。鑲局不論何時開創，山西人業此行者不少。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開辦的鏢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晉元在張家口開辦有“三合鏢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開辦有“興元鏢局”。此外還有“志一堂”、“長勝”、“三義”、“無敵”等鏢局，太谷車老二，祁縣戴二閣等都是有名的鏢師傅。（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業資本》，《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鏢局運現一般是按季起運，以歸化城鏢局來說，凡運往直隸的白銀，路線是經平型關、駱駝峪，達平山、唐縣；運往山西的白銀，由殺虎口，往雁門關，達祁縣、太谷。但是鏢局運現，隨著社會的動蕩，土匪四起，已不安全。

因此，山西商人隨著商業貿易的擴大，靠鏢局運現確已遠遠不能適應業務發展要求，更何況鏢局運現時間長、費用高，安全系數低。在這種情況下，以經營匯兌為主的票號自然就應運而生了。

票號由晉商首創，原因為：

其一，晉商資本積累比較雄厚。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時，山西商人資本“百十萬家資者，不一而足”。

其二，晉商經營活動的需要。山西商幫多數從事長途販運，商品流轉和資本周轉慢，墊支資本大，在資本不足的情況下，就需要向社會借貸。例如山西商人販運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廣茶，經水陸之途運銷至北京、歸化城、張家口、蒙古草原、烏里雅蘇臺、科布多、恰克圖和西北蘭州、新疆伊犁、塔爾巴哈臺等地，路程數千里，資本用量大，周轉慢，需要大量貨款，為了適應營銷活動需要，山西商幫首先創辦了賬局，經營存放款業務，后來，在賬局的基礎上而形成票號。

其三，晉商的商號之間資金調撥和結算的需要。晉商商號遍布全國各地，形成一定規模的商業網絡。而各地商號的盈利，均須解回山西總號，統一結賬分紅，同時總號與分號之間，也要發生資金調撥。過去對此均采用由鏢行保鏢運現銀形式。但是由于乾嘉以來社會極不安寧，保鏢運現極不安全。為了解決運現銀問題，于是以匯兌形式出現的山西票號就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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