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中國和德國之間的貿易緊密程度一直都不(試論中國如何借鑒歐盟一體化所取得的成就,在應對亞洲各國的合作浪潮中占據更有利的地位。)

出口，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使之成為未來我國對外貿易新的增長點

改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制度：鑒于人民幣貶值曾是刺激我國外貿快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也是造成外貿依存度不斷提高的主要因素，要將人民幣匯率穩定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完善人民幣的形成機制，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制度

此外，國內企業可以通過走出去，將生產廠建立在目標市場當地，避開貿易壁壘，降低順差額，使得我國的國際收支趨于平衡，進而可以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使得我國的貨幣發行能夠維持在一個合理水平，減小因為熱錢流入增發貨幣引起的通脹壓力

重視節約資源，維護國家安全和可持續發展：高度重視我國的能源資源保護戰略，建立和完善重要資源保障制度

首先，制定境外資源利用戰略，加大對自然資源的開發性投資，中國除了在海外尋找能源供應地以外，還應積極推進與國外在節能技術領域的合作；其次，加強資源導向型對外投資，進行戰略性資源儲備；再次，政府應制定國家節能計劃，制定各種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的獎勵性和強制性措施，加強監管，走高效低耗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此外，要建立更合理的政府業績考核體系

改變以追求貿易目標增長為對外貿易政策核心的做法，轉變觀念，建立科學評判外貿政策和政策實施效果的指標體系，將以往立足于進出口數量的持續增長，轉化為將“以質取勝”確立為整個外貿政策的核心

全球化對德國的影響

著知識經濟的時代的來臨，知識創新對國民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日益顯著。從長遠的觀點看，R&D投入對于提高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競爭能力至關重要。進入90年代以來，德國的R&D投入從資金規模和占GNP的比例上都維持有一定的規模。但其中有兩個特色：一：政府在研究與開放投資中所占比例不斷減少。二：經濟界對應用研究的投資越來越多。

盡管政府在整個研究與開放投資中的比例不斷減少，但總量上卻仍是增加的。企業界的參與表明，基礎研究的成果不可能只對參加基礎研究的企業有利。由于與美法英等國相比，德國政府在軍用投資上的比例較小，用在民用上的投資更有利于提高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能力，因而德國在政府對研究與開發的投資上處于一種非常有利的地位。盡管如此，德國政府和企業界仍然需要迎接未來的挑戰。

面對的困境

許多德國人把20世紀70年代看成是德國工業發展的高峰。“德國制造”不光只是非常好的產品的標志，而是也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工業體系的象征。作為一個相當成功的模式，德國工業得到了國際上的承認。德國在制造工程、動力工程和化學工業方面的技術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對德國產品的需求是如此之旺盛，以致許多制造商都感到勞工短缺，不得不引入客籍勞工來滿足日益增長的客戶的需要。

然而，到了80年代，情況就慢慢地發生了變化。德國的工業似乎逐漸喪失了競爭力。美國的汽車市場的行情變化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德國汽車逐漸為日本汽車所取代。在其它工業領域，德國人也發現其競爭實力越來越受到挑戰。競爭對手在產品質量、產品設計、原料花費、售后服務等方面一點都不輸于自己。有些德國學者或外國學者都認為德國的工業失去了競爭力。[1]

盡管不同的研究者對德國工業走下陡路的分析各不相同，但在一些基本特征方面，卻有相同的見解。歸納出以下幾點。現在將我們逐一加以分析。

第一：相比于其它幾個主要的工業發達國家，德國的勞工太貴。如果以當時美元與馬克的匯率計算，1996年一個德國工人每小時所得為3l.87美元，日本為20.84美元，而美國僅為l7.70美元，我國的臺灣地區為5.82 美元。[2] 雇主付給德國工人小時工資太高，當然，由于高稅收和高福利政策是相聯在一起的，德國工人實際上并沒有得到這么高。更重要地是，德國工人的勞動時間在幾個發達國家中已降到了最低點。德國企業家抱怨，高小時工資加上超短的周工作時間，使得德國企業在與對手競爭時如同帶著兩副手銬。難怪最近德國國內有人提出每周工作50小時，以減少失業，增加競爭的倡議。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德國的企業不靈活。德國企業在從發明到應用過程中顯得太慢。[3]其理由認為德國的公司結構不夠靈活，不適于目前越來越短的產品生命周期。他們的發明周期過長，在將發明推向市場時又不及時，當然沒法與快捷的競爭對手相比。比如，目前在移動通信市場方面，德國的西門子從許多方面都落后于芬蘭的諾基亞和美國的摩托羅拉。

第三，認為德國過于繁瑣的法律、法規影響了德國企業的競爭力。當德國企業和商人在國外投資和辦廠時，他們受到較少法律上的約束，而在國內卻不得不與一個嚴密的規則網打交道。規則的泥潭使得德國企業家少有新的想法。由德國研究機構發明出和很有希望的創新很少有機會由德國企業商業化。缺乏創新的產品也是德國落后的原因之一。

第四，認為德國企業太強調技術層面，因而忽視了雇主的偏好。從文化上講，德國的管理人員有很強的工程取向。他們本人也是在這種氛圍和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在設計的過程中，德國的工程師都傾向于追求最完美和最先進的概念。人們認為，在技術開發過程中，這些特性導致了“以技術為中心”的想法，但這并不為消費者所偏好，消費者所喜歡的是實用并易于使用且花費相對較少的產品。與德國企業相反，外國的競爭者把技術僅僅看成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能滿足消費者的需要。

第五，認為德國的工會具有過大的權力和影響，按照共同參與的法律權力，它們有對企業發展發表意見的權力。因此，德國的雇主們常常要與工會妥協。而這個結果卻是與市場的靈活性規則相違背的。因此認為德國的企業在適應市場的變化方面不夠靈活。

第六、德國的創新地點太過于集中。盡管聯邦德國是一個非常強調社會性的（soziale）的國度，但它的工地區差異還是相當大。比如，德國的研究與開發活動主要分布在下述八個地方：慕尼黑(12%)、斯圖加特(12%)、黑森州南部(9%)、萊因－內卡河地區(6%)、柏林(4%)、杜塞爾多夫(4%)、Braunschweig (3%)以及科隆(3%)等。這些地區的R&D費用占全德國的53%。東部德國盡管正在復蘇，但在研發方面與西部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當然這在發達國家里還不是最糟糕的。比如，僅維也納就占整個奧地利R&D的52％。但消除區域之間的不平衡，仍是聯邦德國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4]

最后，范圍廣泛的環保主張，也被認為對經濟競爭力不利。德國人公眾論對環境退化、再循環和自然保護過于關心，企業必須尊重公眾的態度和環境規則與要求。據說工業界認為這些壓力進一步增加了費用，送減少了德國產品的競爭能力。

德國居高不小的失業率又反過來對其競爭力產生影響。到了90年代后期，德國的失業人口已超過400萬，失業率高達11％。盡管與意大利和法國相比，德國的失業率也不算太高，但與美國、日本、英國和荷蘭相比，還是高出許多。而且整個90年代的經濟增長率都不高，民眾的購買欲望不高。盡管銀行利率較低，德國公司還是不太愿意在國內投資。大部分德東地區（原民主德國）經濟蕭條，原來所謂統一之后，迅速繁榮的諾言成了謊言。德國馬克也一再降值。聯邦政府當時面臨著低效率的平均主義，權利相當集中化，地位分配政治化所帶來的嚴重后果。消除政治性的資格指派的后果，提高縱向流動性，彌補第三產業化的空白，消滅人浮于事，重建有能力的中產階級，消除遷徙壓力成了非常緊迫的結構調整問題。因而，還沒的有時間來談發展。

但是，上述對德國競爭力的解釋，并不是完全能站住腳。也有大量相反的證據來反駁上述論點。比如，盡管德國的勞動力非常昂貴，德國的生產力仍然很高，出口產品的單位工資最終花費（final wage 買粉絲sts per unit of output）在國際上仍有競爭力。德國工業產品的出口仍創新高。 人均出口額比美國高兩倍。比日本高1/3。不可否認，德國的產品在世界市場上仍有很強的競爭力[5]。

另外還有證據表明，德國的一些大公司，比如拜爾、Höchst、BASF、達姆勒-奔馳（Daimler-Benz）和大眾汽車公司都在結構上做了調整，恢復贏利。一種以贏利為導向的管理態度在大企業中出現。股票市場對這種態度也做出了正面回應，從長遠走向看，這種態度帶動了德國股市走向新高。

盡管失業人口的比重還沒有降下來，而且仇外和排外的事件時有所聞，但德國的整個社會體系還是運轉良好。教育和福利體系還保持著。

之所以出現上述相互矛盾的解釋，是因為有些研究基于少數的例證，因而很容易找出相反的例證。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德國的核心制造業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時，如何才能保持競爭優勢？這一點已經引起了德國工業界的廣泛關注。工業結構已經重新開始調整，要么合并，規模增加，要么減少冗員。許多德國企業擴大了在海外的生產。另外，留在德國的制造業也開始采用新技術，新的生產概念來提高生產率、改進質量，增加靈活性。但并不是所有德國的企業都做到了這一點，步調不一致。

未來的挑戰

我們今天已處于21世紀的開端。目前有關全球化的討論正如火如荼。不管我們是否喜歡它，全球化都不可逆轉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各國政府也都積極地尋找對策，來適應所帶來的變化。作為一個國家至關重要的技術政策，也應得到相應的調整。作為工業企業，也要有相應的戰略對應。全球化的贏家，只能是那些對此作好準備的國家或地區或公司。它們具有競爭實力，對外開放，成為信息、交流和知識應用的中心。未來的國家創新政策應該在這方面多下功夫。不只是鼓勵單個企業的創新突破，而且應建立支撐這種突破的創新網絡。

前聯邦教育與研究部部長提出了與國際化和全球化有關的五個問題[6]

1. 增加區域競爭力的可視性

2. 融合研究與應用

3. 支持并促進商業啟動

鼓勵新的商業和支持中小型企業非常重要。OECD發現，在OECD成員國中，5%的中小型企業創造了幾乎70%的新的工作。風險資本的投資在1996至1998年間上升了240%。這一趨勢還在上升。生物技術公司從1995年到1996年從75家上升到150家，1997年又上升到300家以上。5.65億德國馬克的私人風險投資已投到“生物區”(BioRegio)。

4. 擴展德國的教育和創新體系

5. 架設國際橋梁

德國國內研究的國際化，比如，馬普學會在Njmwegen設立了心理語言研究所。與我國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進行合作研究。夫瑯和費協會在美國建立了激光技術、產品工程、材料研究、醫學技術和計算機制圖的研究中心。在馬來西亞建立了高級軟件開發中心。正是這些在國外的研究基地的建立，使得德國的企業容易地在當地找到合作伙伴。1997年從美國得到的研究合約為一千一百萬美元。另外，夫瑯和費協會還加強了在亞洲的活動。在中國建立了兩個不同性質的辦事處[10]。與此同時，德國政府也鼓勵外國政府在德國建立研究機構。比如韓國就在薩爾州建立了一個環境技術研究所。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戰，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還相應地修改了資助規則。

他指出，“我們必須積極地迎接全球化的挑戰。社會的團結這一基本的理念必須保持，而同時整個社會系統必須導向未來。”

我們從經濟上講，究竟有從全球化中得到何種好處？我們是否值得這么做？全球化從未來來說，是否是可行的，可持續的？還是會食品或能源供應的瓶頸的限制？[11] 面對社會結構的加速調整，如何保持社會的凝聚力？窮國是否會被推向國際經濟整合的邊緣？

國內政策如何與國際政策協調？因為全球經濟不只是經濟結構的變化，而且也是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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