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上海富朔行貿易有限公司(羅靜案“羅生門”：爆雷與涉嫌詐騙)

，其他款項則被用于歸還到期票據款等。

意圖躋身國際貿易集團的上海商貿在2002年，也恰恰進行的是金屬交易。周正毅入主后，由于金屬交易的開設，該公司營業額從2001年的3810萬港幣陡增到4.037億港幣。基本金屬貿易帶來了450萬港幣的盈利。基本金屬的主要品種銅、鋁等，國際市場基本金屬交易以期貨交易為主。

周正毅早在90年代就成立了一系列貿易公司進行包括基本金屬在內的期貨交易。他也被視為“327”國債事件中的受益者。那些年，不少神秘起家的富豪均把“327”當個筐，發達好像都與此有關。只是“327”事件的部分受益者，后來死于非命。

周正毅規劃的五大產業就是進出口貿易（包含期貨）、現代農業、房地產、基礎設施、高 科技 產業。他一度還想收購期貨經紀公司。香港上市公司上海商貿在周正毅掌控下，也試圖不斷拓展以電解銅為主的基本金屬交易。可惜，好景不常在。周正毅和毛玉萍分別被內港有關部門帶走后，上海商貿也被重組。

周正毅收購盈榮集團之后，瞄準了新的目標——建聯通。

那時候，一位著名的中國香港殼王也發現了這個現金充裕的上市公司。建聯通的股東背景顯赫，穿透后是愛立信、和記黃埔等巨頭的身影。

這位殼王對征探君回憶當年的收購細節時說：“我跟公司董事認識，這個殼也是我介紹給周正毅的，可是他最后沒有付我中介費。”近二十年過去了，他依然記得當年交易前后的許多細節，對周唾罵不已。

2001年底，建聯通持有的現金上升到22.3億港幣。正在加速拓展的周正毅，對這個現金充足的公司異常興奮。經過各方打探摸底后，周正毅下定決心要收購這家公司。然而，收購資金從哪里來呢？

2002年5月3日，建聯通的主要股東與周正毅簽訂了相關協議，以超過15億港幣的價格同意出售建聯通已發行股份的59.958%。周正毅實施收購的主體則是新農凱(離岸群島設立的新農凱公司，由周正毅全資擁有，前稱Global Town Limited) 。

周正毅還有錢支付15億港幣嗎？

他被抓之后，關于這筆錢從何處來的謎底陸續被揭開。2003年5月28日，上海地產在澄清公司并無財政困難時，附帶提及：“本公司主席兼控股股東周正毅已向本公司董事會確認，彼于2002年5月向一間財務機構取得銀行貸款融資，以收購本公司控股股權，而所取得的股權全部抵押于財務機構。”

這個財務機構正是中銀香港。 中銀香港向周正毅旗下的新農凱提供了一項額度為21.07億港元、為期一年(可續期半年)的過渡性貸款,作為新農凱收購建聯通（上海地產）股權的資金。新農凱最終實際提取貸款金額17.7億港元。

完成對建聯通的收購之后，周正毅將建聯通改名為上海地產，同時又裝入了一系列上海的地產項目。他雄心勃勃地宣稱，要讓公司成為上海首屈一指的物業發展商！

隨著一些事情的發生，踏馬揚鞭的周正毅突然折戟。

周正毅被抓后，上海地產一系列問題爆發。上海地產也由中國香港高等法院指派了接管人維持公司正常運營和進行各項處置。

接管人進入后發現，已經裝入上海地產的上海龍柏酒店被抵押給農信社,用于貸款3.3億。然而，董事會卻并未對這一貸款進行授權和批準。

接管人派人前往上海進行管理，卻遭遇了暴力阻礙。類似的接管故事，征探君看得多了。要想文明而優雅，需要時間來洗滌。

最終，上海地產在2005年選擇了退 市。這只是周正毅控制的一系列上市公司中驚心動魄的一幕。各種狗血劇，在那幾年頻頻發生。

海鳥發展或許是周正毅旗下上市公司最慘的一個，繼周正毅之后的兩任接盤者都遭遇證監會譴責和處罰。海鳥發展而今已經成為了退市富控，即將結束坎坷的資本30年。

周正毅在今年4月的一次高調亮相后，突然安靜了。那些年，資本市場發生的許多奇葩事，能夠經得起倒查嗎？

中國香港廉政公署對于周正毅的通緝，至今掛在官網：懷疑周與他人串謀詐騙兩家公眾上市公司的股東、香港聯合交易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像記憶的照片，綻放著歡笑；有你在的時光， 是如此美好。”（楊恭如 《如此美好》）周正毅，怕是再也回不了曾讓他歡愉無比的中國香港！

關于白鷺的資料

白鷺場棲息于稻田、沼澤、池塘間，以及海岸淺灘的紅樹林里。常曲縮一腳于腹下，僅以一腳獨立。白天覓食，好食小魚、蛙、蝦及昆蟲等。繁殖期3——7月。繁殖時成群，常和其他鷺類在一起，雌雄均參加營巢，次年常到舊巢處重新修葺使用。卵藍綠色，殼面滑。

雌雄共同抱卵。卵23天出雛。 黃嘴白鷺: 黃嘴白鷺也叫白老、唐白鷺等，是一種中型涉禽，體長為46—65厘米，體重320—650克，雌鳥略小。

它的姿態十分優雅，身體纖瘦而修長，嘴、頸、腳均很長，身體輕盈，有利于飛翔。它披著一身乳白色的羽毛，一塵不染，顯得高傲而文雅。

擴展資料

白鷺的祖先出現于700萬年前的中新世，現生的種群沒有亞種分化，在國外見于俄羅斯、日本、朝鮮、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地，在我國分布于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江蘇、浙江、福建、臺灣、山東、河南、廣東、香港、海南等地，其中在遼寧、吉林為夏候鳥，在西沙群島為冬候鳥，其他各地大多為旅鳥。

黃嘴白鷺棲息于沿海島嶼、海岸、海灣、河口及其沿海附近的江河、湖泊、水塘、溪流、水稻田和沼澤地帶。單獨、成對或集成小群活動的情況都能見到，偶爾也有數十只在一起的大群。白天多飛到海岸附近的溪流、江河、鹽田和水稻田中活動和覓食，晚上則飛到近岸的山林里休息。

常一腳站立于水中，另一腳曲縮于腹下，頭縮至背上呈駝背狀，長時間呆立不動，行走時步履輕盈、穩健，顯得從容不迫。

飛行時頭往回收縮至肩背處，頸向下曲成袋狀，兩腳向后伸直，遠遠突出于短短的尾羽后面，兩個寬大的翅膀緩慢地鼓動飛翔，動作顯得從容不迫，十分優美。

晉商票號產生的歷史原因、條件、特點、影響

山西票號，又稱匯兌莊或票莊，是一種金融信用機構。開始主要承攬匯兌業務，后來也進行存放款等業務。山西票號的產生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具體來說主要是：

第一，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到了明代中葉以后由于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國外白銀流入的刺激，商品貨幣經濟有了較為明顯的發展。這種發展延續到清代前期，特別是康熙、乾隆時期，國內政治安定，農業生產發展，商品貨幣經濟較前更為活躍。國內市場擴展，不但有眾多地方性市場興起，而且全國的大市場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劉獻廷說：“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維漢口耳。”（劉獻廷《廣陽雜記》卷四）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商品的轉軌開辟了廣闊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機構開始突破單純兌換范圍，逐步過渡到信貸階段。另方面，埠際貿易開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擴大，出現了不同地區債務清算和現金平衡等新問題，于是需要匯兌專業化。

第二，社會商品貨幣經濟已有所發展，對金融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條件。銀幣的廣泛使用，大致是從明英宗正統時（1436——1449）田賦折收金花銀開始，萬歷年間（1573——1620）實行一條鞭法，規定向政府交納的田賦、徭役、土貢、雜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畝，折銀征收。這一稅制改革，是中國歷史上封建勞役經濟轉向貨幣經濟的一大進步。但是后來由于社會危機的加深和貨幣使用普及受客觀條件的約束，一條鞭法并未能全部貫徹執行。清初，對賦役規定銀米兼收，后來除了部分清糧外，幾乎全部征收銀兩和錢。17世紀后，清朝的征收賦役和發放薪餉一律用銀。而且貨幣地租也有新發展。

我們知道，從產品地租到貨幣地租的轉化，要以商業、城市工業、一般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有了比較顯著的發展為前提。這種轉化還以產品有一個市場價格，并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價值出售為前提。而且，沒有社會勞動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發展，這種轉化也是不能實現的。以上貨幣地租的出現，充分反映了社會貨幣經濟在過去的基礎上已有所發展。此外，由于商品貨幣交換日趨頻繁，民間為了交換方便，除了用銀外，還在一些地方出現了用錢和紙幣的現象。如廣東，小民貿易“喜用錢”；（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五）福建“多用紙票，自四百以至千萬……聽人自便”。（施鴻保《閩雜記》卷九）

第三，早期金融組織帳局、錢莊的出現，為山西票號的產生創造了條件。雍正時，我國北方已出現與商業發生借貸關系的金融組織，稱帳局，又稱帳莊。帳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張家口、太原等商埠，經營者多為晉人。雍正時，中俄恰克圖貿易開始，乾隆時成為中俄“兩國通商的咽喉”，而內地商民到恰克圖貿易，強半皆山西人，由張家口販運這些綢緞布雜貨等，易換各色皮張、氈毛等物。長途販運，商品流轉周期長，每周轉一次，有時需一年，需社會信貸的融通與支持，以完成長途販運，故晉商最早設立帳局放太原、紛州、張家口、庫倫。乾隆元年（1736）張家口祥發永帳局，即汾陽商人王庭榮經營，資本四萬兩。（《山西票號史料》第10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乾隆六十年（1795），“汾、平兩郡，多以貿易為生，……富人攜資入都，開設帳局。”（李燧《晉游日記》）嘉慶（1796——1820）時，北京永泰公、亨記和大州玉分號帳局皆是晉商所設。由于貿易的擴大和交換的需要，乾隆時已出現經營兌換銀錢業的錢莊，如北京從康熙時（1662——1722）到道光十年（1803）前，先后開設錢鋪 389家。據《皇朝文獻通考》卷16（錢幣四》載：“京城……兌換之柄，操之于錢鋪之手，而官不司其事，故奸商得任意高昂，以圖厚利。”王安說：“今京師民間市易，自五百以下，皆用錢票。”（王鎏《錢幣芻言》）上海從乾隆五十一年（1786）到嘉慶二年（1797）前陸續設錢莊 124家，乾隆后錢莊業務發生變化，漸從銀錢兌換向信貸轉化。同時，由民間錢莊簽發的錢票，已在一些地區使用和流通。山西巡撫申啟賢說：“晉省行用錢票有憑帖、兌帖、上帖名目。憑帖系本鋪所出之票，兌帖系此鋪兌與彼鋪，上帖有當鋪上給錢鋪者。

此三項均系票到付錢，與現錢無異。”（清檔軍機處錄副，山西巡撫申啟賢復奏《錢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鈔票流通情況折》，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當時，錢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隸、陜西、山東等省流行，因“西北諸省陸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勢不能盡用銀兩，現錢至十千以上，即須馬馱車載，自不若錢票有取攜之便，無路遠之煩……甚便于民。”在東南沿海，也未因使用洋錢而排斥錢票流通，如上海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已成立錢業公所，其中資力雄厚錢莊大多與南北洋的船業發生資金關系。

典當業是起源很早的行業。清嘉道以來，由于部分商業資本轉化為高利貸資本，使高利貸資本異常活躍，其中最典型的是典當鋪。典當鋪又稱當鋪、質庫。康熙三年（1664）全國有當鋪二萬多家，其中山西商人開辦的就有4695家。（參閱孔經緯《中國資本主義史綱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清人李浩說：“典當鋪江以南皆徽人開辦，江以北皆晉人開辦。”（李健《晉游日記》）印局，是一種高利貸形式。清人祁雋藻說：“竊聞城內外，現有殷實山西等省民人開設鋪面，名曰印局，所

很赞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