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中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及市場結構有何特點和趨勢(談談中國對外貿易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轉換的嚴重失衡，造成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的結構性扭曲。從工農業產值構成看，到80年代末，我國的工業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4，已基本實現了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然而從就業結構來分析，到90年代末期，我國的第一產業仍占勞動力份額的 1／2，基本上還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業社會（見表2）。

就業結構與產值結構嚴重偏離，說明勞動力在社會各個產業之間的轉移還存在著較大的阻礙；同時也表明不同產業間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從這個意義上說，就業結構的轉換嚴重滯后于產值結構的轉換，是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存在的直接原因。

2．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

除日本以外的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轉換都表現為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依次漸進的結構演變模式。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則表現為第三產業的超前發展，錢納里等人的多國模型表明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工業就業的增加，遠遠低于農業就業的減少，因此，勞動力的轉移主要發生在農業和服務業之間。”與此相反，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存在著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的特點。

我國產值結構中第三產業所占的比重，不僅遠遠低于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甚至低于印度等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

而我國就業結構中第一產業就業份額過高，又和第三產業就業份額過低直接相關。表3的數字表明，我國1999勞動力就業結構中第三產業的就業結構僅高于 1988年的泰國和1991年的巴基斯坦，卻低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其他各國。如果以我國90年代初的就業結構來進行比較，則我國第三產業的就業份額是上述各國中最低的（1991年我國第一、二、三產業的就業比重分別為60％、21． 3％和18％）。

3、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后于工業化進程

從歷史上看，城市化與工業化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推動的發展過程。在一國的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不斷向第二、三產業轉移，與此同時，在空間結構上則不斷向區位條件相對優越的地點聚集，這種伴隨著工業化而產生的人口聚集效應是城市化發展的根本動力。錢納里發展模式表明，在低收入區內，城市化率超過工業化率，但差異不大，在人均GNP大于300美元時，城市化率明顯高于工業化率。

在我國經濟發展與結構轉換過程中，工業化與城市化相互關系表現出與上述城市化發展規律完全不同的特征：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見表 5）。1999年我國制造業比重為42．7％，不僅大大超過了處于工業化中期國家的水平，并超過了工業化后期國家的平均水平達10個百分點，而城市化指標僅相當于工業化中期的水平，為 3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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