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英文版(鴉片戰爭時國內國外的形勢)

市場上所取得的一些成績，也不甘讓東印度公司在對華貿易上繼續專利壟斷。1833年8月，在改革后的議會里通過了廢止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專利權的法案，同時決定派遣商務監督到中國來，以代替東印度公司的“大班”(東印度公司駐廣州代表的稱呼)執行英國的侵華政策。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到1834年4月17日期滿，1834年7月15日第一任英國派駐中國的商務監督律勞卑到達中國。從這時起，中英關系可說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工業資本利益代替了商業資本利益成為支配英國對華政策的主導力量。如果說，在此以前作為一個商業資本集團的東印度公司，其利益不僅在于擴大對華輸出，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維持和擴大自中國輸入茶葉的巨大利源，因此它還不愿使中英之間的和平關系中斷，那么，現在對工業資本家來說，首要的利益是不惜用一切手段擴大工業制造品的對華輸出。因此，1834年以后英國的侵華政策更為兇猛積極。其次，1834年以前，中英之間，除了1793年和1816年英國兩次遣使來華之舉外，還沒有官方的外交關系。在廣州的東印度公司大班只是代表英國商業資本家一個小集團的利益，他們所從事的活動主要是商業活動，他們還不能算是英國政府的正式代表。從1834年英國政府派遣商務監督到達中國后，中英之間才開始有了官方的外交關系。商務監督在中國一切都秉承著英國政府的訓令而行事，而英國政府也依據商務監督的報告和建議制定它的侵華方針和策略。所以，以后歷任商務監督的活動更充分反映了英國政府對中國的侵略政策。

在中國方面，當時的清政府對世界的情況是閉塞無知的，對這些情況的變化既無分析，也不了解。它只是頑固地堅持著閉關政策，不管英國派來廣州的是東印度公司大班也好，或者是所謂商務監督的“夷目”也好，它認為一切辦法都應“循照舊章”不能更變。

律勞卑來中國之前，英國政府在給他的訓令中指明，要他設法擴張英國商業勢力到廣州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時還要他在中國沿海覓取一些地方，以便英國海軍在一旦發生戰爭時可以安全活動。可見英國政府這時已懷有使用武力打開中國市場的陰謀，不過它還想首先試圖通過外交途徑來達到目的，所以在訓令中又強調設法和中國當局建立關系的必要。律勞卑到中國后，違反慣例，不經廣東地方當局同意，徑自澳門來到廣州。他還堅持要打破慣例，不通過中國行商而以平行款式直接和廣東地方當局打交道。但兩廣總督盧坤認為事關“天朝制度”，不能改變，如要另定“貿易章程”，須先通過行商提出，奏明皇帝批準后，才能照辦。盧坤的態度是合理的，因為在廣州所實行的通商制度已有近百年的歷史，要更改不能憑英國單方的決定，應該取得中國政府的同意。律勞卑堅持他的主張，于是盧坤采取了照例的措施，下令“封艙”，停止中英貿易。這時律勞卑竟悍然不顧中國的領土主權，帶了兩只英艦，炮轟虎門炮臺，闖入珠江，進行威脅。最后在行商和英商的斡旋下，律勞卑同意退回澳門，以達到恢復貿易的目的。律勞卑回到澳門后不久即病死。

律勞卑的行動說明了，1834年以后英國對華政策的傾向是隨時準備使用武力威脅的手段以實現它的侵略要求。但是，發動侵略戰爭還待倫敦政府的最后決定，所以他的繼任者德庇時和羅賓臣決定暫時不采取新的行動，靜待倫敦政府的決策。與此同時，他們都先后向倫敦政府建議，對中國應采取強暴的手段。德庇時力陳英國如對中國采取強硬的態度，必能得到美、法、荷等國的支持；羅賓臣則主張占領中國的島嶼，以便利英國的商業，并打擊中國的“驕氣”。①

1836年12月義律繼任商務監督，改變了策略，主張暫時不爭和中國當局來往的形式，首先致力和中國當局建立關系，以便徐圖進展。另一方面，這時清政府開始比較嚴格地執行一向成為具文的禁煙法令，對此義律則主張英國應使用一切手段加以反對。1837年2月，他向英國駐印度的海軍司令建議，派艦到中國來保護鴉片貿易。英國政府不但批準了這個建議，而且還一再訓令義律，在和中國當局來往的形式問題上，也要堅持不讓。顯然，從這時起，英國政府已準備向中國進行挑釁，而鴉片問題在英國政府看來正是借以向中國進行挑釁的適當題目。

①伍德渥：《改革的時代，1815——1870年》（1935年英文版），第4—5頁。

②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3頁。

①考斯丁：《大不列顛與中國，1833—1860年》（1937年英文版），第29、31頁。

第一章 第一次鴉片戰爭及戰后的中外關系(1840—1850年)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一方面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不斷擴大，另一方面中國人民反侵略斗爭也繼續發展。在鴉片戰爭中屈服于外國侵略者的武裝壓迫之下的只是清政府，而不是中國人民。廣大的人民在戰爭中既表現了英勇的抗敵精神，在戰爭結束后又極力反對外國侵略者所強加于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外國侵略者戰后在中國的種種不法行徑和侵略活動，更加深了中國人民對侵略者的仇恨。1840至1850年間，在五口不斷發生中外沖突事件，在這些事件中，中國人民表現了對侵略者的正義憤慨和高昂斗志。

鴉片戰爭前，在廣州的外人即已經常作出橫行不法的事，戰后他們依仗著不平等條約的庇護，更是無法無天。廣州人民對這些侵略者蓄怒已深，屢次貼出告示，向他們提出警告。1842年12月7日發生了英船水手買食水果不給價錢反而持刀行兇的事件。一時群眾怒不可遏，將十三行洋館包圍，縱火焚燒。事件發生后，兩廣總督祁■在英國侵略者的威脅下，立即答允賠償侵略者損失26.7萬元，并將為首的義民10人斬首。

1846年7月，在廣州又發生英國商人因厭煩果販沿街叫賣無理逞兇事件。群眾在義憤下發動了再一次向洋館的進攻，結果又被官府派來的軍隊鎮壓下去。廣東地方當局再次向侵略者表現了可恥的屈服，賠償損失4.6萬元。

清政府官員抑民媚外的態度更助長了侵略者的兇焰。1847年3月12日有六英人和一美人到佛山鎮閑游，被當地群眾拋石頭襲擊。英國侵略者竟以這件事為借口，于4月3日派軍隊900人、船艦4艘占領虎門各炮臺，并闖入珠江，實行武力威脅，要挾兩廣總督耆英接受種種無理要求。耆英都一一答允，不但懲辦了“肇事”的義民，而且還將珠江河南岸大塊地方租予英人作為建造房屋和棧房之用。

1848年3月18日，在上海近郊也發生了所謂青浦事件。緣有英國教士三人違背條約規定擅自到距上海90里外的青浦活動，遭到中國船民的襲擊。事件發生后，英國侵略者竟命令英艦監視停泊在上海港口的漕運糧船1400艘，不準它們開駛，借以要挾。兩江總督李星沅在英國侵略者的威脅下，撤換了道臺，并濫捕無辜人民處刑，以取媚于侵略者。

這一時期最足以說明中國人民反侵略的堅韌斗志的事例，是福州和廣州人民反對侵略者入城的斗爭，特別是廣州人民的斗爭。按南京條約中并無明文準許外人在五口可以入城居住。英國侵略者在訂約后卻曲解條約，提出入城要求，福州和廣州兩地人民都表示反對，特別是廣州人民，堅決不允許英國侵略者改變200年來的成例。福州雖是新開口岸，但當地人民也同樣憎恨外國侵略者，不準他們入城。這是中國人民反對侵略、堅強不屈的表現，也是對英國實現其侵略目標的巨大阻力，因此英國侵略者把入城問題看做是對中國的侵略政策成敗的關鍵①，立意要壓迫清政府強使人民屈從。福州人民的斗爭，最后由于清政府官員的破壞，到1850年遭到失敗，但是廣州人民的斗爭則堅持不懈，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時，侵略者始終未能達到目的。

廣州人民反對英人入城的斗爭，從《南京條約》訂立后就已開始。領導這個斗爭的是群眾性的戰斗組織升平社學。升平社學繼承了三元里斗爭的光榮傳統，聯合了附近十三社八十余鄉的人民，聲勢浩大，成為廣東人民反侵略斗爭的堡壘。1842年11月，《南京條約》訂立的消息傳到廣州后，社學即發出“全粵義民公檄”，號召全省人民起來為反對英國在廣州“創立碼頭”而斗爭，并嚴正地譴責清政府賣國投降的罪行。檄文中指出：“疆臣大帥，惜命如山，文吏武臣，畏犬如虎，不顧國愁民怨，遽行割地輸金。”②在廣州人民的堅決反對下，當時被派往廣州主持和英方交涉的伊里布，不敢答應英國的入城要求。1846年，《南京條約》中所規定的賠款已經交清，按約英軍應自舟山島撤退，但英國侵略者利用機會實行要挾，竟以準許他們在廣州入城作為英軍履約的條件。兩廣總督耆英，不顧人民的反對，居然接受英人的要求。群眾在憤怒下實行暴動，攻入廣州知府衙門，迫使耆英撤消原議。但英國侵略者仍不甘心，1847年4月借口所謂佛山事件，發動又一次對廣州的武裝進攻，并提出種種無理要求，其中包括準許英人入城一項，脅迫廣東地方當局承認。耆英在既“懼激民變”又“懼開邊釁”左右為難的窘境下，要求德庇時暫緩兩年入城。1849年期滿，英人要求履約。這時耆英已內調，兩廣總督徐廣縉在人民的壓力下，對入城問題又重新考慮。他認為“婉阻之未必遽開邊釁，輕許之必至立啟兵端，且阻其進城而有事，則眾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許其進城而有事，則人心瓦解，必至內外之交訌”①，因此對英方的要求表示拒絕。英國侵略者不依，竟把兵船開進珠江，進行威脅，百姓得知，怒不可遏，全城轟動，每家出丁一或二三人，自備器械，聚眾約10萬余人。當徐廣縉上洋船與英人交涉時，群眾就集合兩岸，呼聲震天，待命開戰。英國侵略者不敢妄動，只得退回香港，暫時放棄入城的要求。廣州人民七年來堅持不懈的斗爭，終于取得了勝利。而清廷竟以功歸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分別賞封二人為男爵和子爵。

上述中外沖突事件清楚地說明了，鴉片戰爭后中外之間的矛盾主要不在官“夷”之間、而在民“夷”之間。外國侵略者企圖實現不平等條約，奴役中國人民，他們所遇到的主要阻力，不是來自清政府，而是來自中國人民。戰后清政府的對外態度已從往日的排外而轉向畏外，它在侵略者的武力威脅面前一再屈辱投降，以圖茍安。但是人民群眾并不為侵略者的武力所嚇倒，始終堅持向侵略者展開不妥協的斗爭。統治階級和人民大眾之間對外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態度，不能不使他們之間固有的階級矛盾趨向激化，特別是統治階級為了取媚于外國侵略者，不時對人民群眾實行鎮壓，這種“抑民媚外”的作法，更使官民之間“相為冰炭”②。在官民矛盾隨著民“夷”矛盾的發展而日益加深的情況下，官“夷”之間趨向于結合而共同與人民為敵。不過，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的這一段時期內，由于清政府仍未拋棄其閉關思想，外國侵略者對清政府也還不完全信賴，兩者之間的矛盾尚未得到基本解決。因此在民“夷”斗爭中，“官”的立場有時還搖擺在民“夷”之間，看風轉舵，“在洋人的威脅迫在眉睫之時，即逆民而順‘夷’，而在看到洋人似乎‘安撫’下來，人民中的反抗情緒日漸高漲時，便又覺得為統治政權的利益打算，仍須多容納一點民意，對洋人的要求，也就不能不違逆一點”①。在廣州入城問題上，清政府的反復態度便是明顯的例子。這種態度自為侵略者所不能滿意，因此他們立意要再次使用武力迫使清政府進一步屈服，俯首帖耳地充當他們統治和奴役中國人民的馴服工具。

①萊特：《中國關稅自主沿革史》（1938年英文版），第57頁。

①陳恭祿：《中國近代史》，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第89頁。

①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英文版），第1卷，第377頁。

②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第3冊，第354頁。

①《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79卷，第43頁。

②1846年3月10日掌湖廣道監察御史曹履恭奏語，見《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75卷，第13頁。

①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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