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元朝對外貿易繁榮的原因結合時代背景(提煉古代中國各個時期文學藝術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并總結出文化繁榮原因的一般規律？)

>這樣說是基于以下三個理由：第一是關于白銀稅收。自明代宣德改革首倡以“金花銀”收稅（這場改革就發生在明代最后一次國家推動的大航海舉行的1433年），到萬歷年間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推行，最終使得白銀成為明國家的稅收和貯備貨幣。第二是關于白銀進口。由于中國本身不是白銀的主要生產國，所以大量的白銀要通過對外貿易獲得。第三是世界貨幣。即也正是明代對于白銀的大規模需求，才造成了世界上第一次“貨幣革命”。

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先從第三條說起，即關于第一次世界貨幣革命。我們知道，西班牙人1500年左右到美洲的目的本是找金子，而在16世紀30年代卻意外地發現了白銀，――這是在1530年左右，1530年是中國明代的嘉靖9年，這一年大明帝國也有一件事轟動官場，它也與白銀有關，即當時的福建延平縣令徐階因為成功地處理了當地盜竊國家銀礦的案件而名聲大噪，由此開始了他光輝的前程，最終一路升到了首輔。徐階還是中國“會票”的最早經營者，《皇朝經世文編》中記載，徐階的“官肆”為走遠途的商販和官吏提供一種證券，可以異地存取、兌換白銀，這就是說，明朝徐階經營的“官肆”，其實就已經有了后來山西票號的性質。這個故事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白銀的饑渴是當時明朝全國、全民的頭等大事，同時說明了現代金融的起源其實可以追溯到明代中期的會票。

而此時美洲白銀的發現，對于明帝國意味著什么自不待言，特別是隨著1550年汞齊化精煉法在整個西班牙美洲的傳播，美洲白銀迅速滿足了中國經濟對于白銀的大規模需求，一舉解決了困擾明朝百年的貨幣問題，這就好像冥冥中有一只手，把西班牙人在美洲發現的白銀，與同時代明代的貨幣問題聯系起來了：中國人能生產世界上最好的商品，而驅動中國不斷擴大商品生產的卻是在中國緊缺的貴金屬―― 白銀，當時的西班牙人盡管一無所有，但手里卻掌握著美洲的白銀，而這就是美國歷史學界所說的“現代世界經濟”產生的那個“致命的瞬間”，因為從那一刻開始，我們原來彼此孤立的世界就變樣了，一個由商品和貨幣聯系起來的世界――一個“世界經濟”因而得以形成。從中國到美洲，從美洲到歐洲，從歐洲到南亞，正是白銀這種“世界貿易貨幣”第一次把世界經濟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方式串了起來 。

從明朝中期到后期，究竟有多少白銀被運到中國，又有多少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被運往海外，今天還是一個無法統計的數字，但學術界一致承認：全世界2/3的白銀都被運到中國去了，而遠在美洲的墨西哥的闊家婦女，從1550年代之后便已經開始穿絲綢了――至今這種服裝今天竟然成為墨西哥的“民族服裝”，這個例子說明了當時世界市場的幅度。

下面我們再說第一個問題：明朝為什么最終會把白銀確立為國家稅收和儲備貨幣。

這個問題復雜而重要，簡單地說， 內因方面，是由于明朝初期以來，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貨幣發鈔體系、建立信用貨幣的努力最終失敗了，從外因上說，則是由于美洲白銀的發現，它使得這種失敗變得更為迅速而徹底。

我們先來看一看蒙古帝國是怎樣崩潰的。元代的大帝國崩潰的原因很多，根據 按照安托尼 吉登斯的說法，一個經濟體所涵蓋的地域越大，它的經濟管理方式對于貨幣技術的要求就越高，或者說它對于“經濟管理的脫域性”的要求就越高，起源于草原劫掠活動的龐大的蒙古帝國，正是由于其對于貨幣經濟，對這種高度脫域化的經濟管理方式的無知而瓦解。因此我們說蒙古紙幣的崩潰，是蒙古帝國崩潰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發的鈔票沒有人認，那么這個國家其實也就名存實亡了 。

而明朝與元朝有什么不同？我覺得以元、明之間統治的轉換為標志，中國實現了一種統治方式的基本轉化：由純粹的暴力統治向商品、貨幣統治的轉化， 而國家的角色隨之也發生巨變。明朝在歷史上的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從古代中國向近代中國的轉折點。毛主席反復強調說要研究明朝，我認為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此。

一開始，明朝也同樣是全力為它發行的紙幣――“寶鈔”能為老百姓所接受而斗爭，這種斗爭的結果一開始似乎也很不理想，明朝初期，皇上只能把寶鈔發給來朝貢的外國使團作禮物用，或者發給官員作額外的獎勵，因為前者不知道印刷術，沒見過這么精美的印刷品，故而尚把寶鈔當寶貝，后者大概只是把它當獎狀用，但是越到后來，連這些人也不認寶鈔了。大家知道，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沒有人接受，那么它就沒有信用，不但沒有商業信用，也沒有政治信用，貨幣是經濟運行的血液，缺少血液生產和交換是無法進行的。所以說，貨幣發行問題就是明代早期一個最突出的問題，這個如果解決不好，它就會重蹈元帝國的覆轍。

明代是怎么努力解決自己貨幣的信用危機的呢？它采用了兩個辦法，一個辦法就是建設財政國家。即整理財政，整理稅收，為經濟活動創造一個貨幣供應的“心臟”，并努力使得貨幣――也就是寶鈔的發行，可以建立在國家切實的財政能力的基礎上，把財政功能作為國家隊基本功能。而這就是亞當 斯密的《國富論》中所說的：現代國家的國家能力，不是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礎上，相反，包括武力在內的一切國家能力，都必須建立在國家財政盈余和稅收盈余的基礎上的，而財政盈余和稅收盈余更是一個國家貨幣穩定的基礎。從而，確立這樣一種財政-稅收為主體的國家，是一個政體向現代轉變的標志。再一個辦法，也是斯密指出的“自由貿易”，即國家應該通過大規模的外貿，通過以貨易貨來積累財富，――這其實是在貨幣緊缺、或者貨幣信用危機的時候，最經常采用的辦法，這也就是我們明朝的祖宗所謂“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這樣，就先是有了永樂年間國家支持的下西洋運動，隨后就是成化、弘治年間的民間海外貿易的發展。

為什么我們說歷史總是充滿戲劇性的呢？因為今天看來，明朝貨幣信用的問題之最終得以解決，靠的不是造就一個可以為自己的經濟發展“供血”的心臟，而是不斷靠外部的貨幣“輸血”來實現的。回頭看明朝的貨幣信用問題，恰恰是在三個最昏庸無為的皇帝手里解決的，――因為這三個皇帝執政時期，恰好趕上了世界貨幣革命，趕上了美洲白銀的發現。既然白銀是中國很缺乏的貴金屬，老百姓都相信白銀，那朝廷就索性廢棄寶鈔紙幣，統統改用白銀完事了。最終，隨著嘉慶年間美洲白銀的大規模發現，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目標就成為引進白銀，白銀的引進，使得明朝通過進口白銀這種外向的方式，解決了自己的貨幣信用問題，不過這樣一來，從內部，――即通過整理財政，穩定貨幣發行量，確立自主的貨幣信用的努力，也就被一勞永逸地放棄了。

我們知道，明代確立白銀為國家稅收和儲備貨幣，大概是從明朝的嘉靖、隆慶和萬歷皇帝時代開始的，這樣作好不好呢？一方面因為這已經是歷史的既成事實，所以500年后的今天這個問題再問起來，好像就意義不大了，故而深究這個問題的歷史學家可以說幾乎沒有。不過我們大致去翻開歷史一查，不禁還是要大驚失色，因為說到明朝的16個皇帝，毫無疑問，最混蛋而又最幸運的恰恰就是這三位先生，正是這三位先后開創了長達幾十年不上朝――即完全不理朝政的記錄，其中的隆慶皇帝在位5年間，幾乎就從來沒有上過朝，這在中國古代帝王歷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絕后的。――所以，一個應該問但從來沒有被質疑過的問題是：為什么趕上這么三個混蛋皇帝，明朝卻偏偏天下升平了呢？歷史學家往往將此奇遇，歸之為當時偏巧出了一系列治國能臣，如張居正、海瑞等，――當然徐階也算個能臣，可如果要是這樣說，你就忘了這時期主要還是禍國殃民的奸臣嚴嵩當道，所以說，這個解釋恐怕是沒有什么說服力的，于是，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美洲白銀的發現。

由于大量的白銀流入，從而為解決長期困擾明朝的貨幣問題最終找到了答案，――也就是說，這三個昏庸的皇帝偏偏趕上了歷史的好契機，他們三個活寶的運氣實在是太好了。好運氣來了誰也擋不住，以至于他們怎么禍害也敗不了家、亡不了國。

建立貨幣信用體系，這是明朝一切經濟改革的核心問題，而明朝最終卻還是通過大規模的進口白銀，即不是靠建立貨幣造血機制，而是靠外部的貨幣輸血來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甚至可以說，它是通過某種意義上的天上掉餡餅的飛來機遇解決了這個問題。而這也就造成了兩個結果或者后果：第一，它造成了一個美洲白銀推動的世界經濟體系，第二，由于明代解決貨幣信用的辦法，總體上說是依賴美洲白銀發現這一偶然事件，困擾明代經濟的根本問題是通過外部因素解決的，而不是通過建立完善的財政體系來實現的，所以我們說：明代解決貨幣問題的方法，總體上說是消極的。

威廉 阿特威爾在《劍橋中國明代史》的第八章《明代中國與新興的世界經濟，約1470－1650年》中，對這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都有論述。他一方面對明朝對于世界經濟的貢獻評價很高，在這一章的結論部分這樣概括說：“在16世紀和17世紀，中國國內對進口白銀的需求，國外對中國絲綢、瓷器、金、銅幣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國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世界經濟事務，這種卷入被證明是一種禍福結合的幸事。”他還進一步引用了另一位歷史學家牟復禮的話：“到1644年，中國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貿易中白銀流動的影響，深受糧食作物的傳播造出的農業轉變的影響。”

另一方面，阿特威爾對明代致力于解決貨幣信用問題的改革，總起來評價不高：一個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對于一條鞭法改革的解釋。張居正的改革，在明代乃至中國古代經濟史上都是濃墨重彩的關鍵性一筆，這位張居正先生與王安石并列，一直被視為中國改革家的總代表。因為他執政期間萬歷皇帝已經閉關了，即君王從此不早朝了，而且當時北方有邊患，南方海上有倭寇，國內還鬧饑荒，廣西有起義，按說明朝早該亡國了――可偏偏是這個張居正，把國家搞得有模有樣，國庫豐盈，竟然號稱盛世――但阿特威爾解釋說，這不是因為張大人是孔明再世，而是因為：一條鞭法改革得到完成的真正基礎，其實就是白銀的大規模進口，因為明代把國家稅收折合為白銀來征收，這一改革的實施發生在1570年，這正與世界白銀流入中國的高峰期完全重合，而改革的兩個試點浙江和福建，都是最直接卷入海上貿易的省份。所以阿特威爾認為：理解500年前的中國國內改革，重要的是要看到它的國際和全球背景，而不是看改革家張居正先生出神入化的治理手段。[9]

這就是說，改革家張先生只不過是趕上了世界史的大機遇，在那種“戰略機遇期”里面，即使中國國內皇帝、首輔上下都是些傻子，只要國際經濟大形勢“頗有利于我”，如同今天的沙特、科威特之類的屁股下面座著石油，那就不愁美元不是滾滾而來， 但是，一旦石油挖盡，出口鏈條崩斷，外在的貨幣供應隨之停止，所謂的“盛世”也就立即土崩瓦解。這不象500年后的毛澤東、周恩來的時代，全世界都要封鎖你，你要想崛起全靠勒緊褲腰帶玩了命的干，不能依靠外部供血，只能自己造血，這樣反而造成了一個比較扎實的經濟基礎。

阿特威爾很犀利的地方是把張居正改革納入到一個世界的視野中去觀察，指出了張居正式的改革過于依賴外貿、過于依賴世界貨幣市場供應的致命弱點， 他的論述令我們耳目一新。

最后，我們再來看我們在這一節一開始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白銀進口。由于中國本身不是白銀的主要生產國，所以大量的白銀要通過對外貿易獲得。――這也就是說，一個不富藏銀礦的國家，竟然去選擇別的國家所富藏的白銀貴金屬作為自己的貨幣，――今天看來，這不是一件把金融命脈委之于他人的非常荒唐的事情嗎？

答案是：毫無疑問，這確實非常荒唐，我們的祖先當然非常偉大，他們不但創造了無人可以匹敵的偉大古代文明，而且也是人類現代世界的開路先鋒。但是，他們當然也作過許多荒唐事，而其中比較荒唐的，就包括貨幣政策這一件。魯迅先生有個名言，就是說我們的祖先比較荒唐的一點，就是凡事先揀容易的作，而把麻煩留給后人去解決，而明清以降數百年來，我們的祖先在處理貨幣信用和發鈔問題上，其實就是這樣的，我們的祖宗沒有給自己的經濟建立一個供血的貨幣心臟，而是“順應世界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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