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出口貿易的影響因素測度方法有哪些(2021經濟學論文題目有哪些)

低世界經濟的不平等。

由于上述以人均資本的GDP為不平等測度指標的傳統研究方法囿于自身的局限性，它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批評。魏和伊(Wei and Yi,2001)認為，跨國研究的文獻由于不同國家的體制不同和不平等的數據難以比較而存在較大的缺陷，因而深入對一個特定國家的研究可能比跨國的比較更為有用。通過對中國1988-1993年100個左右城市的城鎮—農村收入比率的測度，他們發現城市在貿易方面經歷較大開放程度的同時有助于降低城鎮—農村的收入不平等。這樣，全球化是有助于減少而不是增加城鎮—農村收入的不平等。這一結論同時暗示，如果僅僅依賴中國全國的加總數據，認為總開放度的增加而導致總收入不平等的增加是不正確的。加里等人(Gary et al.,2003)認為，僅僅以人均資本的GDP作為衡量不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是不夠的，因為健康狀況（如長壽）也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他們通過計算1965-1995年49個國家壽命預期價值的“全部”收入，發現低收入國家的“全部”收入比發達國家增長更快，發達國家“全部”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大約為140%，而發展中國家則高達192%，這樣，如果僅僅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全球化擴大了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但如果將健康狀況也計算在內的話，全球化則會減少這種不平等的程度。尼古拉斯(Nicholas,2000)則認為，應該以人類發展指數(HDI)來衡量不同國家之間發展的不平等程度，因為人類發展指數可用于測度經濟發展對人類福利的最廣泛影響，它代表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HDI包含三個重要組成部分：教育、收入和壽命。通過對各大洲HDI加權平均值的計算，尼古拉斯發現各大洲之間的人類發展指數呈現一個長期收斂而非發散的趨勢，例如1950年南亞和非洲的HDI與北美的差距為0.698和0.683，到1995年這一差距分別縮小到0.496和0.51。

四、經濟全球化與可持續發展

20世紀經濟全球化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然而伴隨全球化的卻是世界生態環境平衡的嚴重破壞（如森林砍伐、沙漠化、河流和海洋的污染、城市煙霧、溫室效應、臭氧層的損耗、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關鍵自然資源的耗竭等）。這種全球化所引起的環境退化現象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環境的可持續性問題日益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對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GATT的烏拉圭回合以及后來成立的WTO都對環境保護問題進行談判，但卻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其原因在于各國對環境的評價標準不同，以及經濟理論和實證研究的滯后導致各國缺乏共同的溝通語言。因此，全球化的發展迫切需要對環境的可持續性問題要有理論方面的突破。

最近關于全球化對于環境影響的研究主要圍繞環境的庫茲涅茨曲線(EKC)展開。格羅斯曼和克魯格(Grossman and Krueger,1993)通過模仿庫茲涅茨(Kuz買粉絲s,1955)在美國經濟學會上提出的關于經濟增長與不平等之間的“倒U型”關系假說，認為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之間亦存在一種倒U型關系，也就是說，相對低或高的收入水平與相對低的環境污染相聯系，而在收入的中間階段，環境污染達到最高點。布拉德福德等人(Bradford et al.,2000)從環境規制的邊際收益與非環境收益的邊際成本方面說明了這種倒U型曲線在理論上是可以成立的。在實證的分析方面，格羅斯曼和克魯格(Grossman and Krueger,1955)分析了66個國家在12年期間（水污染的跨度為1979-1990年，空氣污染的跨度為1977-1988年）14種不同層次的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結果發現一個國家的收入水平與大部分所檢驗的污染類別確實存在可覺察的倒U型關系。布拉德福德等人(2000)利用隨機影響方程，采用平面數據，驗證污染與收入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有些污染物符合EKC，有些不符合，有些則需要進一步考察。當然也有些學者(William et al.,2003;Brain et al.,2003)認為EKC的描述過于簡單，在僅有的少量數據和缺乏基本理論的條件下，我們對于經濟增長與環境的關系仍然是不清楚的。

環境的庫茲涅茨曲線在全球化條件下又可以表述為：貧窮國家收入的增加與污染的增加相對應，而發達國家收入的增加卻伴隨著污染的減少。薩瓦斯(Savas,2000)首先對這種觀點提出質疑，他認為在一個2×2的笛卡爾模型中，國家之間的貿易聯系將使它們進行合作，最終有利于環境保護。帕特拉(Petra,2001)則從發展中國家企業的自我規制的角度出發，認為全球化對于發展中國家環境的影響也可能是積極的。他認為全球化有助于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的自我規制，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全球化會增加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由于這些跨國公司能夠方便轉移先進的環境技術和管理體系給它們的子公司，導致這些跨國公司的子公司會比國內企業更好進行自我規制。第二，全球化有助于發展中國家國內企業的自我規制。來自FDI投資的跨國公司改變了全球的供應網絡，跨國公司的子公司就對國內的供應者的環境自我規制提出要求，造成壓力。第三，全球化將增加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出口，這些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可能使用較為嚴格的有利于環境保護的標準（如IS014000），這同樣對發展中國家國內企業的自我規制構成壓力。布雷恩等人(Brain et al.,2003)認為人均資本收入和環境之間的關系并非像EKC所描述的那樣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可預測的關系，為此他們建立了一個與國家特性（收入、要素稟賦和技術）的污染水平和貿易機會（比較優勢和當前的貿易限制）相聯系的簡單的環境供給和需求體系，結果發現，環境污染與收入之間的關系對函數的形式、國家和城市樣本和時間段的選擇都非常敏感。他們的檢驗發現，第一，并沒有充分證據說明收入的增加對于環境質量的改善有積極的影響。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資本充足率和其他重要的因素對于環境有高度的影響。第二，環境政策對于貿易和投資都會產生重大影響。第三，污染避難假說（即認為減少貿易壁壘將導致環境污染嚴重的工業從管制嚴格的國家向管制較弱的國家轉移）并沒有得到證據的支持，但污染避難影響（即認為環境規制的加強將對企業地點的選擇和貿易流動有影響）卻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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