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國際野生物貿易研究組織有實力(當前國際局勢發展趨勢)

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制定的瀕危物種名錄;三是《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名錄》，該名錄是國內有關專家，參考IUCN紅皮書的內容，制定國內的紅皮書，而后，以此為基礎，根據我國有吳生物保護的法律而制定。在上述幾種不同的名錄中，對瀕危物種又各自分為不同的等級。例如，我國出版的動物紅皮書使用了滅絕、瀕危、易危等級別(解眾，汪松，1995;解眾，陳焰，1997)，不同瀕危等級的制定可用于不同的場合。隨著環境的不斷變化，物種的瀕危狀況處在經常的變化狀況，上述瀕危物種名錄需要不定期更新，這要有相應的專家組織來完成，表1是我國紅皮書中選定的瀕危動植物種類。通過與我國現存各類生物物種相比較(錢迎倩，1994)，大致反映出不同類群生物的瀕危狀況。

二、瀕危物種的保護

物種的保護，一般有三種主要類型，即自養保護、圈養保護和基因保護。

自養保護，即保護區保護，是指自然生態系統狀態下保持物種的自然生長狀態，使之不受環境及人為活動的干擾。建國以來，我國的保護區事業有很大的發展。目前我國自然保護區的類型主要有四大類，生態系統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區、珍貴植物及各種植被自然保護區和自然歷史遺跡保護區。從1956年開始建立我國第一處自然保護區，截至1992年9月，中國已建立保護區708處，總面積5609萬公頃，占國土面積的5.84%(李渤生，1994);截至1996年底，中國已建立保護區7”處，總面積7185萬公頃，占國土面積的7.19%(政府白皮書，1996)。《生物多樣性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等的頒布為物種保護提供了法律依據。

圈養保護，即公園保護，指利用動物園、植物園以及相關的國家公園將動植物限制在特定范圍內進行保護。以動物園的發展為例，1985年中國動物園協會成立以來，我國動物園發展很快，目前全國動物園和公園動物展區有170多處，其中具有一定規模的動物園有28個(李渤生，1994)。動物園的建設和發展為瀕危動物設立了避難所，對動物的飼養、繁育、實驗動物的研究、動物保護和動物學知識的宣傳起到了重要作用。論文發表，生態破壞。

基因保護，即基因庫保護，指利用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技術將生物的遺傳基因保存下來的方法。例如，中國農科院系統的作物種質資源庫和在青海省建立的國家作物種子資源庫等等。

三、瀕危物種的研究

九五以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系列調研報告陸續出版，如《植物科學》、《動物科學》、《生態學》發展戰略等，發展戰略對生命科學的項目申請起宏觀調控作用。生命科學部在九五期間支持的重點項目中，包括“原生動物進化和多樣性”、“川、滇、藏交界地區陸棲脊椎動物系統演化的研究”、“重要植物類群區系演化的研究”、“重要生物類群的分子系統與基因進化規律的研究”、“中國珍稀瀕危鳥類的生態適應機制及保護對策”等等。上述項目與我國涉危動植物的保護有著密切的聯系。論文發表，生態破壞。這些項目的實施將在多大程度上推動我國保護生物學的研究，有賴于項目組主持人及相關單位科研處的共同努力，同時也關系到下個世紀初我國生物保護事業的發展。九五期間，重大項目“中國關鍵地區生物多樣性保育的研究”也已開始批準實施，本項目將對生物多樣性、物種瀕危機制與保護開展研究，其研究結果對我國瀕危物種的保護、生態系統的持續維護提供理論支持。“三志”在九五期間被基金委特批為重大項目繼續給予支持。

四、分析與討論

一般來說，瀕危物種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物種不是從它產生那一天起就進入瀕危的，而是有它自身的發展過程。另外，有的瀕危物種也不一定總是處在瀕危狀態，也可能從瀕危狀態轉向正常。因此，確定一個物種是否為瀕危物種，除了上文提出的野外種群小，且數量不增兩個必要條件外，還要對物種產生瀕危的外在原因和內部條件進行全面分析，這樣，才能給出客觀準確的判斷。我們清楚，雖說IUCN確定了紅皮書和紅色名錄，我國也制定了重點保護動植物名錄。這些名錄也是需要不斷修訂的。論文發表，生態破壞。不僅應該關注名錄內的物種，那在名錄邊緣的物種，也是需要認真對待的。論文發表，生態破壞。

在已經確定的瀕危物種名錄里面，那些物種是否得到有效保護，還有什么科學問題值得探索，是當前的緊迫問題。論文發表，生態破壞。我國保護區建設雖說已有很大發展，但不可能把所有的瀕危物種都劃入保護區內。論文發表，生態破壞。而且，保護區建設，保護區管理的研究是我國的薄弱環節。已經劃入保護區的物種，其保護狀況如何，有無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論問題，跟其他發達國家的保護區理論研究有多少差距，是需要關注的。對沒有劃入保護區的圈養生物，既要開展其生物學、保育繁殖的研究，有條件的，還可能移栽或放歸野外。對有的物種，可以使用野外保護和圈養保護相結合的辦法。東北虎、朱鶴的研究可稱為兩個特例。

日本科技為什么那么好

可以借鑒參考！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的科學技術在短短的幾十年中得到了飛速發展，在戰敗的廢墟上，從一個科技落后的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科技強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本文擬從戰后日本科技發展的轉型、起步人手，分析其發展的途徑、特點和原因，總結其成功的經驗，以期為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 明治維新后，日本逐步形成了天皇專制主義的國家體制和天皇制官僚軍事機構的專制政治體制，其顯著特點就是帶有濃厚的對外侵略擴張的軍事特性。日本這種近代以來形成的國家性質和特點，決定了其科學技術體制帶有明顯的殖民地性、落后性和軍事性特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為戰爭作準備的相當長時間內及戰爭期間，軍國主義思想充塞人們頭腦，一切都服從于、服務于戰爭的需要，科學技術的發展亦不例外。因此，到二次大戰結束時，日本科學技術的發展完全陷人了誤區，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科技體制的畸形性。從甲午中日戰爭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科技體制逐步演變成了戰時軍事科技體制，并以此來規范科學政策的研究制訂及科學技術的教育普及，其目的就是配合戰爭的需要，結果導致了科技體制的畸形發展。例如，三、四十年代日本科學技術的研究和應用，大都服從于戰爭的需要，尤其在軍事技術方面單一畸形發展，這從陸軍兵器制造的增長中可以看出:以1931-1945年為100計算，1931年至1936年，陸軍兵器制造只占4. 800，而1937年至1941年就劇增至39. 5%, 1942年至1945年更躍增至55. 70o。相反民用產品如纖維、紙張、食品等生產，1940年8月與前年同期相比，分別下降了13. 9環，7. 2腸，39%。科學技術研究和應用的單一發展，產品趨于純軍事用品，造成了科研與應用、重工業與輕工業、工業與農業等方面關系的嚴重失調，社會生產力水平大大降低，乃至出現倒退現象。

2.科技的極大殖民地性。日本是一個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又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對外擴張的國家。為了軍事侵略擴張的需要，面對落后的科學技術，日本不是千方百計地自主研究、自主開發，而是想盡一切辦法去愉竊、抄襲、仿造西方的科學技術。例如，側距儀、透鏡質量、雙筒望遠鏡、照相機等技術都是繼承戰前軍事技術發展起來的，而這些軍事技術又是建立在完全模仿歐美先進國家的技術基礎上的。到二次大戰結束時，它自身的科技獨創性極少。日本科學史家湯淺光朝就曾直接指出:“日本近代科學史有一個必須給予特別注意的重點，這就是日本科學技術的殖民地性。吻這種殖民地性對建立獨立的科學技術體系是極大的障礙，給日本戰后科技發展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

3.科學領域內強大的官僚、學閥性。由于受天皇制國家性質的影響，日本的科學技術機構、科研人員均完全受控于封建軍事官僚、學閥、財閥手中，致使某些技術陷人了狹隘、低級甚至偽科學的地位，學術界具有真才實學的人得不到信任和重用，科學技術、領域內彌漫著一股強大的官僚、學閥性。學術領導大權完全操縱在少數學閥手中，他們不顧科學的真理性和嚴肅性，一味投封建軍事官僚們所好，致使日本科學技術完全變成了封建軍事官僚、資本家和學閥們手中的獨占品，這給日本國家和民族帶來了極大的災難，也是促使日本戰敗的重要因素之一。1945年8月巧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此時日本的科技與政治、經濟等一樣一片蕭條。然而日本人經過痛苦的反省后，面對現實，勇敢地走出怪圈。這個“現實”首先表現為前述種種“誤區”，其次是由于戰爭對國家經濟的毀滅性打擊和破壞所導致的資金、人才、設備等等的嚴重Iff乏，最后是科技的發展要受制于來自占領國(美國)的強大左右力，在具體發展道路上，又面臨著民族自尊的問題。面對這種現實，戰爭一結束，日本就在美國的“幫助”下，立即采取措施恢復科技的正常發展。首先，將幾乎所有重工業部門停止運轉，進行改造，廢除戰時產業統制諸法令，從而使鋼鐵、造船、汽車、人造石油等重工業部門大多數關閉或壓縮，將原屬陸、海軍部的404個軍工廠、505個重化工廠置于占領軍監控之下，進行強制性改造。其次，將許多用于為戰爭服務的研究機構進行改組，更換其研究項目和內容。例如將原來的中央航空研究院合并到鐵道技術研究院內，東京大學的航空研究所解散，改組為自然科學研究所，等等。其三，解散有關科研領導機構，清除其間的法西斯軍國主義分子。1945年9月，占領當局就解散了作為領導全國科技工作的中樞機構—技術院。1945年10月，對包括滕原曉平、八十秀次、松前重義等部分軍國主義分子進行了清洗。總之，在戰后初期過渡時期，由于日本人民的推動、占領當局的強制性命令和日本政府的努力，舊的日本科技體制在組織、人事、各項法制機構等方面都徹底崩潰，新的科技體制逐步確立起來。從此，日本科學技術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日本在戰后科技發展過程中，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的國內外情況，采取了許多鼓勵科技發展的方法和措施，并由此表現出自身的特點。

第一，充分利用原有的“能量”。二次大戰結束前，日本的軍事科研和技術都擁有一定的水平。戰后通過占領當局和日本政府的努力，使其迅速轉向，把軍事技術屯軍事設備用于民用科技事業，取得了較為理想的成就。同時，戰爭結束以前，由矛戰爭的需要，日本政府相當重視軍事技術人才的培養和全民科技意識、技術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注意加強“青少年的技術訓練，在社會上普及科學技術的教育，使國民生活科化”。③因此，戰后日本得以充分利用原有的人才優勢、民眾堅韌不拔的傳統精神、超前的科技意識、強烈的競爭欲望和較高的文化素質，大力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加速科學技術的發展。

第二，建立健全的、強有力的全國性學術領導機構。戰時的軍事科技體制崩潰后，在占領當局的倡導和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日本開始著手建立新型的、民主的全國性的學術領導機構。1947年1月，召開了學術研究體制發起人會議。同年8月，組成了“學術體制改革委員會”，研究討論建立全國性學術領導機構的問題。同年，美國學術代表團抵達日本，指導日本學術機構的改革。經過一年多的籌備，1949年1月，日本正式成立了第一個全國性的、由政府領導的學術領導機構—日本學術會議，負責領導國內科研工作的開展。該組織機構十分龐大，由以會長為首的210名議員組成，下設7個部和眾多委員會。1956年6月，國家又設立“科學技術廳”，負責協助政府制訂科學研究的方針政策，配合各省、各主管部門領導全國的科學工作。1959年，政府又成立了“科學技術委員會”作為政府發展科學技術的最高領導和買粉絲機關，由政府首腦直接領導，其任務是制訂國家科研總方針和長遠科研規劃目標，日常工作則由“科學技術廳”和‘學術委員會”掌管。這三個強有力的學術領導機構，對戰后日本科技事業的發展，從組織、制訂目標計娜及保證順利發展等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廣泛建立科研機構，網羅科技人才。戰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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