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趨勢和原因并分析其產生的影響(：中美貿易政策是怎么演變的)

億元特別國債，用于補充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使其資本充足率達到國際標準，增強抵抗風險的能力。但最根本的還是應當加快商業銀行體制改革，按《商業銀行法》規定，切實落實分業經營、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強化約束機制等改革措施；在對銀行信貸資產按風險標準分類并予以有效管理，加大對不良資產存量進行重組與清理的同時，還應積極推進以制度創新為主要內容的國有企業改革，理順銀企關系。

稅收在這方面的調節應該在促進銀行投資多元化，引進戰略投資者，促進股份制改造方面發揮作用。比如在引進戰略投資者方面，我們可以對投資者的股權收益征收較低的所得稅或者預提稅等。另外在促進金融機構投資多元化方面，我們在所得稅方面，印花稅方面提供優惠。

4.出臺相應稅收政策，提高銀行信貸政策與資本市場政策對非國有經濟的支持力度，優化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一是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應以收益與風險的衡量為主要標準，擴大對發展前景較好的非國有企業的信貸支持，建議隨著各家銀行“中小企業信貸部”的成立，真正將以個體私營經濟為主體的非國有經濟的信貸支持列入各行的年度貸款計劃中，作為中央銀行起引導作用的“指導性貸款規模”中也應明確列出對非國有經濟的信貸支持意見。二是向非國有經濟開放證券融資市場，特別是對于進入基礎產業、高科技、制造業的非國有企業，允許并引導其根據現代股份制企業制度改制上市，進行股權融資，通過資本市場獲得持續發展的資本。與此同時，對于符合條件的非國有企業，也應允許按一定程序與要求發行債券融資，經過市場自律組織的審查，也可上市交易，以改善企業資本結構。

稅收在這方面的支持應該在促進金融機構向中小企業融資和促進中小企業直接融資，降低我國金融風險方面。在促進金融機構向中小企業融資方面，我們可以在所得稅方面給予優惠，發揮國家的政策導向作用，因為中小企業在我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貢獻不容忽視，適當的支持是應該的。在促進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方面，我們依然可以在保證中小企業發行債券的信用保證方面一方面對保證機構給予所得稅優惠，另一方面在中小企業融資后資金運用方面比如進行技術改造升級和改善經營管理方面給予所得稅優惠。

5.在繼續推進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進行稅收改革，加強金融管理，增強風險防范能力當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朝著全球化方向邁進，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對外開放政策是我國順應歷史潮流的要求，也是確保我國經濟持續穩步發展的關鍵。20年的對外開放實踐，外資流入已不同于當初純粹工業資本的引進，我們看到，越來越多地以銀行、保險、基金、證券等為內容的金融資本開始流入中國，這無論對保持海外工商資本持續投資我國并保障其穩定性，還是對加快我國金融體制改革，都是必要的。但是，金融資本相比工商業資本的流入，附帶著更大的風險因素。因此，今后在繼續吸引科技含量高的工業資本流入的同時，應當視經濟現實需要，加快金融監管標準與體制的建設，在總量控制的原則下，積極穩妥地吸引金融資本的流入，并重點從外匯管理制度與行業、企業準入的程度上予以嚴格監控。

在作好金融資本流入監管的同時，對于流入我國的金融資本享受現行外資生產企業“兩免三減半”的優惠政策，應該看到，這樣的優惠政策有一定的政策依據，還可以吸引外資的流入，在我國金融市場形成競爭的態勢，有利于我國金融市場的健康快速發展。另外在外國金融資本進入的領域進行調節，對于高風險行業如房地產，股市等市場，作好監管工作，稅收方面應該做出適當的調節作用。

6.加快稅收改革進程，增強財政實力，為金融市場的穩健運行與風險化解能力的提高奠定堅實可靠的基礎根據經濟發展情況，積極推進已經確定的以“費改稅”為重點的新一輪財稅改革，并加強財政管理，提高效率，將現行稅制范圍內應收的稅收及時足額地收繳國庫；通過編制“國有資本預算”，加強對國有資本營運的監控，確保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特別是當涉及到國有資產變現時，能夠保證政府財政的應有收入；在節約的原則下，調整財政公共投資方向，重點轉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項目投資，等等。以此促進財政機制的完善與財力的充盈，使其成為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的堅強后盾。

7.完善稅收改革，推進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的過程中，優化股權結構，通過市場逐步明晰產權，借此為我國證券市場的健康運行與發展奠定可靠合理的制度基礎，減少由過分投機行為所帶來的潛在風險目前我國處于國有企業改革改制的攻堅階段，促進產權多元化有利于國有企業的健康有效經營和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對于國有企業的改制提供一方面對于參股方或者戰略投資者給予所得稅優惠，另一方面對于國有企業股權轉讓所得實行所得稅優惠，對于再投資用于技術改造和管理革新給予進一步稅收優惠。這也適合我國現在稅收優惠的普惠制改革方向。國有企業的改制是我國改革的關鍵所在，關系到我國經濟發展的關鍵領域，我們在加強監管防止惡意收購和國有資產流失的同時，在稅收方面給予最大可能的優惠待遇，提供一種我國政府的改革導向作用。

良好金融秩序的維持和保證對于防范和分散金融風險，促進我國金融市場健康發展，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快速發展有著積極意義。我們在加強金融立法的同時，作好稅收立法工作，推進我國稅收體制的改革，更好的發揮稅收的調節與導向作用，調節經濟的穩定，尤其是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稅收立法的完善也是在向國際國內市場傳達我國政府加強市場與經濟監管的信心與導向信息。

稅收改革在第三部分各方面的調節見效是相當緩慢的，但確定的是這樣的改革是有效的。金融風險的防范和管理，根本的是在促進我國經濟的良性健康發展，消除我國經濟的隱藏風險因素，比如促進企業股份制改造，增強風險管理意識；促進金融機構全面風險體制的建立和金融市場的正當競爭，改善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等方面。這些方面的改革是系統化，長期化的工作，稅收改革是一系列改革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稅收一定程度的超前改革，能為我國其他各方面的改革提供比較有利的稅收和經濟環境，也能體現我國政府的政策導向。

我國人民幣市場化改革進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經濟體的風險意識與管理的健全，國際國內市場的協調和融合為基礎，稅收的改革對我國人民幣匯率體制的改革是一個促進和導向，適當的稅收調整能促進我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健康進行，保證我國經濟的安全，保證我國稅收的安全。

：中美貿易政策是怎么演變的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與美國的經貿關系得到了迅速發展,2004年，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美國也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由于美國貿易政策的變化使其貿易保護傾向不斷加強，給中美貿易造成了不斷的摩擦。加深對美國貿易政策的演變歷程及其經濟背景的理解,有助于正確認識中美貿易關系和糾紛,為改善兩國經貿關系，發展我國的對外貿易創造良好的環境。

（一）隨著中國國際經濟地位的提高和中美雙邊經貿規模不斷擴大，美國試圖通過貿易限制對中國進行遏制。

（二）一直以來，美國習慣于以中國進行“不公平貿易”為由，采取單邊行動對中國出口商品進行限制和制裁，美方是摩擦的發起者。

到目前為止，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大部分都是由美方對中國的不合理限制和制裁引起的。在中美簽訂入世協議和中國加入WTO以前，美方曾就是否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進行每年一次的審議，并試圖將此與中國國內的人權、民主和西藏、臺灣等問題掛鉤，對中國進行不合理的限制。1996年，美國違反中美紡織品協定的規定，在未與中方磋商和提供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單方面扣減我國13個類別紡織品的配額，給我國造成嚴重損失。在知識產權領域，從1991年到1996年中美曾經發生過三次較大的摩擦，每次都是由美方宣布對中國發起“特殊301”調查引發的。2003年，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摩擦就有對彩電進口實行反傾銷制裁、對木質家具的進口征收高額反傾銷關稅，以及對出口美國的針織物、袍服和文胸等紡織品采取緊急配額限制等。中國目前已成為美國反傾銷的主要對象，據統計，2003年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案件所涉及之總金額達16億美元。另外，美國無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反傾銷問題上堅持不給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待遇也是明顯地制造摩擦的做法。在這些問題上，中美都將長期存在分歧和矛盾，也長期存在引發摩擦的可能性。

美國敢于主動挑起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是因為在中美雙邊貿易中中國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更大。現實情況是，中美經貿關系的確是不對等的，甚至是嚴重不對稱的。中國在經濟上對美國的依存度較高，而美國對中國的經濟依存度較低。中國對美國較高的依存度大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中國部分產業與產品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較大。二是中美貿易在雙邊經濟總量中的份額不對稱。三是美國經濟對中美經貿關系的影響較為顯著。美國GDP每下降1％，其總進口額就被拉低2％—3％，分攤到從中國的進口份額就會達到5％—10％。正因為如此，使得美國在雙邊經貿關系中處于主動地位，可以根據需要調整貿易政策，甚至挑起摩擦。

（三）美國出于保護國內市場和產業的需要，將貿易限制的領域不斷擴大，形式日益多樣，給中國造成的損害明顯上升。

中美貿易摩擦的領域不斷擴大，從最初的貨物貿易領域向服務貿易、知識產權、投資措施領域延伸。貿易摩擦的形式也從最初的最惠國待遇、關稅和配額問題擴展到后來的知識產權保護、反傾銷、農產品補貼等問題，再到目前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環保標準、保障措施以及勞工標準等等。

美國在知識產權領域屢次挑起摩擦。上世紀90年代，中美之間曾經發生過三次較大的知識產權摩擦，甚至要發展成為貿易戰。美國不斷利用反傾銷手段打擊我國出口。隨著中美貿易的不斷發展，美國對中國產品實行反傾銷的案件不斷上升，由此已影響中國數十億美元產品的出口。2003年底，美國30余家生產木制臥室家具的企業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和商務部對中國出口的家具提出的反傾銷起訴，這起反傾銷案涉及中國135家企業12億美元的出口市場，是到目前為止對我國反傾銷金額最大的案件。除知識產權、反傾銷等領域外，美國還在技術性貿易壁壘、保障措施和勞工標準等問題上對中國產品出臺一些限制政策，制造貿易摩擦。

（四）由于貿易政策涉及的領域日益廣泛，貿易摩擦也從局部的商品或產業領域發展到經濟政策或制度領域，從微觀摩擦發展為宏觀摩擦。

這種趨勢的重要反映就是從2003年以來美國不斷向中方施加壓力，力圖迫使人民幣升值和讓我國改變人民幣匯率制度。這一事件的背景就是美國認為我國的人民幣匯率水平和形成機制對其貿易利益造成了損害，是導致美國出現大規模逆差、嚴重失業等一系列問題的原因。

（五）貿易摩擦日益與美國國內的政治形勢聯系起來，貿易摩擦呈現出政治化的趨勢。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日益增強和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不斷上升，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政治力量將中美貿易與政治問題聯系起來，并在這方面形成了相應的要求貿易保護的壓力集團。從目前中美貿易摩擦最直接的一些原因或借口來看，美國國內將大量的國內問題歸因為中國大規模勞動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比如：失業增加、產業工人的收入水平下降和貧富差距擴大、產業結構調整引起的產業衰退或轉移、生態環境惡化等等。這就導致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越來越多地與美國國內的政治形勢聯系在一起，貿易摩擦也明顯地表現出政治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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