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宋朝海外貿易中,輸出的商品主要是絲織品這表明在宋朝(北宋的歷史。和南宋有什么關系)

治的優勢地位。而且在陜甘一帶這時又新興起了夏國。北宋政府對于遼和西夏只是屈膝求和。當時，宋軍和遼軍、西夏軍經常作戰、敗多勝少。軍事上的無作為，帶來政治、外交上的軟弱，只能靠割地賠款以求和平。宋真宋景德元年，宋戰勝了遼，反而訂立了“澶淵之盟”，規定宋每年贈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仁宗慶歷二年，又增銀十萬兩、絹十萬匹，并改“贈”為“納”。后來神宗時又割河東（今山西省）地七百里。北宋王朝的這種方針政策跟戰國時代六國對待秦國的方針路線很相似。 趙匡胤通過發動軍事政變取得政權，他鑒于唐末五代的藩鎮割據，便實行一系列防范武將軍權過重、地方武裝過強的措施。這些措施不但大大降低了宋朝軍隊的戰斗作用 范仲淹大力推行新政

，而且嚴重削弱了抵御外來侵略的國防力量。 北宋中期，內外交困的局面使一部分比較開明的統治者要求變法改革。宋神宗趙頊和當時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的新政策在公元一○六九年以后陸續實行，新法客觀上符合農民和中小地主的利益，相對地壓制了大官僚地主富商。但是這一斗爭最后是失敗了。而且后來演變成官僚集團爭奪權利的斗爭，完全失掉改革的意義。新舊黨人的紛爭一直延續到北宋滅亡。 公元十二世紀初，在契丹背后新興起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國。金兵在公元一一二五年滅遼后，開始南下，北宋朝廷無意抵抗，公元一一二七年金兵攻破了開封，擄走徽宗欽宗，開封被搶掠一空，這一中古時期作為政治、文化與經濟中心的第一大城市遭到徹底的破壞。

北宋歷史有一個顯著特點，叫做“君明臣良而國弱”。北宋自太祖、太宗開國定制后，中間歷經真宗、仁宗、神宗等，直至徽宗以前，沒有一個昏君，哪一個皇帝都是聰穎絕慧，勤于政事。按理說，北宋君明臣良，應該使國家充滿活力，走向富強，卻為什么事與愿違，導致“國弱”了呢？究其原因，實與當時的具體國情有關。

北宋自太祖建國，到了仁宗時代，官僚機構大，吃皇糧的人繁多，土地兼并嚴重，社會財富越來越往少數人的手里集中。按照韓非子的說法，國家好比是一駕馬車，君主好比是車夫，臣子好比是拉車的馬。耐人尋味的是，北宋臣子坐車的積極性遠遠高于拉車的積極性，雖然其中也涌現一些肯拉車的賢良臣子，車夫的趕車技術挺不錯，也很希望車子跑得更快些，很遺憾，屬于良馬拉破車———車太破了，國家體制出了毛病，以致越來越多的馬都擠到了車上，變了清一色的“乘車族”。其間縱有車夫揚鞭催進，怎禁拉車良馬不堪重負，即便累死，也前進不了多遠。有鑒于此，北宋自仁宗以來，一直致力于“修車減員”事業，尤其是到了宋神宗年代，皇帝為了支持王安石變法，更是傾注了全部力量。當時朝廷之中，不管是誰，凡是阻礙改革變法的，通通拿掉，即使像韓琦、富弼、司馬光這樣的貴重名臣，也不例外，決心不能說不大，力度不能說不強。但社會之弊積重難返，大伙都愿坐車，使得改革阻力重重，難以推廣。王安石變法圖強的主張，得不到權貴階層的理解，因為這，他不知得罪了多少親朋好友，包括當年引薦過他、把他帶入政壇的文學領袖歐陽修。

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大臣中，如韓琦、富弼、司馬光等，他們的治政能力、文化修養和個人品德，勿庸置疑，在歷史上都是屬一數二的。然而，他們所代表的那個上層集團，實在是太吝嗇了，舍不得犧牲一點既得特權，哪怕稍微讓利一些給下層，以維持整個社會的平衡發展。他們的這種吝嗇，使得當時世上貧者愈貧，社會的畸型傾斜愈演愈烈，失去控制，從而導致國家負擔沉重，活力衰竭，民不堪苦，政亡人息。

北宋這臺破車，王安石試圖通過修修補補，裁減乘客，使它能夠繼續使用，而眾多上層權貴都不愿下車，又為了不出或少出修車費，堅決拒絕修車，使王安石的修車計劃幾經挫折，終歸流產。公元1127年，完顏兀術帶著金兵南下，俘獲徽、欽二帝，滅掉北宋，等于金兀術掄起大錘，把這臺破車擊得粉碎。雖然說趕車的和拉車的不再是當年的原班人馬，但誰能不說這不是北宋歷史的悲劇呢？

研究歷史，是為了昭示未來。北宋歷史告訴我們：任何社會改革，都要求每一個參與階層具備相應的承受力，如果只讓老百姓做出犧牲，權勢階層的特權一點都不愿觸及，那么，這場改革是注定沒有前途的，不管改革者的決心和魄力有多大，最終只能像莊子所說的喝酒一樣，一本正經開始，稀里糊涂結束。北宋歷史的悲劇，足以說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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