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明州在宋代對外貿易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原因(2020年初一下冊歷史期末考試重點考哪幾課，哪些單元)

展，也在中國文壇上起著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宋詞」，更是唐詩之后中國文學史上另一座豐碑。北宋的詞人輩出，如晏殊、歐陽修、柳永、蘇軾、秦觀、周邦彥等等。柳永、周邦彥的詞以綺艷著稱，而豪放派的蘇軾則最為后世所熟識。北宋在散文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其中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與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并稱「唐宋古文八大家」。在北宋文學家的努力下，使自唐代韓愈以來的古文運動取得進一步的成功，當中有許多作品傳頌至今。在散文、詩、詞等文學形式發展的同時，話本和戲曲這類民間說唱文學也蓬勃發展，并為元代戲曲和明代小說的興盛，打下了雄厚的基礎。由此可見，北宋的文學成就，具有承前啟后的劃時代意義。

宋代也是科技文化的繁榮時期。尤其是聞名于世的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三大發明，開發和應用主要是在這個階段。

北宋由于一建國即推行「強干弱枝」政策，到了中期便造成積貧積弱局面：對外軟弱無能，屢受外敵進侵；對內吏治敗壞，冗官冗吏充斥。有識之士深以為憂，遂生改革弊政之議，以扭轉危機四伏的局面。北宋改革影響最大的是宋仁宗時期的慶歷新政和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但兩次變法維新卻屢遭保守朝臣及既得利益者的阻撓。慶歷新政王安石變法均以失敗而告終。北宋逐步走向衰亡。

宋徽宗在位時期是北宋王朝最腐朽黑暗的時期。眾多的農民傾家蕩產無以為生，紛紛起事反抗暴政。其間以方臘、宋江先后領導的農民起義影響最大。以山東梁山泊為據點的宋江農民起義，轉戰于山東、河北、河南、安徽、江蘇北部一帶，并屢次打敗官軍。最后宋江等被朝廷招安，宋徽宗因素愛奇石玩好，時常在民間搜刮珍寶，并用大船運回京，每十船組成一綱，稱為「花石綱」，許多百姓因而家破人亡，東南地區的杭州一帶受害尤烈，終于激起以方臘為首的民變。朝廷不斷派重兵鎮壓，均未成功。后來改派被招安的宋江隊伍參與圍剿，才于宣和三年(1121年)消滅起義軍，方臘被俘并于同年八月被處死。宋末農民起義雖然都歸于失敗，但卻大大地動搖了宋室的統治。

與此同時，北方女真族所建的金國崛起。宋室為了收復燕、云諸州，便聯金滅遼，但其虛弱也為金國所洞悉。就在滅遼的同一年，即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冬，金兵分兵兩路大舉南下侵宋。東路大軍由斡不離指揮，西路則由粘罕指揮，共同進攻太原。此時，宋朝的局面已經大亂，徽宗迫不得已將皇位讓于太子趙恒，是為宋欽宗。寄希望于能改善局面，抗拒金兵，以扭轉不利局勢。此時，金兵已到達黃河岸邊，直迫宋都開封，宋徽宗逃至金陵（今南京）。北宋軍隊在丞相李綱的指揮下，擊退了金軍，暫時制止了金國的南侵，但由于徽、欽二帝的無能，一心想和金國求和。他們先后答應割地賠款給金國，又罷免了李綱等忠臣，使得金兵更加肆無忌憚。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軍攻陷汴京。靖康二年(1127年)春，金廢宋帝為庶人，立宋臣張邦昌為皇帝，國號楚。至此，北宋王朝宣告滅亡。其間共歷七世九帝，享國一百六十八年。

為什么北宋軍隊打不過西夏 遼國卻能鎮壓住每一次農民起義？

主要是農名起義者的環境不容樂觀。

眾所周知北宋有嚴重的冗官,冗兵,冗費現象，這種情況不一定一無是處。最明顯的一點是龐大的官僚體系，有宋一朝，賄官現象很嚴重即政府對官僚過于優待，俸祿和待遇不合理拔高。這種做法的好處就是統治的結構很結實，從內部損壞比較困難。

其次，北宋經濟發展比較好，民間比較富裕。真正造反的人（趁火打劫的土匪不算）往往是最底層，最受壓迫的人，但是這種人對統治結構最沒有危險。真正有望成功的起義（也是對統治結構構成危險的階層）往往需要社會中和中下層的參與。只靠最低層的是沒有用的。

再有，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總是需要有一個最底層的受壓迫的階層，如果不是一個族群里產生，就會向其他族群發展。很可惜，北宋朝廷總體政策是固本，但不健體。如果當初北宋以族群的生存考慮而向外發展，將國內矛盾和最底層階級外移的話，就會富強起來。

同樣，與遼西夏的戰爭，其實不是打不過而不是在認真的打。漢武帝打匈奴，唐朝滅突厥高句麗是本著一種為族群復仇和生存的精神在打，所以贏了。可是北宋卻不是，他有退路，總體對外政策都是被動的。而契丹的興起是一種為本族尋找生存空間而戰斗的。兩者一戰結果自然可見。

同時，北宋高度發展的商業經濟也恐懼大規模的戰爭。無論上層的士大夫和中下層的百姓，害怕破壞和過度的稅收，從而導致整體社會對抗擊戰爭的不敏感。

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的五項原則

怎樣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目前眾說紛紜。我試著提出五項原則，供大家一哂。何謂歷史人物？我想,簡單地理解，已經故去的過往的人物就是歷史人物。這里包括兩點，一是肉體上已經不在人世了；二是時間上已經是過去時了。當然，過去的時間有長有短，涉及的人物有大有小。這就有古代的近代的現代的當代的各色人等，都是我們所說的歷史人物。

怎樣評價他們，我想應該有五項原則。

第一，階級原則。簡言之，也就是階級分析的原則。在歷史研究中，運用階級分析的原則，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應該是毫無疑義的。即使是現在，也應該運用這個有效的原則。

當前，不是運用不運用的問題，而是如何運用的問題。

在階級社會中，我們當然要站在被剝削階級一方，謳歌他們反抗壓迫、反抗剝削的英雄行為。但是，這種謳歌，不應該是教條的、僵化的，而應該是辯正的，唯物的。不能無原則地美化，無限制地拔高。如對農民起義的研究就存在這個問題。我們常常不自覺地美化或拔高農民起義。在太平天國起義的研究中就存在這種現象。太平天國是完全應該肯定的。但是，對它的研究存在過分美化的傾向。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現在，就應該恢復太平天國的本來面目。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把豐富多彩的歷史簡化為農民起義斗爭史或儒法斗爭史，就是階級分析原則的教條僵化運用的極端典型。

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面，則是對剝削階級的全盤否定，否定他們的一切所作所為。他們的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藝術的所有作為，都一概予以否定，其實就是徹頭徹尾的民族虛無主義。這種錯誤的理念就導致了歷史的虛無主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種錯誤的觀點發展到極端，中華民族的輝煌燦爛的歷史已不復存在，被“四人幫”否定得所剩無幾。在他們看來，是“紅洞縣里沒好人”。歷史上的剝削階級應一律打倒，再踏上一只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好端端的五千年的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在這種極左的所謂階級分析觀點的糟蹋下，竟然被涂抹得漆黑一團。那時，關于中國的歷史，學者寫什么呢，教師講什么呢，學生學什么呢？都只能望天興嘆，一片茫然。

第二，歷史原則。這是一個不可或缺而又經常被亂用的原則。歷史原則，就是要用彼時彼地的眼光去看待和評價歷史人物。歷史人物的所作所為，不能超越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我們不能對他們提出過高的要求。這里有兩種傾向，一種是把歷史人物現代化，賦予他們很多現代色彩。農民起義領袖，則被美化為“高、大、全”式的無甚瑕疵的英雄。現在，銀幕上的帝王，則被過度美化了。另一種是把歷史人物妖魔化，文革中間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一律視為歷史垃圾，統統加以擯棄。這兩種傾向都是要不得的。

第三，大節原則。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歷史上的偉人不可能十全十美。偉人往往不是圣人。偉人也有凡人的一面，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樂。因此，偉人也必然有失誤，也必然有錯誤。這些，有的是有意為之，有的是不得已而為之。總之，我們歷史學者看待歷史人物，應該看他們的大節，看他們對歷史的貢獻。如秦始皇，我們看他，主要是看他對統一中國所做出的貢獻。他的所作所為促進了歷史的發展。但是，他的焚書坑儒，無論如何是不能肯定的。我們既不能因為他大搞焚書坑儒，而否定他的歷史貢獻；也不能因為他的歷史貢獻，而美化焚書坑儒。

難道有什么歷史著作美化“焚書坑儒”嗎？有的。手頭有一部歷史著作就說：“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打擊了復古思潮，維護了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焚書’，并沒有把所有的書都燒光了，國家圖書館之書、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均未燒；‘坑儒’，也并未坑殺所有的儒生，朝中仍有著名的儒生伏生、叔孫通仍受重用。”[1]這是什么話？在這樣一部煌煌巨著中，居然說“焚書坑儒”“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而且還說，“‘焚書’，并沒有把所有的書都燒光了”，“‘坑儒’，也并未坑殺所有的儒生”。怎么？還嫌秦始皇燒、殺得不夠勁嗎？我們的歷史學者，居然為秦始皇的封建文化專制的殘酷手段尋找理論根據，把議論時政的儒生一律打成“復古派”，然后就說殺他們是合理的，“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我真是不知道說什么好。人家殺你，你還為人家叫好。當然，這部著作出版于1979年，文化大革命剛過不久，內容上不免摻有時代的印記。該書的作者都是我素來景仰的學有造詣的名家，現在再讓他們寫，我想，大概不會這樣著墨了吧！

扯遠了，打住。盡管秦始皇“焚書坑儒”，因為他統一了中國，還是應該肯定他的。但是，他的“焚書坑儒”畢竟如阿Q的瘌痢頭，怎么也不能艷若桃花。

此外，我提出一個個人見解，就是對歷史偉人不能進行道德評判，亦即道德評判不能改變偉人的歷史地位。在常人看來的十分重要的如男女生活作風問題，或者真誠虛偽問題，對于歷史偉人來說，都不成其為問題。因為有很多問題，不能證實。即或證實，我看也毫無意義。因為，這些都是小節。歷史學者評價歷史人物，是看他的大節，而不是小節。搜索細節、小節，那是小說家的事。

第四，雙贏原則。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多民族的泱泱大國。在她形成的歷史進程中，在現在疆域的版圖內，曾經多次出現過國中有國的歷史現象。這就是歷史上常說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遼金史專家張博泉教授說：“國中有國，族中有族，這是歷史上常見的。”[2]他在分析金與宋之間的關系時說：“應當承認在中國境內的各兄弟民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女真族是中國民族的一個成員，女真族所建立的金政權是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政權，而且構成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朝代。這是分析金、宋戰和史所必須肯定的一個前提。這就是說，不能用中國民族的主體漢族來代替整個中國民族這個概念，不能把女真族視為中國民族以外的外來入侵的民族，不能把金政權視為獨立于中國之外的外國，女真是中國民族中的民族，金朝是中國之中的國。”[3]這個觀點是很有說服力的。我完全贊同這個觀點。

由此，便引出兩個觀點。

一是要用歷史的眼光看待當時兩國之戰。國中之國的戰爭，也不是全無正義非正義可言。依據張博泉教授的觀點，金、宋之戰應劃分為三個階段，而第一階段就是金侵宋的掠奪戰爭，宋則是反掠奪的正義戰爭。[4]

但我認為，既然是一國之內的民族戰爭，大多不好提正義與否。因為民族之間的融合，就包括粗魯野蠻的殺伐。這里有以強凌弱，以大壓小，以眾暴寡，以硬欺軟。不講道理，不講信義。有理的一方，也可能因為無力，而被消滅。開始是十惡不赦的侵略者，隨著全國的統一，這十惡不赦的侵略者又可能變成功莫大焉的統一者。因為他成了新王朝的奠基者。所以，要用歷史的眼光看待當時的戰爭，評價歷史人物亦然。

不管以后如何，當時當地歷史人物的表現，應該成為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回還”。受命燕太子丹刺殺秦王的荊軻，就應該一如既往地予以肯定。因為他是為了反抗秦國的侵略的。我們不能因為秦始皇后來統一全國，成了歷史偉人，就把過去凡是反對他的人都說成是反動的。岳飛愛國，秦檜賣國，這都是歷史的鐵案，是翻不得的。洪承疇只能入《貳臣傳》[5]，清朝人撰寫《清史列傳》也是這樣看的。因為他們背叛了明朝。當然，他對清朝統一全國立了功。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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