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泉州對外貿易的特點1987年(臺灣話的發展簡史)

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11、面對三年經濟困難，中共中央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左”的錯誤，對國民經濟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其中核心為調整。調整的含義是：調整國民經濟的比例。

12、1966年國民經濟呈上升趨勢的原因有：1965年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基本完成，經濟建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文革”動亂海沒有擴展到經濟領域。

13、1967、1968年國民經濟呈下降趨勢的原因：“文革”動亂擴展到經濟領域。

14、1973年國民經濟的發展趨勢是：復蘇。原因是：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著手恢復調整國民經濟。

15、1975年國民經濟的發展趨勢是：迅速回升。原因是：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全面整頓的思想。

第2課 偉大的歷史轉折

課標要求：

了解十一屆三中全會有關改革開放政策的內容，認識其對我國開創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面的歷史意義。

★十一屆三中全會有關改革開放政策的內容:

（1）改革開放的政策包括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

（2）對內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

新中國建立后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弊病是：權利過于集中。

新中國建立后政治體制的一個嚴重弊病是：黨政企不分

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是：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

（3）對外開放的基礎是：自力更生；原則是：平等互利。

★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我國開創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面的歷史意義：見教科書45頁

基礎知識：

1、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思想基礎是：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2、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指導思想是：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3、 為反對“兩個凡是”的方針，1978年在思想理論界展開了一場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結果是：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否定“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打破長期以來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束縛。這次討論的性質是：思想解放運動。意義是：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奠定了思想基礎。

4.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決策有：

(1)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拋棄了“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錯誤方針，實現黨的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2)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確定今后黨和國家的工作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3)決定實施改革開放。其中最能體現會議轉折性的決策是：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5改革的根本原因：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

第3課 經濟體制改革

課標要求：

講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內容，認識改革與社會發展的關系。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到組，聯產到勞。調整產業結構，發展多種經營，創辦鄉鎮企業。改革購銷體制，允許進入市場、自由買賣。廢除人民公社制度，建立鄉、鎮政府、村民委員會。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克服了分配中的平均主義，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使農業生產向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方向發展，全國農業得到大發展；為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開辟了一條新路。

★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內容（措施）：改革管理體制——把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改為以間接管理為主、宏觀調控的管理體制。改革所有制——把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發展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改革分配制度——把分配中的平均主義改為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改革產權制度——實行以股份制為主要形式的現代企業制度。

國有企業改革的影響（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調動了工人生產的積極性，增加了企業的活力，推動國民經濟快速發展，使我國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

基礎知識：

1、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

2、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最早從安徽、四川兩省開始。

3、1978年，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開始；到1987年，農村開始了歷史性的變革。

4、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人民公社制度被廢除。1983年，撤銷人民公社，建立鄉、鎮政府。

5、我國農業發展的方向是：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

6、鄉鎮企業的創辦，為農民致富、為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開辟了一條新路。

7、1984年，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

8、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的中心環節：增加企業活力，把企業搞活。

9、1992年十四大后，國有企業改革加快步伐，由放權讓利、兩權分離（所有權和經營權）等政策性調整階段，轉為以產權制度改革為主要內容的制度創新階段。

10、國企改革中，國家在大中型企業中推行公司制、股份制；對小型企業采取聯合、改組等多種形式。

第4課 對外開發格局的初步形成

課標要求：

概述我國創辦經濟特區、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開辟沿海經濟開放區和開發開放上海浦東的史實，分析我國對外開放格局初步形成的特點。

★我國對外開放格局初步形成的特點：我國的對外開放從設立經濟特區、沿海放城市、沿海開放區到沿江開放港口城市、沿邊開放城鎮及內地省會開放城市，形成了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

漢朝時代的造船航海技術如何？有沒有比較出名的例子？

漢代的造船業已經非常發達。據古籍記載和對現代出土的漢代船模的研究，可知漢代已能根據不同的用途和需要造成各種類型的船，有客船、貨船、戰船等。客船中又有官船、民船；民船中又有舸、艑、艇、扁舟、輕舟、舲舟、舫舟等。戰船有很多是從民用船只發展而來的。戰船比民船的制造要求要高得多。戰船的結構、性能的要求都很高，首先要堅固，能防御敵人的進攻，還要有攻擊性，要配備能進攻的武器，還要求速度，更要靈活，進退自如。所以戰船代表了當時的造船能力和技術水平。戰船也有很多種類，如戈船、橋船、斗艦、艨艟〔méngchōng蒙沖〕、樓船等。

漢代我國造船技術已經成熟。最能說明漢代造船技術高超的是“樓船”。樓船是水軍的代稱，也是對戰船的通稱，如把水兵稱為樓船卒、樓船士，水軍將校稱為樓船將軍、樓船校尉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漢武帝下令在長安城西南挖建了方圓40里的昆明池，在池中建造樓船。船上能起高樓，所以叫樓船。這是漢代重要的戰船船型。樓船秦時已有，漢代時，其規模、形制均較秦時大得多，它的大量出現是漢代造船業高度發展的重要標志。據《史記·平準書》記載：“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造樓船，高十余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樓船體勢高大，上面有三個樓層，第一層叫“廬”，“像廬舍也”；第二層，即“其上重寶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第三層，“又在上曰爵（雀）室，于中候望之如鳥雀之警示也”（劉熙《釋名》）。廬、飛廬、雀室，這三層每層都有防御敵人弓箭矢石進攻的女墻，女墻上開有射擊的窗口，為了防御敵人的刀槍火攻，有時船上還蒙上皮革等物。樓船上設備齊全，已使用纖繩、楫、櫓、帆等行駛工具。樓船的四周還插滿戰旗，威武雄壯。有時，昆明池中有近百艘高大的樓船。漢代，一次戰役就能出動樓船200O多艘，水軍20萬人。作戰時，艦隊配備有各種作戰船只。位于最前列的戰船叫“先登”；還有狹而長的沖擊敵船的戰船“艨艟”；有又輕又快如奔馬的赤色快船叫“赤馬”；此外，有上下都用雙層板的叫“檻”，四面設板防御矢石，其內如牢檻的重武裝船。還有主力戰艦露棧、冒突、戈船等等。樓船、戈船都是大戰船，都在500斛以上，船上還有小屋，叫“斥候”，以觀察敵人進退。300斛的叫“■”。200斛以下叫艇，其行徑梃，一人所行也。還有“艆■”與“■”（■）等都是航海大船。此外還有更大的船，如豫章大舡〔xiāng鄉，又讀chuān船〕上面起宮殿，可載萬人。“萬人”也許太夸張了。即使載“千人”，載重量也已達90—100噸了。

漢代造船的數量很多。當時所造的船是以長度“丈”來計算的，有些大商人一家就有船1000丈。

從考古發掘中也可證明漢代造船業的發達和造船技術的先進。1973—1974年間在湖北江陵鳳凰山上西漢墓中出土了木質船模，長71厘米，中部最寬處為10.5厘米，頭部較窄，尾部稍寬，底部平坦呈梭形，兩端呈流線型上翹。與船模同時出土的木簡中也有記載舟船的資料。

1951—1952年，在長沙發掘的西漢203號墓中發現一只兩頭小、中間大，船形狹長的船模，有16支劃槳，船模兩側邊沿及首尾甲板上都有規則的釘眼。說明這種船已采用當時世界上先進的釘接技術了。

1955年，在廣州郊外的東漢墓槨中出土了一只陶制船模，船分前中后三艙，艙上都有蓋頂，船首兩旁有槳架三根，船艙有橫架梁櫓八根，船的兩側設有撐篙用的邊走道，有舵錨，是一只有部分甲板的中型內河客貨船。

1975年在廣州發掘出一處規模巨大的古代造船工場遺址，發現了三個大船臺，可同時建造數艘重五六十噸的木船。據考證，這是秦漢時期的造船遺址。此外，在川、陜、閩、浙、贛也有秦漢造船工場。

西漢有很多水師基地。水師常備軍皆駐扎在沿江傍海各要地，屬于所在郡守統轄。西漢的水師主要基地有豫章（江西南昌）、潯陽（江西九江一帶）、廬江（安徽安慶）、會稽（江蘇蘇州）、句章（浙江余姚錢塘江口杭州灣處）、博昌（山東博興入萊州灣處）等處。廬江、會稽等郡同時也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

漢武帝憑借其強大的水師完成了對東甌（今浙江省東南部）、閩越（福建部分地區）、南越（廣東廣西部分地區）等地方封建割據政權的統一，鞏固了海疆，為東南與南方沿海航路的暢通打下了基礎，從而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

漢武帝還曾七次巡海，不但年矩很近，有時一年一次，而且直到他死去的前兩年，在69歲高齡時還在巡海。

第一次巡海：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正月，漢武帝首次東巡海上。至東萊（今山東掖縣），齊人趁機上言海上故事者不下萬人。他派出了與徐福東渡規模相等的數千人的大船隊探尋通日本之路。甚至要親自率船隊出海赴蓬萊求仙人。經群臣苦諫才罷。隨后他便沿渤海巡行到碣石，向東巡行到遼西，后于五月回都城長安。

第二次巡海：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春正月，僅距第一次巡海六個月，武帝再巡東萊留居數月，求神仙無所見。四月回長安。秋，派左將軍荀彘〔Zhì治〕從遼西出兵，樓船將軍楊仆率將水軍5萬從山東渡渤海水陸夾攻朝鮮。這次兩路進軍路線與武帝第一次巡行東萊和赴遼西路線相同。可知這次巡海仍為開通對日航線。次年，由于朝鮮統治集團內部分裂，衛氏朝鮮亡。武帝在衛氏朝鮮統治區設真番（今朝鮮開城一帶）、臨屯（今朝鮮咸鏡南道南部）、樂浪（今朝鮮平壤南）、玄菟〔tù兔〕（今遼寧清源附近）四郡，以開拓海外航路。此后，中日航線的中間障礙（朝鮮）被打通，漢人大量遷徙到朝鮮、日本，倭人也能經朝鮮來中國。

第三次巡海：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冬，武帝先南巡江西、湖南長江中下游造船基地，再從潯陽（今江西九江、湖北黃梅一帶）率一只大船隊“自潯陽浮江，射蛟江中，獲之”。順江而下，到安慶視察了安慶以下菜子湖口的樅陽（安徽樅陽）造船基地，又增添船艦及水兵然后“舳艫〔zhúlú逐盧〕①千里，薄（通泊）樅陽而出”，順江而下，出長江口，入東海，沿海北上至瑯邪。三月，返至泰山，四月回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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