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泰國的國際貿易環境分析(當代國際貿易特點及發展趨勢（要求具體實例）)

組成,主要任務是負責協調工作組與政策制定部門關系,推動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工作。評估組負責評估工作,提出可采取的植物檢疫措施建議。管理組負責確定檢疫措施。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工作組的基本任務就是保證植物檢疫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以科學的生物學基礎為依據。

中國PRA 工作組是在原國家動植物檢疫局直接領導下的高級的技術和政策的工作班子,為緊密型、權威性的專家組。工作組的成立有利于推動PRA 工作的開展,便于組織和協調,工作組的形式也是一種嘗試。中國PRA 工作組的成立表明中國正式承認和開始應用PRA ,同時是對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的“實施動植物檢疫衛生措施協議(SPS) ”承諾后的具體行動,也意味著中國植物檢疫的新發展和進步。工作組在參考了聯合國糧農組織“有害生物風險分析準則”以及世界貿易組織“實施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的協議”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制定了“中國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程序”。同時中國PRA 工作組也制定了有害生物風險評估的具體步驟和方法。

目前,中國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工作組正按照既定時間表對有關檢疫政策和有關國家農產品進入中國問題進行分析。各國向中國輸入新的植物及植物產品項目都要進行有害生物風險分析,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已經成為中國檢疫決策工作必不可缺的環節。該工作組的成立成為中國PRA 發展新的里程碑。從1995 年到加入WTO 前,我國就完成了約40 個風險分析報告,這是歷史上完成的風險分析報告最多的階段,涉及到美國蘋果、泰國的芒果果實、進口原木、阿根廷的水果、法國葡萄苗、美國及巴西的大豆等等,對保護我國農業生產安全的產生了很大的積極作用。加入WTO 后,我國PRA 工作得到了更大的重視, 發展速度顯著加快,進入了全面與國際接軌的快速發展時期。

2 當前PRA 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我國PRA 工作起步相對較晚,技術力量還較薄弱。PRA 理論體系還不夠完善;且僅在成立了國家級PRA 工作組,各省區的PRA 基本未開展。二是全國有害生物普查或調查開展的深度和廣度不夠,同時對國外有害生物信息的了解掌握不全面,進行PRA 所需的有害生物數據庫信息系統不夠完善。三是出境PRA 不多。我國目前完成的PRA 報告多是針對進境農產品的PRA ,而國外做了很多針對出口農產品的PRA ,促進其農產品出口。四是內外檢部門溝通和配合不夠。我國許多單位都認識到PRA 的重要性,開始開展PRA ,特別是內外檢部門,但由于溝通不夠,易造成重復工作和資源不必要的浪費。

5 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的重要性

可以說從檢疫誕生的那天起，在制定檢疫措施時，人們就一直在進行著風險分析，這就是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目前，WTO各成員國大都把風險分析作為制定動植物檢疫措施的基礎。

風險分析的重要性表現在如下4各方面：

1．風險分析是世界貿易組織多邊貿易規則《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定》的主要原則之一。

2．風險分析是WTO各成員國動植物檢疫決策的主要技術支持。

3．風險分析可保持檢疫的正當技術壁壘作用，充分發揮檢疫的保護功能。

4．風險分析能強化檢疫對貿易的促進作用，增加本國農產品的市場準入機會 1.1 美國的PRA 發展幾百年來不斷地有新的生物體被從海外帶進美國并且在美國定殖。在上世紀70 年代以前的480 年的時間里,有1115 種新的昆蟲已在美國定殖,增加了美國昆蟲總量的1 %。為了控制外來有害生物的入侵,保護本國農業生產的安全,美國在70 年代就建立了一個對尚未在加州定殖的有害生物進行打分的模型,這一分析利用計算機輔助進行;每種有害生物依據一些指標打分,得分越高,該有害生物就越危險。經濟影響(包括損失和額外費用) 主要分為:沒影響(小于10 萬美元) 、影響較小(在10 ―100 萬美元之間) 、影響較大(大于100 萬美元) ;社會影響:最多影響到100 萬人、影響100 ―500 萬人(占加州人口的25 %) 、影響500 萬人以上;此外還考慮環境影響。該模型考慮了社會及環境影響的重要性,而不是僅局限于考慮市場的影響。美國針對每種有害生物進行PRA 時所采取的評估信息研究工作在美國乃至世界植物檢疫的歷史上都是很重要的,也經常被后來的文獻引用,該項研究提出的模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993 年11 月,美國完成的“通用的非土生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步驟”(用于估計與非土生有害生物傳入相關的有害生物風險) ,將PRA 劃分的三階段也基本與FAO 的“準則”一致。其特點是所建立的風險評估模型采用高、中、低打分的方法。

1.2 澳大利亞的PRA 發展澳大利亞“Lindsay 委員會”于1988 年5 月公布了一份題為“澳大利亞檢疫工作的未來”的報告,明確提出:“無風險”或稱“零風險”的檢疫政策是站不住腳的,也是不可取的。相反, “可接受的風險”或稱為“最小風險”“可忽略的風險”或“最小的風險水平”的概念則是現實的。同時,該報告還特別強調了風險管理在檢疫決策中的重要性。澳大利亞檢驗檢疫局(AQIS) 于1991 年制定了進境檢疫PRA 程序,使“可接受的風險水平”成為澳大利亞檢疫決策的重要參照標準之一。澳大利亞認為有害生物風險分析是制定檢疫政策的基礎,也是履行有關國際協議的重要手段。

AQIS 植物檢疫政策部門負責進行針對進口到澳大利亞的植物和植物產品的風險分析。這些植物和植物產品包括新鮮水果和蔬菜、谷物和一些種子和苗木。進口風險分析( Import Risk Analysis) 針對潛在的檢疫風險進行確認和分類并制定解決這些風險的風險管理程序。從1997 年起AQIS 開始采用新的進口風險分析買粉絲程序。新的程序最低要求包括公布進口風險分析的報告草案和最后確定稿。進行進口風險分折時又分兩種情況: ①相對簡單的進口申請進行常規的風險分析步驟。②較復雜的進口申請進行非常規的風險分析步驟。AQIS 于1998 年出版的《AQIS 進口風險分析步驟手冊》一書中對兩種步驟都有詳細描述。

澳大利亞參考FAO 的《有害生物風險分析準則》制定了“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的總要求”,還制定了“制定植物和植物產品進入澳大利亞的檢疫條件的程序”。確定的PRA 步驟為: (1) 接受申請、登記建檔并確定PRA 工作進度; (2) 確定檢疫性有害生物名單; (3) 進行有害生物風險評估; (4) 確定合適的檢疫管理措施; (5) 準備PRA 報告初稿; (6) 召集PRA 工作組討論通過PRA 報告; (7) 征求意見后形成正式的PRA 報告; (8) 送交主管領導供檢疫決策參考。在進行生物風險評估時規定了7 個主要評估指標:有害生物的進境模式、原產地有害生物的狀況、有害生物的傳播潛能及其在澳大利亞的定殖潛能、其他國家類似的植物檢疫政策、供選擇的植物檢疫方法和策略、有害生物定殖對澳大利亞產品的影響、分析中存在的問題。

由于澳大利亞農業管理體制的特殊性,AQIS 在進行植物檢疫決策時一般僅從檢疫角度考慮生物學安全性的問題,即僅考慮生物學的風險評估結果,不考慮經濟學影響或僅對有害生物的經濟學進行一般性評估。在PRA 過程中所涉及的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評估則由聯邦政府指定的部門進行。

澳大利亞開展PRA 工作已有多年,早期的PRA 工作主要有稻米的PRA、進口新西蘭蘋果梨火疫病的PRA、實蠅對澳大利亞園藝工業的影響分析、種傳豆類檢疫病害的評價。1999 年開始,PRA 的工作則大量增多,如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柑桔、南非的柑桔、泰國的榴蓮、菲律賓的芒果、美國的甜玉米種子、荷蘭的番茄、新西蘭的蘋果、日本的富士蘋果、韓國的鴨梨和中國的鴨梨等等。

澳大利亞還依據PRA 向一些國家提出了市場準入的請求,包括:向韓國出口柑桔、向日本出口芒果的新品種、稻草和番茄;向美國出口番茄、切花和草種;向新西蘭出口切花和各種實蠅寄主商品;向墨西哥出口大麥;向毛里求斯出口小麥;向秘魯出口大米等。

1.3 加拿大的PRA 發展加拿大的植物有害生物風險分析有專門的機構負責管理,并且由專門的機構負責進行風險評估。評估部門對有害生物的風險進行評價,并提出可降低風險的植物檢疫措施備選方案,最后由管理部門進行決策。1995 年按照FAO 的準則, 加拿大農業部制定了其本國的PRA 工作程序。加拿大將PRA 分成3 部分: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有害生物風險管理、有害生物風險交流。將風險交流作為PRA 的獨立部分是加拿大的特色,其風險交流,主要指與有關貿易部門的交流。在進行風險評估中,考慮有害生物傳入會造成的后果時,考慮對寄主、經濟和環境的影響。風險評估的結果確定總體風險,劃分為4 個等級,即極低、低、中、高,并考慮不確定因素,陳述所利用的信息的可靠性。

1.4 新西蘭的PRA 發展新西蘭于1993 年12 月將“植物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程序”列為農漁部國家農業安全局的國家標準。它基本上可以說是FAO 的“準則”的具體化。其特點體現在風險評估的定量化上。新西蘭開展PRA 工作較早,且已形成了從科研人員到管理決策層的基本體系,并將PRA 很好地與檢疫決策結合起來,是世界上PRA 工作領先的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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