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愛爾蘭海外收入怎么征稅(有關政治經濟學)

愛爾蘭跨大西洋海底光纜”，成為美國企業設立歐洲數據托管中心的首選。該國平均電費要比其他歐盟國家少三分之一，且大力發展清潔能源，滿足互聯網企業的電力需求。

1980年代，愛爾蘭財政赤字飆升，政府為改善經濟結構和就業率，對當時新興的軟件企業招商引資，針對IBM、微軟、蘋果等大公司，給出了大幅度稅收優惠。

“愛爾蘭名義上的最低稅率在12.5%，比歐洲平均只低2%—3%左右，并沒有特別大優勢。”晨風說。

但愛爾蘭政府為了留住企業，以“稅收換就業”，要求企業雇用大量當地員工，同時幫助這些企業設計出一套規避稅收的程序，其中最早也是最著名的要屬與蘋果公司的合作，被稱之為“愛爾蘭雙層——荷蘭三明治（Double Irish with Dutch sandwich ）”。

簡而言之，假設蘋果在愛爾蘭成立一家銷售子公司A和一家總部位于避稅天堂的空殼子公司B，并在荷蘭另設一家空殼公司C。美國母公司將美國以外的收入都歸給子公司A，同時將知識產權以低價轉讓給空殼公司B，B再轉讓給C，C再授權給A進行銷售。A作為銷售渠道一旦有了收入，就支付知識產權版稅給C，C再向B支付版稅。

根據愛爾蘭法律，因為C公司為荷蘭公司，所以可以免征A公司支付給C公司12.5%的企業稅。此外，三家公司同屬歐盟，根據荷蘭的法律，免繳預提所得稅，因此進出C公司的資金轉移不用繳稅。同時根據愛爾蘭稅法，總部或者母公司在外國就認定為外國公司，因此B公司轉給避稅天堂母公司的費用也不用繳稅。

A和B就像兩片面包夾著C，整個過程中蘋果只需要繳納荷蘭低廉的交易稅和極少的愛爾蘭所得稅。此舉引發其他國家不滿，尤其是法國、德國等蘋果歐洲銷售大國，幾乎沒有收到任何消費稅。

歐盟委員會2016年裁定，蘋果在愛爾蘭享受的低稅率，等同于愛爾蘭為其提供國家補貼，違反歐盟規則，蘋果需補繳高達130億歐元的稅款。但歐盟常設法院因證據不足，在2020年最終撤銷了上述裁定。

在蘋果的啟發下，“愛爾蘭雙層三明治”幾乎成為跨國企業避稅的代名詞，在擁有知識產權的公司中相當流行，尤其是IT行業。

“幾乎所有互聯網巨頭都愛上了‘三明治’。”晨風說。

他舉例，比如一臺蘋果手機，它的多道生產工序是在全球不同地方完成的，針對產業鏈上的每一環，政府都會對加工工廠征稅。生產成本往往和原料、人力、廠房等生產資料的價格相關，而且實體工廠的稅收很容易確定，因此蘋果很難調節這一部分的稅收和利潤。蘋果母公司想要提高這部分利潤，只有壓縮代工成本，“所以一般加工廠的利潤都很薄”。

蘋果要做的是把知識產權轉移到愛爾蘭，因為這是它價格最高的部分，公司可以通過避稅進一步放大這部分的收益。這幾乎成為一種定式：一家企業的關聯公司可能在低稅收的避稅天堂持有專利，但會向設在高稅收國家的關聯公司收取很高的品牌使用費，從而實現在低稅收管轄區的利潤最大化。

于是出現了一個奇特的景象：一面是蘋果在全球范圍尋找制造商，同時在全球范圍進行銷售，獲得大量收入。另一面則是蘋果幾乎將所有海外利潤集中在愛爾蘭的子公司，美國母公司日常經營還需要銀行貸款，即便公司賬上趴著大筆現金。

現金往往會被用于高管分紅、回購股票等資本市場的操作，這些利好消息進一步推動公司股價上升。

很長一段時間，像蘋果這樣的跨國企業究竟通過避稅省去了多少錢，難以計算，主要因為絕大部分避稅天堂對注冊公司施行保密制度。

根據美國參議院2013年發布的調查，蘋果公司通過與愛爾蘭政府協商，以遠低于該國法定稅率12%進行避稅。2009年至2012年間，該公司將740億美元全球銷售收入的納稅地點從美國轉移到愛爾蘭，占到全部海外銷售的90.5%，但稅率只有平均不到0.1%。

參議院發表相關調查報告后，蘋果隨即聲稱，公司2012年在美國上繳了60億美元企業所得稅，占到其在美國收入的30%，相當于美財政部收到的全部企業所得稅的2.5%。蘋果公司之所以把大量資金移到海外，是因為該公司產品銷售的三分之二發生在美國以外地區。

蘋果的回復并不能解釋為何沒有在海外納稅，卻也揭示出一個現實：跨國企業的稅收問題遇到了根本性的矛盾。

“以前追蹤稅源，根據的是人流、物流、資金流。數字經濟下，實物沒了，人流也用不著，如果你用的還是加密貨幣，那就連資金流也查不到。”楊志勇說。

2008年以前，全世界對于避稅天堂的批評僅限于道德譴責，因為無人知道它們究竟給宏觀經濟將帶來多大的影響。

那一年，加布里埃爾·祖克曼（Gabriel Zucman）還只是一家巴黎小券商的實習生，負責記錄客戶備忘錄。他發現幾百億美元資金來往于避稅天堂之間，這些數字甚至占到當時國際風險投資總金額的一半以上。

2013年，他成為法國知名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 (Thomas Piketty)的學生，研究全球財富不平等問題。他通過離岸金融的角度解釋了稅收流失如何加劇了財富不平等現象，并寫出了《避稅天堂調查》一書。

根據祖克曼的統計，截至2017年，個人藏匿在避稅天堂的資金高達8.7萬億美元。英國經濟學家、研究機構“稅收正義網絡”創始人Alex Cobham則估算，美國跨國公司轉移至避稅天堂的企業利潤從1990年代的大約5%—10%增長到今天的25%—30%。

在另一份與哥本哈根大學的合作研究報告中，祖克曼指出，1985年至2018年間，全球平均法定公司稅率下降了約一半，從49%降至24%。尤其在2018年，美國在特朗普執政下將稅率從35%下調至21%，全球政府都進入了新一輪對稅收的“惡性競爭”中。

祖克曼提出，這類大規模的逃稅行為不僅讓國家損失慘重，也讓基礎的宏觀數據喪失意義，由此可能引發嚴重的金融后果。

“不公平不僅體現在國家收入的問題上，國家喪失稅源意味著可能會加強對普通人的征稅力度。”他說，“美國的黃金時代，中產階級收入的增長速度與百萬富翁的產生速度大致相同，而這一時期美國公司近50%的稅收收入被用于州和聯邦支出。看看現在幾近‘枯竭’的中產階級吧。”

在過去幾十年里，大規模的企業稅收減免幫助跨國企業積累了不可思議的資金。與此同時，國會只能通過提高工資稅來支撐預算，相當于美國中產階級為此埋單。

祖克曼也承認，過去幾十年是自由市場經濟獲得了勝利，但他并不是要推翻這樣的勝利，而是認為，“通過國際間合作，全世界都可以變得更好”。

國際間合作需要某種契機。

2008年金融危機后，各國政府一面肩負消除巨額財政赤字的任務，另一方面要應對憤怒的選民，向他們解釋為何政府要由納稅人出資救助“貪婪”的銀行家們，即便大家早已對跨國公司和富人逃稅的行為感到不滿。

2014年，OECD經合組織發布了兩項重要計劃，一是發布了新版“通用報告標準”（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該標準與上述美國的FATCA法案類似，要求成員國公開相關金融賬戶的財產和涉稅信息，能夠幫助稅務主管部門跟蹤納稅人的離岸資產。

二是針對跨國公司的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項目(BEPS，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楊志勇形容，BEPS更像是此次OECD國際稅制改革的雛形，這一次之所以這么多國家在短時間內同意設置15%的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和之前國際稅收合作打下的基礎有密切關系。

“通過統一的全球稅制，重新確認收稅標準，能夠讓各國人民嘗到全球化的‘甜頭’，而不是加劇貧富差距、加深民粹的情緒。”王輝耀說。

楊志勇有些擔憂，盡管OECD確認將于2023年拿出具體稅改方案，但懸而未決的問題太多，包括最低稅率對哪些企業適用，各國企業的利潤率怎么統一，稅收利益分配中市場國如何確定，份額如何界定等。

“本質上關系到國際稅收利益分配問題，130多個國家和地區參與，大家的訴求都不一樣，如何才能獲得統一的方案？”楊志勇說。

受稅制改革影響最大的會計師反倒最“淡定”，晨風的淡定源于業務量的上升。繼2021年4月份國際稅改的消息傳出后，他的郵箱每天都收到跨國公司CTO們的買粉絲，“大家談論最多的不是如何迎合國際稅改，而是如何找到下一個‘三明治’”。

站在跨國企業的角度，王梓認為，只要任何一個類似愛爾蘭的稅收洼地存在，企業避稅、逃稅都不可能完全杜絕，“總有國家和地區愿意放棄部分稅收換取其他利益”。

受美國和歐盟施壓，愛爾蘭政府承諾在2020年之前完成BEPS的要求，蘋果、谷歌、臉書等一些巨頭也已放棄“愛爾蘭雙層三明治”模式。

但在傳統避稅天堂如加勒比地區遭到各國政府限制的背景下，愛爾蘭歐盟成員國的身份仍是跨國企業的最佳選擇——即便無法達到完全的零稅率，愛爾蘭的12.5%的低稅率仍具吸引力。

（應受訪者要求，晨風、王梓為化名）

孟加拉國

作為亞洲紡織產業的后起之秀，近幾年來孟加拉國紡織產品在國際紡織品市場上有較強的競爭力。由于該國紡織也歷史悠久，加上政府合理有序的紡織產業發展戰略，孟加拉國正日益成為亞洲地區紡織大國。紡織業是孟目前主要的制造業，屬孟支柱產業之一。孟有關部門統計的紡織服裝加工企業達4000多家，連同上下游從業人員達480多萬。紡織業的興衰直接影響孟國就業狀況、穩定、減貧乃至孟國民經濟發展，因此可以說是孟經濟的生命線。

受人民幣升值、配額限制、各類關稅及貿易壁壘等影響，我國紡織企業紛紛走出國門，到非洲、東南美及亞洲一些國家投資設廠，以求達到“規避障礙，曲線出口”的目的。為幫助我國企業更好地了解孟加拉市場，筆者覺得有必要對我企業投資孟加拉國紡織業利弊作進一步分析，希望此文多少能為我紡織企業“走出去”提供一些參考。

一、主要有利因素

（一）中國政府對紡織企業“走出去”的支持及孟加拉國政府的吸引投資的積極態度

1、中國政府對紡織企業“走出去”的支持

中國政府多年來一直高度重視企業“走出去”，尤其是積極引導和推動紡織企業對外投資，為此，國家先后制訂了一系列政策。現簡要介紹如下：

①、1999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鼓勵企業開展境外加工貿易政策。主要涉及5個方面：投資便利化措施、推動銀行為紡織企業“走出去”優先提供貸款支持、實物投資享受一般貿易項下的出口退稅、外匯支持以及國家對企業在國內銀行取得（非優惠的）人民幣中長期貸款和周轉外匯貸款給予全額貼息，貼息按實際貸款期限計算，最長不超過3年。

②2005年，財政部、商務部聯合下發了《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專項資金管理辦法》（財企[2005]255號）。支持方向有三個：一是對對外經濟技術合作企業前期費用進行直接補助。對紡織企業境外投資來說，前期費用是指企業在項目所在國注冊境外企業之前發生的相關費用，包括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編制費、技術和商務買粉絲費，補助費用比例原則上不超過申請企業實際支付費用的50%；二是對企業銀行中長期貸款給予不超過5年的貼息支持。三是對企業的境外運營費用給予補助。

③2006年，國家決定將紡織品出口征稅收入用于支持紡織企業轉變外貿易增長方式和紡織企業“走出去”，實現原產地多元化。7月26日，財政部、發改委、商務部聯合下發。《關于促進我國紡織行業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支持紡織企業“走出去”相關政策的通知》。支持海外紡織工業園區建設，主要包括制定園區建設貸款貼息專項政策，對園區建設企業為入園紡織企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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