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從地理位置來看美國發展對外貿易的優勢是(誰能把這句話給我說清楚：香港地理位置優越，連接北美洲與歐洲時差。)

DP 比重與相應的全國均值之比（export和trade ）來度量相對的經濟開放程度。我們預期對外開放對工業集聚有正的作用。（2）政府對于經濟活動的參與度。中國經濟改革的起點是政府全面參與經濟活動的計劃經濟，在這一體制下，資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均受到負面影響，因此，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將有利于工業的集聚。在經濟增長文獻中，通過用扣除教育和國防經費的政府支出占GDP 的比重來度量政府消費所起的作用。在我們的數據中沒有省一級的國防開支統計，而教育支出被包括在科教文衛支出這個大類中，由于這個大類的性質與教育支出都是類似的，因此，我們就用扣除這一類支出以后的政府支出在GDP 中的比重與全國均值之比（買粉絲 ）來度量相對的政府對于經濟的參與程度，并預期這一變量的符號為負。[⑧]

必須說明的是，政策的調整從來就不可能在政策頒布的一夜之間完成，從而導致改革在時間上的循序漸進和空間上的進展差異，而我們使用的政策指標所具有的面板結構恰恰能夠反映各類政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差異。但是，這類政策指標仍然可能是某些未觀察到的真正的政策變量作用的結果，而不是政策本身。為了克服此類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造成的估計偏誤，對于我們特別關注的開放指標，我們使用了工具變量來檢驗其是不是具有顯著的內生性問題。正如我們在前文中所說的那樣，之所以將關注的焦點特別集中于經濟開放政策的效果，是因為這一政策是中國經濟改革以來最為重要的政策，也標志著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由趕超型向比較優勢型的轉變。而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和經濟的非國有化進程也與經濟的開放進程緊密相關。另一個值得一提的原因是，在國際上，經濟全球化與地區間收入差距的影響正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Wan ，Lu and Chen，2004），而從經濟開放的角度來看工業的集聚也能為這一問題提供一些相關的證據。我們使用的經濟開放的工具變量包括了各個地區在1978年經濟仍未實施開放政策時的開放度指標（1978年的出口與GDP 之比export78，或者1978年的出口與GDP 之比trade78），以及各地到香港和上海兩個主要港口的距離中較近的一個（port），[⑨]這兩個工具變量分別反映了歷史和地理因素對于開放的影響，實際上也反映了歷史和地理因素對于工業集聚的間接影響。其中，使用各地到香港和上海兩個港口的距離是因為這兩大港口是中國最大的港口，其吞吐量明顯高于排名在其后的其他港口，可以作為開放度的有效的工具變量（Wei and Wu，2001）。

五、實證研究結果的報告

計量分析的結果見表2.方程（1）是包含了全部變量的隨機效應模型，其中，我們用export作為開放度的指標。Hausman 檢驗結果顯示，不能拒絕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方程2）的系數沒有系統性差異的假說。同時，當我們使用export78和port作為export的工具變量估計包含工具變量的隨機效應模型（方程（3），IV-RE ）時，Hausman 檢驗結果顯示開放度指標并未顯著地存在內生性偏誤。方程（4）在基本模型的基礎上去掉了不顯著的變量e ，并沒有改變模型的基本估計結果，Hausman 檢驗仍然支持隨機效應模型，并且開放指標并未顯著地存在內生問題。方程（5）在基本模型的基礎上用進出口和GDP 之比（trade ）替換export作為開放度指標，結果顯示，Hausman 檢驗仍然支持隨機效應模型。有趣的是，當我們用trade78和port作為trade 的工具變量的時候，port在控制了模型其他變量之后與trade 不顯著相關，這說明到港口的距離雖然對一個地區的出口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卻對以進出口總額作為指標的開放度沒有顯著的影響，也就是說，進口并不顯著地受到一個地區與大港口之間的距離的影響。

通過表2中報告的幾個結果，以及相應的檢驗，我們可以確認，方程（1）所得到的結果是穩定的，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討論實證研究的發現。總地來說，無論是經濟地理因素、經濟政策因素還是新經濟地理因素中的變量，都對產業集聚具有很好的解釋力。這就說明地區的工業發展和集聚是一個受多種因素影響的復雜的過程，如果忽略了其中的一些方面，都可能影響實證結果的可信度。具體來看，我們可以依次將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的各種因素的作用總結如下：

1、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我們發現，沿海地區更接近國際市場的地理優勢的確有利于工業集聚。而直轄市作為城市經濟，已經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其經濟職能正在發生變化，因此，直轄市的工業份額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相對更低。

2、新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我們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發現，就是為新經濟地理學提供了來自中國的證據。在我們的實證結果中，由一個地區企業數衡量的產業外部性和地區消費者購買力對于工業集聚的前后向聯系作用均顯著為正。我們發現地區的人力資本相對水平對工業集聚有著不顯著的正影響，之所以人力資本的因素作用不顯著，可能是因為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還處于比較初級的階段，對于人力資本的要求還不高。一個地區城市化水平和在道路和通訊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對地區的工業集聚具有顯著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們的一系列新經濟地理指標是一個地區與全國平均水平的相對數，因此其系數之間是相互可比的。從結果來看，顯然，道路基礎設施建設和市場的購買力對于工業集聚的積極作用最大。

3、經濟政策的作用。我們發現，對外開放對于工業集聚有著顯著的正影響，這顯示出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策略對于工業集聚的推動作用。有趣的是，我們在使用工具變量的估計結果中還發現，歷史和地理的因素對于地區的開放程度有著顯著的影響，計劃經濟時期開放程度高的地區和距離大港口較近的地區在我們的數據考察期間仍然有較高的開放度。同時，我們也發現，到大港口的距離對于以進出口占GDP 比例為指標的開放度并沒有顯著的解釋力。綜合起來看，可能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歷史還不夠長，所以才導致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因素仍然在起作用，而地理因素的作用卻主要對出口產生影響。[⑩]我們所考察的另一個重要的政策變量是政府對于經濟活動的參與程度，正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政府對于經濟活動的參與程度越高，越是不利于地區工業的集聚。

對于思考中國地區間差距的問題提供了一些啟示。由于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以及工業發展中的規模經濟和收益遞增效應，工業集聚和地區間差距是工業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實現并不是要扭轉由經濟力量的收益遞增性導致的工業集聚，而是應該通過深化經濟改革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落后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地區間的協調發展不是各個地區沒有差別的發展，而是在一種錯落有致、公正并有效率的競爭下的發展。

誰能把這句話給我說清楚：香港地理位置優越，連接北美洲與歐洲時差。

香港位于珠江口東側，背靠中國大陸，面朝南海，為珠江內河與南海交通的咽喉，南中國的門戶；又地處歐亞大陸東南部、南海與參灣海峽之交，是亞洲及世界的航道要沖。

香港境域大致包括深圳河以南，北緯22度09分以上，東經113度52分至114度30w分之間的海面和陸地，分為香港島、九龍、新界和離島4部分。由于不斷填海造地，土地面積在不斷變化之中。據1981年統計，全境土地面積為1061.72平方公里，其中香港島及周圍小島嶼為78.12平方公里，九龍（包括新九龍）為37.74平方公里，新界本土為735.1平方公里，離島為210.76增方公里。至1993年，全境土地面積增為1078平方公里。

香港的地理位置是影響香港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地理因素之一，分析研究香港地理位置及其作用，對于認識香港經濟發展及其今后前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地理位置不只是指一個地方在那里，其全面的科學含義是指一個地方與外部一切地理因素在方位和距離方面的空間關系的總和。〔1〕其中，與經緯度相互關系確定的是數理地理位置；與自然地理因素相互關系確定的是自然地理位置；與經濟地理因素相互關系確定的是經濟地理位置；與政治地理因素相互關系確定的是政治地理位置；與文化地理因素相互關系確定的是文化地理位置。香港這幾方面的地理位置都有其非常特殊的地方，而且對香港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香港的數理地理位置

香港位于北緯22度09分至22度37分，東經113度52分至114度30分。這是香港的數理地理位置。其緯度位置是香港形成南亞熱帶氣候的基礎；其經度位置是香港成為與倫敦、紐約鼎足而立的世界三大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之一。香港的經度位置使它又處于太平洋和大西洋兩地有利的時差區，“由于倫敦、紐約、香港分布于歐、美、亞三洲，處于三個不同的時區，時間上（相差約八個小時)正好（使世界金融市場)互相銜接，連成一個整體。”〔2〕香港的經度位置使它與東京差一個小時（香港20時，東京2l時，倫敦12時，紐約7時)，這是香港與東京競爭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一個極為有利的因素。

二、香港的自然地理位置

香港位于東亞中國東南沿海、太平洋西岸中央，是世界上最大的歐亞大陸與世界上最大的太平洋交匯處，因而使香港位于溫暖多雨的東亞季風氣候區，使香港與亞洲大陸西南部同緯度的阿拉伯沙漠乾旱氣候迥然不同。這就為香港的發展提供了優越的自然地理環境。更重要的是，香港的自然地理位置使它背靠中國大陸、面向大洋，為通往世界各地提供了基礎。

香港的數理地理位置和自然地理位置是對香港發展長期起作用的因素。香港是從遠洋船舶大型化的時代而迅速發展起來的，故她所擁有的深水港和面向大洋的優勢得到充分的發揮。

三、香港的經濟地理位置

香港維多利亞港與美國的舊金山、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并稱為世界三個最優良的天然深水港。但除了這個極為重要的港口資源外，香港幾乎沒有發展工業所必須的各種礦產資源和農業原料。論土地面積僅1060平方公里，號稱彈丸之地。但它的經濟地理位置卻非常有利，背靠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市場廣闊的中國大陸，地處太平洋西岸中央，便于通往世界各地。維多利亞港和優越的經濟地理位置，是香港發展成為國際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的必要條件。本世紀初廣九鐵路建成（1911年全線通車)，九龍位于廣九鐵路南端，北連京廣鐵路，使香港成為中國的轉口貿易港。中國內地的農副產品和各種工業原料源源不斷運進香港，就近供應，價格低廉。香港的工業制成品通過水陸運輸網可方便地進入中國大陸市場。香港毗鄰中國大陸，使它就近方便獲得大量低廉的資源、勞力和廣闊的市場；香港面向海洋，可利用海運成本低的優勢，聯系世界各地。這些都是香港經濟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香港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強大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香港就其與中國大陸的經濟地理位置來說，偏隅于一角。因而大陸解放前香港主要是華南地區轉口貿易港，其經濟地位遠不如上海和廣州。但香港擁有維多利亞天然良港這個優勢，在當代海上運輸現代化和國際分工高度發達的條件下，香港背靠中國大陸、面向海洋、海陸交匯、位于太平洋西岸中央的優勢得以充分發揮，加上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長其實行自由港政策，經營者的審時度勢，不過二、三十年時間，香港便發展成為亞太地區首屈一指的國際性工商業城市，成為國際貿易中心、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現在它在國際上的地位已超過廣州、上海。

香港經濟地理位置的優越性還表現在邊境效應上。自從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商品經濟發展要求貿易自由和對外開放。香港被英國占領后，客觀上起著擴大開放、交流的作用，很快就發展成為中國的轉口貿易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挑起世界上許多國家對中國大陸禁運，香港作為轉口貿易港的地位迅速下降。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從香港輸往內地的貿易額僅占港產品出口值的0.1～0.5％之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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