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元朝對外貿易繁榮的原因結合時代背景(熟悉歷史的人來（中國由盛轉衰的原因）)

”，選擇了進口白銀，而把整理財政、合理稅收，把建立完善的財政――貨幣體系這樣困難的事情，把建立一個財政-金融主導的現代國家體制的重任，留給了500年后的毛澤東和周恩來。

我們如果說明代有什么遺產，我說它最大的遺產就是白銀。這么說來，荒唐的其實還不止是明朝，因為我們知道，明清這兩個大帝國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最大的相同之處，就是這兩個大帝國都以白銀為國家稅收和國家儲備貨幣，也就是說，清的貨幣政策承襲了明制。而500年來，中國這種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供給的貨幣政策，對于世界經濟的形成來說，既是決定性的、更是根本性的，一方面，對于明清兩朝來說，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目的，其實主要就是為了進口白銀――而另一方面，從長遠看，由于銀根主要依賴國外，所以白銀的短缺和白銀的外流，又勢必造成周期性的、劇烈的通貨緊縮，威脅宏觀經濟，而這反過來對于明清兩朝經濟來說也就成為致命的，正如我下面要告訴大家的，這其實就是解釋明清兩個帝國突然間迅速瓦解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甚至最為根本性的原因。

今天說這些對我們今天有什么意義呢，我覺得意義起碼有二：

一·中國要不要改革開放，這其實早已經是不需要爭論的問題，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自明代開始就是改革開放的，500年來，造成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根本動力，總起來說就是中國而不是別的國家，500年來到今天，我們真正需要爭論的問題僅僅是：怎么處理好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的關系，怎么處理好貨幣供血與貨幣輸血的關系，進一步說，就是如何避免過度的開放導致的對于世界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過度依賴。

二·我們今天研究中國的問題，如果不注意中國與世界的聯系，不從這種聯系看問題，這起碼在學術上就是閉關自守、鼠目寸光。不但我們研究歷史，理解500年前的張居正如此，理解我們自己今天的改革開放也是同樣如此。比如今天，我們不能離開華爾街來獨自解釋我們自己的貨幣金融政策，我們說改革開放體現了人民的意志，體現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這毫無疑問是對的，但是，離開了國際經濟和投資運動的趨勢，國際貨幣流動趨勢，離開了華爾街的風向，我們就不能從根本上解釋這種開放如何可能，不承認這一點，不研究這個問題，就不是真正的開放態度。

過度依賴及其后果：白銀改革促進了明朝經濟的發展，也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明代中后期通過大量進口白銀找到了解決國內貨幣危機的辦法，它對于世界經濟的貢獻當然是巨大的，這當然應該得到積極的評價，但是，我們千萬別忘了：也正因為如此，它對于外部世界的依賴也是非常強的，這尤其突出地表現為明代經濟對于進口白銀的依賴。

白銀依賴也是明清兩代最為突出的問題，我認為如果看不到這個實質性的問題，就不能解釋為什么1630年代的美洲白銀供應短缺，會成為明朝垮掉的一個重要原因，而200年后，即1830年的白銀外流，也竟然最終導致了清朝的垮臺，如果看不到這一點，那我們就會糾纏在浩如煙海的歷史細節里，迷失在皇帝、娘娘、太監鉤心斗角的雞零狗碎中，我們就看不到500年歷史的基本脈絡。

因此阿特威爾才說：明朝采用白銀作為國家稅收和儲備貨幣，這本身是一件“禍福參半”的歷史變數。這其實也是一句說到了家的話。

首先，對于白銀的追求和外向型的經濟，極大地促進了明代的經濟和生產活動向著專業化、商業化、跨國、跨區域的方向發展，特別是在江南地區，比如松江地區，隨著國內外對于棉布的需求，越來越多的人改行從事全日制的紡織和棉布貿易，社會學家黃宗智有一個觀點，以此來反駁歷史上中國沒有市場經濟的謬論，他說： 我們要了解明代經濟的市場化程度究竟怎樣，從一個極簡單的例子就可以看到，那就是當時中國的大多數人都穿棉衣了，――這就說明了棉花和棉布的市場化程度。

其實，與當前的經濟學家們所倡導的“比較優勢理論”所描述的一樣，明代市場的擴大、對外貿易的擴大，使得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越來越多地占據了當時的世界市場，而根據“比較優勢理論”的假定，這種發展模式的好處在于，它能促進國內就業，能促進勞動的專業化， 隨著分工和市場的擴大，人們會生產并消費越來越多的物美價廉的商品，最終交換和貿易會代替戰爭，貿易和分工的玉帛最終將化解競爭和干戈，――這個理論的真正問題恰在于它聽起來太好了，好到了讓人不能相信的程度， 無視了人間萬物，凡有一利則必有一弊，它無視了歷史上的貿易、分工和市場的擴張，像一切好東西一樣，起碼也帶會來了與今天完全類似的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國家競爭造成的貿易糾紛的擴大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特別是中西兩大帝國的對抗，比如阿特威爾舉的一個例子：隨著中國商人把中國商城辦到了墨西哥，中國人與外國商人的商業糾紛開始擴大，最著名的一件是1639年，西屬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排華事件，這次事件中菲律賓有2萬華人被殺，更造成中國南方的對外貿易的據點由菲律賓的馬尼拉撤退到本土的澳門和廣州（從此一撤到今天，就一直沒能再回去）。還有就是：當時的西班牙菲利浦二世下令對中國商品征收高額的貿易稅――這樣作的原因，就是基于當時的“中國經濟威脅論”。

第二個問題是：對外貿易的擴大造成國內生產的日益專業化、市場化――這同樣也是個好壞參半的結果，其中特別是：農業的市場化，這從來就蘊含著巨大的風險，特別是在交通運輸手段比較落后的時代，糧食生產的區域化和市場化很可能造成的糧食危機，我們知道，盡管我們今天早已經是北糧南運了，可是明代乃至清代，那都是南糧北運的，即南方地區是主要的糧食基地，如果這些地區不種糧食，而且還等待別的地區給它運糧吃，那么糧食的風險就是巨大的。

明朝中后期一直面臨巨大的糧食安全風險，最終這一危機在1640年代達到高峰，由于自然災害造成的糧食短缺，那些市場化最徹底的富裕地區被證明無法抵御糧食危機，因為這些地區不生產糧食，糧食要跨區域去買，在糧價騰貴的災荒時期，你有錢也買不到糧食，結果以富裕的江南地區遭受打擊最為嚴重，根據黃仁宇提供的資料：1640年代，蘇州地區每斤大米的價格升到了100個銅錢，大批的人餓死的同時，是許多豪宅低價出售也無人問津。這充分表明：貨幣經濟和對外貿易促進了市場化的發展和勞動力的專業化分工，而到了災荒年頭，市場化和貨幣經濟――特別是一條鞭法的弊端，卻會鮮明的表現出來：由于廣大的“發達地區”為了增加國內和國際市場的需要，擴大了棉花和桑樹的種植，這些當年曾經是自給自足的地區，現在突然發現――它的糧食供應必須依賴跨地區的貿易。人們說經濟上自給自足不好，但是對一個國家的糧食生產來說，這個教條可能就是錯誤的。

在1640年代，即使在豐收的年份，南直隸（指安徽和江蘇地區，包括皇帝的老家）、浙江地區的人們也要靠出售生絲、原棉、棉紗和棉布，來購買糧食，一條鞭法實施之后，還要用銀兩來賦稅和地租，償還貸款。如果遇到災荒，或者他們用現金購買的糧食價格發生巨大的波動，而國家救助不利，那么巨大的災難就不可避免了。

第三個問題其實與上述兩個問題都有關：那就是明代后期遇到的滅頂之災，更是由于新大陸銀產量的第一次急遽下降直接造成，即基于世界貨幣市場動蕩所產生的“蝴蝶效應”所造成的放大的沖擊。這種美洲白銀供給的大幅度萎縮也發生在1630年代，它毫無疑問地造成了白銀供應的短缺，從而導致了中國國內嚴重的通貨緊縮，明代的白銀主要靠進口，也就是說，明代在貨幣上是“與世界接軌”的，是完全依賴世界貨幣市場的，所以整個明代都面臨著貨幣緊縮的問題，但是1630年之后，隨著美洲白銀供給的大幅度下降，白銀短缺，這種緊縮擴大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加上這一時期發生的邊關危機、對外貿易糾紛、農業災荒、以及改革造成的負效應，這最終導致了導致明帝國崩潰的經濟大危機。

當然，從表面上看，明朝是亡于西部的李自成起義和北方的邊患――這一點當然是誰都知道的事，因為這是一般教科書上告訴我們的， 我們不妨就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明朝為什么在三個最混蛋的皇帝嘉靖、隆慶和萬歷手里竟然號稱“盛世”，而到了兢兢業業、勵精圖治的崇禎皇帝手里，它卻一朝完蛋了呢？可見這種道德的解釋是最無力的，――我們說：明亡的根本原因，象其他帝國一樣，還是由于它的經濟的崩潰。而這種經濟崩潰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代對于國際性貨幣――白銀進口的依賴，這使它的財政和經濟最終要受到國際白銀生產的制約，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它對于對外貿易的依賴，即它過于外向型的經濟造成了國內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和市場化，從而導致了糧食生產的過度市場化，結果――那些最為市場化的地區反而不能應對災荒和糧食的短缺，因為它在糧食安全方面不能自給自足。

這也就是說，導致明朝經濟崩潰的，恰恰是那些促進它在嘉靖、隆慶和萬歷時代經濟繁榮的因素，更準確地說：是由于這些因素的過度實施。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由于明代國家過于依賴于世界市場和貨幣進口，乃至太致力于于“發展”，而忽略了最基本的社會“保護”：特別是忽視了貨幣的安全和糧食的安全。大明朝的改革開放是典型的舍本逐末的、被動型改革開放，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明朝的問題關鍵不是閉關自守，不改革開放，不搞商品經濟造成的，而是由“錯誤的發展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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