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中國服務貿易結構圖(如何運用比較優勢理論指導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

。建議成立中國國際服務貿易協調小組或委員會,負責我國服務貿易發展規劃,業務統計、立法、對外談判和政策協調等事宜。

5、加快服務貿易人才培養不同產業的企業,關鍵性的生產要素是不同的。對服務貿易企業來講,人才是關鍵要素。我國與發達國家在服務貿易方面的差距,說到底是人才數量和質量的差距。解決人才問題要從多方面著手,一是多渠道多層次培養。建議有條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要積極籌建國際服務貿易專業,培養熟悉國際服務貿易的復合型人才,同時加強對現有人員的短期培訓。二是開展“海外引智”工程,積極引進人才。三是防止人才流失。隨著中國加入WTO后大批外資服務企業的進入,如何防止服務貿易高層次人才的流失顯然十分緊迫。否則一邊培養一邊向外輸送,自己的人才問題還是始終難以解決。

如何運用比較優勢理論指導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

比較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一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不僅影響一國比較優勢形成的因素會發生變化，一國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也會發生相應的遷移。對我國而言，我國產業發展的比較優勢到底是什么？近年來發生了哪些變化？如何發揮我國產業的比較優勢？這些問題一直是政府和學術界普遍關注的焦點。本文研究認為，比較優勢具有極強的動態化特征，并且會影響產業結構調整。與此同時，產業結構調整也是實現比較優勢，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

一、比較優勢具有動態性并發生重要變化

關于比較優勢的理論研究，自亞當·斯密以來一直成為經濟學關注的焦點，更是成為指導一些國家產業政策的圭臬。但究竟什么是比較優勢？比較優勢的來源到底是什么？學界卻有不同看法。較為傳統的觀點認為，比較優勢是國際分工中擁有相對有利條件的一種表述，通常是指比較優勢因素通過比較優勢產業表現的分工結果，比較優勢的源泉是要素稟賦的差異。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拓展了這一概念，認為要素組合成生產的能力和價值實現的能力，如技術、管理優勢、營銷網絡優勢、生產網絡優勢、制度優勢及基礎設施條件等，也是比較優勢的源泉。我們認為，比較優勢是指由于要素積累和技術進步而引起比較優勢因素和比較優勢部門的動態變化，導致要素質量提高和新的更高級要素的產生，由此使得比較優勢部門升級或比較優勢分工環節提升，實現分工地位的提高。

這一判斷是基于比較優勢定義及其研究情景變化而得來的。實踐證明，比較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對比較優勢的認識，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研究的深入而不斷深化，其間經歷了從開始單一要素稟賦，到綜合要素稟賦，從要素稟賦，到人力資本積累、技術水平等。[1]筆者認為，除此之外，產業配套條件、基礎設施和制度因素等構成產業競爭力的其他因素也應作為比較優勢的重要因素。就目前而言，我們歸納我國比較優勢因素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比較優勢的重點逐漸由制造比較優勢轉向服務比較優勢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商品與服務的可貿易性對一國宏觀經濟存在重大影響，涉及產業結構、就業、收入分配、價格水平、真實匯率、貿易條件和貿易盈余等諸多方面。在我國，大力推進以生產者服務業為代表的服務經濟成為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考慮比較優勢的同時，必須關注服務可貿易化背景下服務比較優勢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服務比較優勢與傳統制造產業優勢不同的是，它不僅涉及服務業等經濟生活中所必須的生產活動，同時還受人們收入水平、與可貿易品之間的替代彈性等多種因素影響。因此，為了研究產業結構的變化，還需要分析經濟中的需求方。

2.比較優勢因素從相對靜態轉向相對動態

主張靜態比較優勢的學者，如林毅夫、蔡昉、李周等認為，我國應充分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融入國際分工體系，以解決就業問題，并要盡可能利用外資，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技術；產業結構優化問題應主要由市場決定，由此主張搞“產業政策”是沿襲計劃經濟的思路。[2]而主張動態比較優勢的學者，如克魯格曼(Krugman)、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等，則強調在開放條件下保持民族經濟獨立性，主張適度開放，吸引外商投資也要適度，注重經濟(產業)安全，同時強調產業政策的作用，認為有必要在戰略性產業領域中爭取趕超。從現實來看，第一種選擇很有可能落入所謂的“比較優勢陷阱”，第二種選擇則有機會促進我國在相關產業領域趕超，實現產業升級的“蛙跳”。

3.比較優勢因素從要素轉向環節或部門

4.比較優勢中的本地市場效應

傳統要素比較優勢理論在解釋產業間貿易時具有較強的解釋力，但面對日益增多的產品內貿易卻差強人意，這就是所謂的“里昂惕夫之謎(Leontief Paradox)”。林德(Linder)等人從偏好相似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認為本地市場、需求規模和收入水平等也會影響一國的比較優勢。蘭卡斯特(Lancaster)、克魯格曼(Krugman)、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等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本地市場效應”，認為規模經濟可以促使沒有要素稟賦差異的國家之間可以在同一產業內相互進行商品貿易。[4]羅德里克和肖特(Rodrik & Schott)等在中國出口商品結構和比較優勢的實證研究中發現，中國的出口商品結構與中國的要素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相比顯得很獨特。戴維斯和溫斯坦(Davis & Weinstein)、林發勤、唐宜紅等用“本地市場效應”解釋了我國產業比較優勢因素，認為我國日益擴大的國內市場會促使規模經濟的形成。而很多制造業部門特別是機電產業有著很強的規模經濟，在中國形成了產業集聚，使得我國在這些產品上具有規模經濟的比較優勢，而且規模經濟比較優勢正在超過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5]

5.相對價格扭曲對比較優勢的影響

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假定是等價交換，即不僅參與國際分工的各方是按照相對統一的國際價值進行等價交換，國內不同商品生產之間的比較收益的確定也是在相對均等、公平公正的條件下進行。然而實際中的國際貿易是不等價交換，發達國家通常利用自己對全球市場、核心技術、全球產業鏈的主導權，隨意提高自身比較優勢產品價格，獲取超額比較收益，從而固化國家分工比較利益格局的現象愈演愈烈。除此之外，一國內部各種要素價格和產品價格的扭曲也成為正常現象，[6]成為改變初始比較收益條件，造成比較優勢部門變化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因素。

二、我國產業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及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

1.我國產業發展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

美國經濟學家貝拉·巴拉薩(Balassa)提出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①(RCA指數)，是反映產品出口比較優勢的代表性指標，本文擬運用這一指標來測度我國產業比較優勢因素變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為了能更好地研究我國產業比較優勢影響的行業差異，我們按照要素密集度將我國制造業劃分為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度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度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度資本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六大類，并計算這些各細分行業的RCA指數。計算結果表明，1992-2009年，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RCA指數最高，是最具比較優勢的產業，但其數值逐漸呈下降趨勢，從1992年的2.4逐漸下降到2009年的1.6左右。與此同時，中度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較快，其RCA指數從1992年的0.45上升到2009年的1.41，從比較劣勢行業轉變為比較優勢行業，并有逐漸取代勞動密集型產業，成為我國最具比較優勢產業的趨勢。由此可見，隨著我國比較優勢因素的變化，我國比較優勢行業變化的差異也越來越明顯。未來，隨著我國人力資本培育、技術水平的提高，中度技術勞動密集型行業有望成為最具比較優勢的行業(如圖1所示)。

圖1我國制造業分行業比較優勢現狀與發展態勢

資料來源：根據相關各年《中國統計年鑒》計算。

2.比較優勢因素變化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

與此同時，經過30多年對外開放和國際分工的深化，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也受比較優勢因素變化的影響，呈現較為明顯的中度技術勞動密集的特征。1993年至今，我國中度資本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和資源型產業占工業比重變化不大，基本保持在5%～7%之間。技術密集型產業工業比重最低，僅為1.6%左右，且各年變化幅度不大。變化幅度較大的是中度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度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其中中度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占工業比重上升最為顯著，從1993年的25.7%上升到2010年的32%，其間2003年高達33.4%；勞動密集型產業占工業比重整體呈下降趨勢，1994年最高為25.75%，此后一直呈下降趨勢，2007年達到最低點，占工業比重僅為16.1%，下降近10個百分點，2010年逐漸回升至21%。中度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占工業比重則從1993年的17.4%下降到2010年的15%。從整體來看，我國工業內部產業結構也逐漸由勞動密集型為主逐漸向以中度技術勞動密集型為主過渡，產業發展的技術密集度逐漸提升，產業結構優化態勢明顯(如圖2所示)。

圖21993-2010年按要素密集度劃分的中國產業結構

三、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趨勢及對比較優勢的影響

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在產業發展的同時可能會面臨兩難選擇：一是按照比較優勢原則發展自己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一般是低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二是進入目前缺乏比較優勢、但可通過潛在勞動生產率增長培育獲得競爭優勢的產業(比如高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這種潛在勞動生產率的培育過程也是動態比較優勢的塑造過程。這種動態比較優勢的塑造，不僅與一國的產業結構政策相關，也與一國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的地位與變動方向有著密切的聯系。

1.新的全球分工體系正逐漸從產業間分工向產業內、產品內分工深化

按照靜態比較優勢，國際分工是在以要素密集度劃分的產業間展開的。比如，發達國家資本、技術要素密集，就專注于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品生產，發展中國家則專注于勞動要素密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是全球產業間分工垂直貿易的直接體現。當前，隨著科技革命和跨國公司的加速發展，全球分工開始從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轉變，越來越多的產業間分工正面臨向產業內、產品內分工深化的進程。但若按照傳統比較優勢進行垂直國際分工，我國產業將有可能陷入勞動密集型產業低端生產的分工陷阱中。由于新分工模式下一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主要表現為產業鏈條或產品工序所處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因此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沿著全球水平分工鏈條的節點向產業內、產品內分工延伸，可使我國產業避免陷入比較優勢低端鎖定的“陷阱”中。

2.我國產業結構提升的方向由第二產業獨大向第二、第三產業均衡的方向發展

根據經典的產業經濟理論和配第、克拉克、錢納里、庫茲涅茨等人對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變遷事實的歸納總結可以得知，隨著人均國民收入上升，產業結構會出現逐漸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的“軟化”趨勢。王岳平等也認為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二產業比重過大，第三產業比重偏低，為提高國民收入水平，我國第三產業比重應提高到60%以上。[3]21當然，提高第三產業占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并不意味著第二產業的萎縮。工業特別是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和支柱，因此，在發展第三產業的同時，要進一步加快工業化步伐，并適當提高服務要素價格和產出價格，促進工業品和服務比價關系趨向合理，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均衡化發展。

3.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結構變動

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廣受重視。出口占GDP比重的上升，一方面固然是一國參與全球分工和大力實施外向型經濟導向戰略的結果，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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