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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在全國綜合性出版社中均位居前列。

可以說，經過改革開發20多年來的努力，商務印書館現在已經成為風格比較突出、特色比較明顯、文化底蘊比較深厚、發展勢頭比較穩健、在中國現代出版史上擁有獨特地位、在海內外具有廣泛影響的一家著名出版單位。

商務印書館現隸屬于新組建的中國出版集團，正以嶄新的姿態迎接我國文化體制改革和出版體制創新的機遇和挑戰。

商務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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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印書館是中國第一家現代出版機構，在中國出版史乃至文化史上創造了諸多第一，擇要列之如下：

* 出版第一部語法學學術專著——《馬氏文通》（1898）；

* 出版第一部中英文對照排版印刷的英語教科書——《華英初階》（1898）；

* 出版大陸第一部英漢字典——《商務書館華英字典》（1899）；

* 第一個使用紙型印書（1900）；

* 第一個系統地介紹西方學術論著（1902）；

* 第一個使用著作權印花（1903）；

* 第一個作為文化企業引進外資（1903）；

* 第一個作為民間企業聘請外國專家和技師（1903）；

* 第一個系統地編印出版《最新教科書》等近現代中小學教科書（1904）；

* 第一個創辦《東方雜志》等一系列現代意義的雜志（1904）；

* 第一個采用珂羅版印刷（1907）；

* 出版第一部由中國學者自己編纂的雙語辭典《英華大辭典》（1908）；

* 第一個采用電鍍銅版印刷（1912）；

* 第一個使用自動鑄字機（1913）；

* 第一個采用膠版彩色印刷（1915）；

* 出版我國第一部以語詞為主、兼及百科的大型現代語文辭書《辭源》（1915）；

* 出版我國第一部專科辭典《植物學大辭典》（1917）；

* 成立我國第一個中資電影機構——活動影戲部（1918）；

* 生產制造我國第一部漢字打字機（1919）；

* 制作我國第一部動畫廣告片《舒震東華文打字機》（1919）。

商務印書館對文化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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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印書館是我國現在所有出版社中資格最老的出版社。它不是我國最早的出版社，在它之前還有很多，競爭中都被淘汰了。開始時它是個小印刷廠。當時正值甲午戰敗之后，人心思變，出版事業發展。同時代人杜亞泉說，當時“維新同志，皆以編譯書報為開發中國急務，而海上各印刷業皆濫惡相沿，無可與謀者，于是咸踵于商務印書館”。指出了商務成功的關鍵是講究質量，因為辦事認真，講信用、保質量，所以南洋公學代校長兼譯書院長張元濟辭掉公職到這個小印刷廠主持編譯工作，從此商務兼營出版。張元濟進商務后，陸續進用高夢旦、杜亞泉、蔣維喬、莊俞等一批反對科舉有志于維新的年輕人。他們都將富國強兵、復興中華的希望寄托在未來一代，他們兢兢于小學、中學課本以及詞書等學習用書的編寫。他們的認真，使出版物獲得成功，又注意經營管理，企業就站住腳并得到發展。敬業樂事的精神和注意經營管理代代相傳，成為傳統。它幾十年服務于人民的文化需要，幾十年服務于積累文化，對社會有一定貢獻，所以建國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在1952年6月指定商務印書館為中央一級出版機構，這在私營出版業中是僅見的。公私合營后它在黨和政府直接領導下，更加兢兢業業，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努力工作。在近現代出版史上它努力為人先，開創性活動極多，影響深遠。這兒羅列其什一，以見其貢獻。

出版社第一個建立編輯部的是商務印書館。中國出版事業雖然源遠流長，但其文字工作都是一個人說了算，沒有編輯部一說。商務印書館初創時是印刷廠，兼出一些書，也同樣沒有編輯部，由創業人之一鮑咸恩先生兼做文字工作。經理夏瑞芳經常向人請教，怎樣使出版業務發展，知道要有一批學者。當時與商務印書館有業務往來的南洋公學譯書院，其院長兼代校長、維新人士張元濟苦于公學學監、美國人福開森事事牽肘使得無法辦事。夏瑞芳與張元濟在兩年多的業務交往中建立了個人感情，1900年夏先資助張辦《外交報》，次年夏建議張對商務投資，進而順理成章地1902年張辭南洋公學職進商務。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張元濟通過朋友蔡元培等聘請了一批各有專長的新派人士進商務，成立編譯所。編譯所的成立使商務在同業中占有絕大優勢。又有高夢旦從事協調，破除文人相輕的陋習，各人發揚專長，又互相切磋，書稿質量自高于同業。商務自此繼印刷后在出版上也站住了腳；同業也紛紛仿效，推動了出版業的進步。

近代小學教科書是商務印書館最早推出的。我國社會的近代形態，基礎教育興起很晚。戊戌時僅康有為《幼學通議》中提到，他是依據《禮記•學記》原則，談不上近代教育。辛丑“新政”，清廷“令多設蒙養學堂”，同時規定“教法當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為主，以歷代史鑒及中外政治藝學為輔。”教育目的仍是和科舉銜接。有志之士進行了改變教育目的的活動，商務印書館是重要的一環：它提供了近代基礎教育第一批課本。最早是1902年6月由杜亞泉編寫的《文學初階》，共6冊供3年用。它全部用兒童身邊常見的淺近事物做認字課文和內容。如第一課，生字為“大小牛羊”4字，再組成：“大牛、小羊、大小、牛羊”4詞作課文。八十課后出現簡單句，如“牛負車、牛耕田、桃開花、竹生筍”。第三冊開始穿插各科淺近知識，倫理修身，激勵發憤讀書學藝以振興中國。后續各冊有聲光化學，中外史地人物。對道光以還割地“賠款”多有議論。這是第一本同科舉教育割斷而講究國民素質教育的課本。1904年2月商務印書館又推出小學《最新國文教科書》。這套課本由張元濟、高夢旦、蔣維喬、莊俞共同編寫，一反歷來啟蒙讀本由一人寫的作法。很多關于它編寫認真的佳話至今流傳。這本書編寫認真，影響十分深遠：蔡元培當時是旁觀者，他嘆為觀止，說這本書的認真，改變了整個出版業編書草率的風氣。這套課本開創了沿用至今的用楷體字排課文和每課都在一個展開面上，并附豐富的插圖的作法。這套課本出版后，一直受到學生和家長、老師的歡迎。

我國第一部近代詞書——《辭源》。我國的詞書起源很早，但千余年來一直分為3個互不照應的體系：《爾雅》、《說文》和韻書——名物、文字和語音。而且主要環繞四書五經，脫離人們生活。《康熙字典》雖在-一定程度上將字的音、形、義結合解釋，但它僅顧及字而還不懂復音詞，只收列極少一部分復音詞作為字(單音詞)的義項無規律地安排在某個單字下；而且主要是專有名詞。如“倉山”在“倉”字下：“河津”(龍門)在“津”字下，“天一星”在“一”字下。晚清復音詞隨著西學進入大量產生，沒有一本詞書搜集、解釋，閱讀書報常生誤會。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高夢旦、陸爾奎有鑒于此，發憤編纂一部集詞匯、單字、語音、釋義于一書，熔舊學新知于一爐而檢索方便的詞書。陸、高二位于1908年開始與20多位編輯編寫4年后完稿，發現詞書釋義中引文有因循類書而脫漏、多字——自古詞書引文衍奪是常事，《康熙字典》這類問題僅影響字義的就有2600多條。他們硬是再添人全部重查原書，又花了3年時間才發排，于1915年出版。正是由于認真，后來中華書局《辭海》出版，雖后來居上，并不能壓倒它，80多年經過修訂，現在還在發行。

《辭源》在詞書編纂上至少在3個方面具有開創性。首先收錄了大量近現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應用技術詞匯。其次規定了這些復音詞以第一字列于該單字后，便于檢索。第三，單字義項嚴格以單音詞所含意義為限，即嚴格以詞為單位釋義。第二、三兩個原則至今為所有漢語和漢外詞典所遵循。

世界詞書銷售量之最。《吉尼斯世界記錄》在1980年版中說，它的這本書各種文本各年累計發行量已達到3200余萬冊，是世界書籍發行量之最。這個版本傳到我國后就有人撰文指出它是夜郎，它的發行量遠遠落后于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華字典》。當時《新華字典》銷售量已達8000萬冊。《新華字典》是魏建功等5位語言學家商定體例編法，由魏建功率領一批詞書工作者精心編成，是以質量上乘。1970年周恩來總理又指示由北京大學文科各系、中國科科學院、商務印書館、北京市教育系統抽調人員講行修訂，總理不僅多次具體指示，克服修訂工作人員中普遍存在的怕被人說右的顧慮，還在百忙中親自審讀修改稿并作改動。當年，《新華字典》修訂本全國各省市造貨4000萬冊；以后每年分區造貨量在1000一1500萬冊左右；至今累計發行量已在2.5億冊左右。這個數量在古今中外無數詞書中是絕無僅有的；即使以人均占有量，世界上也沒有第二本詞典可望其項背。

中國第一部規范詞書——《現代漢語詞典》。漢語是我國的主要語言，它有許多差異嚴重的方言，妨礙不同地區人們的交往。歷代政府除了秦始皇“書同文”統一了字的寫法，讀音和詞義始終沒有統一。新中國建立后，有了規范語言文字的條件，大規模的經濟、文化建設也提出了這個要求。這就有了《現代漢語詞典》的編纂。必須推廣普通話。周恩來總理指出：“學習普通話光靠耳朵和嘴巴是不夠的，學了容易忘記，必須有一套標音符號，用來編印拼音的讀物和注音的字典，供學的人隨時查考。”1956年2月6日周恩來簽署總理命令：“為了幫助普通話的教學，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應該在1956年編好以確定語音規范化為目的的普通話正音字典；在1958年編好以確定詞匯為規范目的的中型現代漢語詞典。”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確定由編輯、排校、出版詞書經驗最豐富的商務印書館擔任該詞典的出版任務。并決定正音字典與詞典合在一起。1959年初稿完成，商務印書館從審稿角度提出意見修改后在1960年出版“試印本”向專家征求意見。各地專家意見匯總后經過修改1965年印出“試用本”送審稿。1973年開始對“試用本”進行修訂。由于“四人幫”干擾，1978年才正式出版。至此，我們國家才有了第一部規范詞書。這部詞典由呂叔湘、葉圣陶、丁聲樹、李榮等專家審讀，具有相當高的學術水平。它的科學性無愧于促進漢語規范化的任務，出版后享有極高聲譽，去年又出版了修訂本；前后10多年總共出版3000萬部，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選題民主之最。商務印書館出好書，它的功夫從選題開始。1903年10月它就開始實行“編譯所會議”制度，從根本上保障了出好書。一百年中，選題民主程度必有不同，但做好做差在出書上大體都獲得反映。做得最好，當推1958年獨立建制后和1979年重又獨立建制后。當時前后兩位總編輯都享有國際聲譽，他們都極尊重他人，發揚學術民主。1958年獨立建制時，4年前三聯書店牽頭已制訂了一個翻譯外國哲學、社會科學著作長遠規劃，商務接手后，總編輯仍然親自出馬，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漢等地學術界廣泛征求意見，再制訂出短期規劃和長期規劃。“文革”結束后繼續這一做法，而且學科范圍擴大至全部選題內容，包括中外語文和詞書。不僅范圍擴大，也更加細致，多一個來回：先登門征求專家意見，匯總后再請專家會議確定，稱“規劃會”。已進行過4次。名著都是有定評的，還有什么意見可征求?不一定!哪些應先出，哪些可晚些；哪本書請誰譯最合適；用哪個版本最好；國際上有些什么動態，這些聽聽專家們意見不是更好嗎?在這樣的規劃基礎上確定的選題計劃，絕無商業味，自然經得起檢驗，符合讀者的需求，前幾年社科書訂數普遍滑坡時，商務版的名著受影響比較小，年年有1/3重印。像這樣的選題民主是僅見的。

（原載《中華讀書報》1997年5月7 ）

香港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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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務印書館成立于1914年，一直致力推動中國文化和教育，主要出版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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