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安慶復昌貿易有限公司(人教版高一歷史總結)

、設洋炮局。他認為，清軍作戰往往數倍于外敵，仍不能勝，原因在武器不行，槍炮寙（yǔ）濫，如能使火器與西洋相埒，則“平中國有余，敵外國亦無不足”，今起重視，最后可達自主 （《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第3卷）。奕欣看到曾李兩人學造外國船炮，決定派員前往學習，在奏折中說，治國要做到自強，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

奕忻等人認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進一些西洋先進技術，可以鎮壓人民，可以自主自強，封建統治便可長治久安，并認為籌辦洋務，必定能得到列強的支持。

以大學士倭仁為首的頑固派，高唱“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主張“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干櫓”，抵御外侮。他們攻擊洋務派學習西方先進生產技術是“陳甚高，持論甚正”，然而“以禮義為干櫓，以忠信為甲胄，無益于自強實際。二三十年來，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敵之要，徒以空言塞責，以致釀成庚申之變”。洋力派與頑固派互相攻擊，斗爭十分激烈。總理衙門是推動洋務運動的中央機構。但洋務派勢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實權的總督和巡撫。慈禧明白，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要保持清朝的統治地位，必須依靠擁有實力并得到外國侵略者賞識的洋務派。所以她暫采取了支持洋務派的策略。

實踐過程

洋務運動前期，洋務派以“自強”為旗號，采用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

1861年，曾國藩創辦的安慶軍械所，任用中國工匠，仿制西式槍炮，是中國最早的近代軍事工業。從1862年起，用三年時間研制成功的我國第一艘輪船“黃鵠”號。

洋務運動后期，洋務派為解決軍事工業資金、燃料、運輸等方面的困難，打出“求富”的旗號，興辦了一批民用工業。

安慶內軍械所

1861年，曾國藩在安慶創設的制造近代武器的軍事工業，也是洋務派創辦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個軍事工業。主要制造子彈、火藥、炸炮等。“內”，表示這個軍械所屬于安慶軍內的設置。1864年，清軍攻陷南京后，該廠由安慶遷到南京，改名為金陵機械制造局。

江南制造總局

又稱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鴻章在上海創辦。1867年，由虹口遷至高昌廟，經過不斷擴充成為清政府最大的軍事工業。該廠技術和機械設備主要依靠外國，除制造槍炮彈藥外，也制造機器和修造輪船。1905年造船部分獨立，稱“江南船塢”，兵工廠部分人稱制造局。后分別改稱“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廠”。

福州部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經營的設備最齊全的新式造船廠。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馬尾創辦。聘用外國人擔任技師。主要由鐵場、船場和學堂三部分組成，1884年馬尾海戰中遭到嚴重破壞。后雖經恢復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后，改稱海軍造船所。

漢陽鐵廠

1889年春，兩廣總督張之洞籌劃在廣州建立煉鐵廠，同年他調任湖廣總督，籌辦的煉鐵廠也隨遷漢陽，1890年在大別山下動工興建，1893年漢陽鐵廠基本完工，共有六個大廠，四個小廠，煉鐵爐兩座。1894年投產，開始均為官辦，從籌辦起至1895年，共用經費五百八十余萬兩。中日甲午戰爭后，清政府因無力籌措經費，于1896年改為“官督商辦”。辛亥革命前夕，漢陽鐵廠工人約三千人，每年出鋼七萬噸。抗日戰爭時期，漢陽鐵廠部分設備被國民黨政府遷往重慶成立大渡口鋼鐵廠。解放后收歸人民所有。

輪船招商局

簡稱“招商局”。中國最早設立的輪船航運企業。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鴻章招商籌辦。1873年1月成立。總局設上海，分局設煙臺、漢口、天津、福州、廣州、香港以及橫濱、神戶、呂宋、新加坡等地。1885年（光緒十一年）改為官督商辦。1909年（宣統元年）歸郵傳部管轄。1912年改為商辦，更名商辦招商局輪船公司，后又改稱商辦招商輪船有限公司。1932年國民黨政府收歸國營，更名國營招商局，歸屬交通部。抗日戰爭期間，總局先遷香港，后移重慶。戰后遷回上海。1947年共有船460艘，33萬余噸。1948年成立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改稱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香港仍沿舊稱。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

天津機器制造局

1872年，李鴻章在上海開辦的輪船招商局，是中國第一家近代輪船公司，也是洋務派興辦的第一個民用企業。它成立時買輪船3艘，到1877年收買了美國旗昌輪船公司，擁有輪船30多艘，形成一支實力較強的商船隊。

中國海軍新式軍艦“南琛”號

北洋海軍實力最為雄厚。1888年，北洋艦隊正式組成，擁有軍艦25艘，官兵4000多人，由淮軍將領丁汝昌任海軍提督。與此同時，旅順口和威海衛兩個海軍基地竣工，整個北洋海防體系的建設宣告完成。李鴻章得意地說：北洋海軍“聲勢已壯……入可以駐守遼渤，出可以援應他處，輔以各炮臺陸軍駐守，良足拱衛京畿。”

為適應洋務運動的需要，洋務派還舉辦了京師同文館、福州船政學堂等一些新式學堂，培養翻譯人材、軍事人材和科技人材；又先派幾批留學生出國深造。

同文館的建立

我國歷史上很早就有人從事翻譯工作，但正式設立外語學校卻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設立的同文館。在清政府與外國訂立《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時，竟連一個懂得外文的中國人都找不到，任憑侵略者的蒙騙。

1861年奕欣奏請設立外語學校，培養外語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準成立“京師同文館”。學員學習漢文外，主要學習外文。聘有外籍教師英國人包爾騰，法國人司默靈、畢利干，俄人柏林，美國人丁韙良、傅蘭雅、海靈敦等先后任教。丁韙良從1869年任總教習，總管教務達30年。總稅務司赫德兼任監察官，實際控制了經費和人事大權。

同文館完全按正規學校來辦，陸續開設英文館、俄文館、德文館和東文（日文）館。只招收13、14歲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歲的滿漢學員，也招收不限年齡的滿漢學員。學習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為兩種：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學、測地等科的學生學制8年；一是年齡稍大、僅借中文譯本學習天文、化學、測地等科的學生，學制5年。1867年時增設算學、化學、萬國公法、醫學生理、天文、物理、外國史地等。學生最多時達120人。畢業生大多任清政府譯員、外交官員和其他洋務機構官員。設有印刷所，翻譯印《萬國公法》及數理化和文史等方面書籍。1902年同文館并入京師大學堂。

洋務運動的評價

洋務派興辦近代工業初時是把“平中國” 和“敵外國”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國內階級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統治者同外國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統治者處在“內憂” 與“外患”頻仍之時，洋務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強，共同鎮壓人民，才能維持其搖搖欲墜的政權。所以洋務運動實踐的結果必然否定了“敵外國”。如果說洋務運動是一場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著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這一點在所有列強都愿意支持辦洋務的事實上得到證明。李鴻章說淮軍遇到“內地賊匪”，自信能取勝，遇到外國進攻，“勝負即不可知”。洋務大員丁日昌說，他的船炮“可以靖內匪，不能御外侮”。洋務運動進行了30年，并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卻在“自強”“求富” 的口號下，養肥了我國第一代軍閥集團。

洋務派主觀上并不希望中國出現資本主義，甚至在其創辦民用工業之時，一再表示不允許私人創辦同類企業，對資本主義的產生起到一定的阻礙作用。但由于洋務派在中國封建制度下，引進了同封建生產關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產力——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必然在客觀上加速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瓦解，從而刺激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這是不以洋務派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洋務派辦民用工業，為了解決資金問題，采取“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的方式，吸收私人資本。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資本主義因素。從70年代開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資于近代民用工業，終于使中國有了一點先進的生產能力，促進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也就促進了資產階級的出現和無產階級隊伍的擴大。

此外，洋務派同頑固派的論爭及其對頑固派的不徹底的批判，多少動搖了恪守祖訓的傳統及綱常名教的絕對權威地位，對于學習西方，開了好的風氣。又由于洋務派組織翻譯了不少外國科技書籍，派遣不同年齡和資歷的留學生，因而培養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紹西方社會科學知識，對于促進民主思想的傳播，也起到開一代風氣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礎上，19世紀七、八十年代，從洋務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國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

最后，洋務民用工業的興辦，部分地抵制了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如 1872年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使“內江外海之利，不致為洋人盡占”，三年多時間，外輪損失一千三百多萬兩，美國旗昌行因不堪賠累，被招商局歸井。湖北官織布局開織后，江漢關進口洋布每年減少十萬多匹。中國資本能挫敗洋商，這在當時曾被視為“創見之事”。

洋務運動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爭論的焦點是，洋務運動對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是起促進作用還是起延緩作用，由此，形成了針鋒相對的兩種意見。

1．加速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持此論者有祁龍威（當時署名“漢聲”）、牟安世等人。

祁龍威認為：洋務運動“促進中國社會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依據有二：首先，“洋務運動所練的軍隊及所舉辦的軍事工業，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第一，受外國侵略者所控制，成為西方資產階級銷售過剩軍用器材，吮吸中國人民脂膏的‘好場所’；第二，只能夠用以鎮壓國內人民革命，而不能夠用以抵抗外國侵略”。其次，“洋務派發展的經濟企業，先是‘官辦’，后有‘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經營管理之權，操之于‘官’，直接與封建政權相聯系，為封建統治服務。這些企業在經濟上和技術上都對外國資本有緊密的依附關系，為西方資產階級對中國的經濟掠奪，增開了‘方便之門’。這就決定了它們的性質，乃是具有封建性、買辦性的官僚資本主義”。

牟安世認為：洋務運動加速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過程。首先，“在洋務運動時期，商埠由五口通商發展到三十六口通商。他們遍布中國沿海和邊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國內地”。這“實際上說明了不平等條約的網羅的擴大和中國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其次，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在這期間加強了他控制中國財政大權，洋務派在這個時期的外交活動也處處依賴洋人，執行賣國投降政策”。再次，“進出口貿易在不等價交換條件下逆差越來越大”，嚴重影響了國計民生。總之，“洋務運動時期乃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時期，洋務運動并沒有延緩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緩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此說以孔令仁、李時岳、胡濱為代表。

孔令仁認為：洋務運動對中國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緩的作用。因為：中國之所以會淪為半殖民地，“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打進中國的外來侵略者勢力太強了，另一是中國太落后”。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認為淪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在這種厄運面前，各階級都有自己的態度”。“洋務派在抵抗態度上沒有廣大人民堅決，但他們搞洋務，發展資本主義，講求富強之術，改良軍備，從長遠觀點來看，實在是抵抗外國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雖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績。但通過洋務運動，中國畢竟建立了一支新式軍隊，出現了一批近代企業，這支軍隊在抵抗外國軍事侵略上是出過一些力的，這些近代企業在抵抗外國經濟侵略上也起過一些積極作用。所以，我認為洋務派對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頑固派那樣起了推進作用，而是像廣大人民那樣起了延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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