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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問題，不少的愛國公約流于形式，甚至干部包辦代替。如無錫縣委領導檢查的無錫藕塘區揚西鄉第六村，該村有120戶，愛國公約有9戶沒有訂，61戶是干部代訂，開過家庭會議討論訂的有30戶，家長一人包辦訂的有30戶，且內容都很空洞。其中最典型的是鄉政府的公約，甚至將“升國旗要立正”也列在里面。

  為了使愛國公約得以落實，克服和糾正訂立公約中流于形式等不良傾向，各地黨委與“抗美援朝分會”對本地愛國公約運動進行了檢查和修正，從而使愛國公約運動得以健康地發展。例如江蘇省蘇南區黨委要求：“必須抓緊訂立愛國公約運動的檢查工作”，“特別注意總結與推廣好的典型，以提高一般的，帶動落后的，并克服現有的某些偏向”。他們并總結了訂立公約的四條方法：訂前要充分地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訂時要讓群眾充分地進行民主討論；訂的內容要切實具體，簡易可行；制訂了以后要按期進行檢查。

  人民群眾紛紛捐錢捐物，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戰爭

  愛國公約是人民群眾為自己制訂的反帝愛國的奮斗綱領和行動計劃，運動的開展有助于將人們的愛國熱情轉變為愛國行動，推動國家各項工作的開展，特別是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戰爭。

  “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推行訂立愛國公約與捐獻飛機、大炮的“六一號召”發出后，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的人們積極行動起來，踴躍捐獻，匯成了一股偉大的愛國洪流。

  湘潭縣豬鬃公司職工陳楚生，長期捐獻出自己工資的40％，另外還捐獻出為準備結婚而積蓄的50萬元（舊幣，下同）。北京石景山鋼鐵廠的職工，通過加班勞動、撿廢鐵、捐獎金、增產等辦法，捐獻“石景山鋼鐵廠號”戰斗機1架。天津碼頭工會第三分會的工人捐款1300多萬元。甘肅玉門油礦的職工用增產所得，捐獻“石油工人號”戰斗機1架。

  四川簡陽縣棉農在兩個月內就上交了捐獻兩架“棉農號”戰斗機的現款。遼寧省安東市烈屬模范宋傳義，把種菜賣的錢和挖野菜賣的錢全部捐獻出來，成為遠近聞名的“愛國老人”。全國勞動模范李順達和他領導的互助組，向山西省農民倡議捐獻“中國農民號”飛機。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譚楚云老人，把每天挑水攢下來的錢存放在“抗美援朝集金筒”里，為購買飛機、大炮作貢獻。

  河北省滄縣師范附小的學生組織了腰鼓隊、秧歌隊宣傳愛國捐獻。河北省秦皇島市劉莊小學的學生把自己節省下的糖果錢捐了出來。他們唱道：“志愿軍叔叔開飛機，伯伯放大炮，為了消滅美國侵略鬼，不吃糖果捐獻飛機。”

  文藝界人士也紛紛加入到捐獻的行列中。著名豫劇演員常香玉帶領“香玉劇社”到處奔波演出，以全部演出收入和自己的積蓄，捐獻了1架“常香玉號”戰斗機。河北滄縣4個劇團趕排了關于愛國捐獻的新劇，聯合義演兩天，把400多萬元的收入全部捐獻給全國文聯購買“魯迅號”飛機。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研究所的袁靜、孔厥捐獻稿費1000萬元，用于購買“魯迅號”飛機。作家丁玲、周立波等捐獻稿費1200多萬元、金戒指2枚；作家劉白羽捐獻稿費200萬元。

  全國婦聯也適時發出了《為響應抗美援朝總會三項愛國號召的決定》，號召全國婦女再接再厲，深入開展愛國公約運動，以增加生產、增加收入來踴躍捐獻武器，并爭取達到向祖國捐獻“婦女號”飛機等光榮的目標。宋慶齡與天津各界婦女一道，為捐獻“天津婦女號”飛機集資。四川瀘州市工商界籌委會各行業主任和各聯營社經理60多人捐獻了1030萬元。

  1951年8月，“六一號召”發出才兩個月，全國就捐獻了可購買2200多架飛機的金額。到1952年5月，捐獻人民幣5．5萬億多元，可購買3710架戰斗機。這次捐獻運動，大大改善了中國人民志愿軍的武器裝備，提高了他們的作戰能力，更有效地打擊了美國侵略者。

  1951年10月，毛澤東發出“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愿軍”的號召，中央人民政府發出“開展愛國增產競賽運動”的指示。“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在發出捐獻飛機、大炮和推廣愛國公約通告的同時，提出了增加生產、增加收入的口號，以增加收入作為捐獻之款。許多地方把愛國公約、勞動競賽以及增產節約運動結合起來，號召人民群眾開展勞動競賽，涌現出一大批勞動模范。

  齊齊哈爾第二機床廠工人馬恒昌，將鄰近車間組成3個小組，利用集體智慧開展技術革新，以增加生產，并向全國工人提出挑戰。鞍山鋼鐵公司工人孟泰，在增產節約運動中被評為“全國特等勞模”。青島紗廠17歲女工郝建秀，以工廠為戰場，創造出的先進工作法在全國紡織工業中推廣。據不完全統計，在工業戰線上，1951年第一季度全國有2800多個廠礦、企業開展了勞動競賽，參加競賽的職工達200多萬人。許多人都說：訂了愛國公約后，每做一件事就得想到合不合愛國公約；一聽到國家號召，就想到自己所擔當的責任。全國有220多萬個農業互助合作組織和許多個體農民，紛紛展開了愛國增產競賽活動。在山西省著名勞動模范李順達和他領導的互助組向全國發出愛國增產競賽的挑戰書后，全國有1．2萬多個互助組、2700多個農業勞動模范積極響應挑戰。

  在增產節約運動中，從1951年下半年開始到1952年底的一年半時間內，僅東北地區就為國家增產、節約了相當于2737．7萬噸糧食的財富。在1953年一年內，華北、華東、西北等地為國家增產、節約了15萬多億元的財富。

  以訂立愛國公約，捐獻、增產、節約為主要內容的支援抗美援朝運動的開展，對于增強我國的國防力量、增加工農業生產、保持物價穩定、提高工作效率等起了重大作用。特別是在抗美援朝期間，全國人民為朝鮮前線提供作戰物資達560多萬噸，巨大的物力支持，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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