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日本和中國進出口貿易差(經濟論文達人進——中日貿易關系的現狀問題及對策)

能力加大，每個人的儲蓄率下降，才能縮減私人部門的凈儲蓄動機，持續有效地啟動內需。

三是要加強國際間政策協調。我國的貿易失衡不僅源于自身結構性失衡，也部分地源于主要貿易伙伴的結構性問題。只有加強國際間的政策協調，才能有效地解決我國貿易失衡問題。特別是對于當今世界貿易赤字主要來源、也是我國貿易順差主要來源的美國，在全球性失衡和中美貿易失衡的調整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我國采取措施擴大私人消費、逐步放開對外投資、對人民幣匯率制度進行重要調整的同時，美國也應該至少在以下方面采取調整措施：逐步減少財政赤字；壓縮居民消費規模；放松對華出口管制等。因此，調節貿易平衡是貿易伙伴國之間的一個互動的過程，需要貿易伙伴國的積極配合。我國應加強談判力度，提高國際間的政策協調能力，爭取主要貿易伙伴國的積極配合。

中國和亞洲四小龍國家之間貿易有何互補性

提及經濟轉型，就不得不提亞洲四小龍。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亞洲的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香港先后三次承接以美國、日本為主的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成功使其自身產業結構遞次向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過渡，從而步入或接近了發達經濟的行列。其經濟增長的速度之高、持續時間之長，在世界范圍內絕無僅有。

但是，位于東亞的這幾個小小半島或島嶼，為什么在這個時期能夠像希臘神話般迅速崛起？

“東亞奇跡”沒有共同模式

眾所周知，亞洲四小龍的地域面積都不大，人口稠密，經濟底子較薄弱，自然資源也不豐富，科技也不十分發達。它們的經濟騰飛在過程和手段上有很多相似或相同的做法和經驗。全面參與國際分工，走發展外向型經濟的道路，是它們的共同特征。

但是，這并不能說它們的經濟發展模式是相同的。在政府干預經濟上，香港開始是采取“自由經濟”政策，而新加坡則早就非常重視政府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干預。臺灣和韓國雖然在政治體制、國家機器設置等方面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但兩者在經濟發展的起點、階段、重點等方面又有著很大的不同。

另外，即便都實行的是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這四個國家和地區的側重點也不盡相同。新加坡的出口導向，主要倚重于外國投資者帶來的技術創新，香港則主要得益于金融發展與自由貿易，而臺灣和韓國，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起了關鍵性作用，臺灣通過引進外國投資與當地企業合作的方式獲得技術，韓國則著重購買成套技術設備，在此基礎上進行模仿、改造、創新。

所以研究亞洲四小龍，人們最常用的是“香港模式”、“臺灣模式”、“韓國模式”和“新加坡模式”，而沒有“四小龍模式”這種籠統的提法。

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是一個資源匱乏、面積只有700平方公里、人口500多萬的城市型島國。1965年剛剛建國時，工業基礎落后，失業率極高，整個國民經濟水平非常低。但在短短幾十年里，經歷多次經濟轉型后，迅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回顧新加坡經濟發展史，不難看出，差不多每十年新加坡就要進行一次經濟轉型。從上個世紀60年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70年代的經濟密集型產業，80年代的資本密集型產業，90年代的科技密集型產業，一直到21世紀初發展為知識密集型產業。

新加坡轉型成功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即政府主導和引進利用外資。

政府干預經濟是件非常微妙的事，如果干預恰到好處，則能促進經濟發展，如果干預不到位或過頭，則極有可能成為引起經濟動蕩的根源。新加坡政府干預經濟的成功可歸功于三點：第一，它采取的干預和調控方式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比如在產業結構進行調整的時候，它一般會出臺一系列稅收、補貼政策，而不會以指令性規定直接干預。第二，對于國民相對公平的法律體制是新加坡經濟模式的核心之一，也是政府的重要工作重心。政府非常注重創造良好的環境，讓每個公民都有一個獲取公平待遇的機會，在新加坡，凡滿18周歲的公民只要踏入社會，政府就會提供一套舒適的公家住房。第三，新加坡政府的廉潔高效世界公認。據2009年透明國際調查結果，新加坡政府在廉潔程度上排世界第三。

外資在新加坡經濟發展中起著關鍵作用，據了解，目前，有來自歐美日等地7000多家跨國企業和科技伙伴在新加坡設立了分支機構，其中60%的投資者在新加坡設立了其區域總部。政府最新統計表明，在新加坡的GDP中，有42%由跨國公司創造。

引進外資，新加坡有自己一套做法。它有一個經濟發展局，負責向全球推銷新加坡，招商引資。還在美歐等世界各地常設招商引資機構，派駐“精英”，像間諜一樣長年累月搜索思考各類信息，走訪著名企業高層主管，說服投資者到新加坡投資。同時，它也非常注重修內功，引進外資，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是基本條件。它針對不同行業制定不同引資政策，并且在不同時期靈活調整政策，從而幫助本國實現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新加坡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韓國模式

韓國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進行經濟轉型升級，用了20多年時間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100多年工業化歷程，一躍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家崛起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漢江奇跡”。

韓國經濟轉型升級的主要經驗可概括為三點。首先，大力推行企業集團化和品牌價值戰略。為了實現經濟增長目標，20世紀70年代起，韓國政府采取各種財政、信貸、貿易等優惠措施，扶持了一批大型企業集團，減少了資本的分散性和不節約性，提高了資本集中度。新產品開發的技術優勢加上成功的外觀設計，使得韓國不少產品成為世界著名品牌。韓國也已從一個典型的廉價產品制造商轉變為一個高端產品創造者。

其次，優先發展“戰略產業”。1972-1979年，韓國的產業政策傾向于重工業。確定了鋼鐵、纖維、汽車等十大戰略產業，保證了產業結構從輕紡工業向重工業的順利過渡； 20世紀80年代后，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韓國提出發展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進入21世紀，又把信息技術產業作為韓國的重點發展產業，并出臺了“促進信息化基本計劃”、“網絡韓國21世紀”等一系列措施。目前，半導體、液晶顯示器、移動通信終端機已成為韓國的主力出口商品。韓國還計劃在今后5年集中投資開發第四代移動通信、信息保護系統等核心技術，促使信息技術產業繼續成為拉動韓國經濟、創造就業機會的主要動力。

縱觀韓國產業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韓國政府在特定階段采取的都是有選擇、有重點的產業政策。

再次，技術創新為韓國經濟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動力，以技術進步為重點的創新驅動型發展模式推動了韓國核心競爭力和產業結構的提升。韓國技術創新經歷了由引進消化吸收到自主創新的歷程。經過多年發展，韓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企業已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韓國政府通過采取制定鼓勵創新的財政金融政策和法規，積極營造創新環境，支持企業、大學及研究機構等創新要素的創新活動，并且由政府出面，資助、協調、解決創新主體力所不能及的難題。

臺灣模式

臺灣在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歷程中，經歷了三次重大的經濟轉型。第一次轉型在1952年至1960年之間，由殖民經濟形態轉為進口替代工業發展階段，初步實現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第二次轉型在1961年至1985年，重點是大力發展出口導向經濟，形成外向型經濟體系。第三次轉型是從1986年以來，著力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到資本技術密集型，建立更加開放的自由經濟體系。20世紀80年代中期臺灣提出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為主導的轉型理念，出臺了一系列推動經濟轉型的政策措施。

臺灣經濟轉型的成功靠的是技術。工業技術研究院、科技園、引進硅谷人才、風險投資及其優惠政策被稱為臺灣經濟轉型的“五駕馬車”。這“五駕馬車”擰成一股繩，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臺灣的經濟轉型。

成立于1973年的工研院，扮演的角色從技術引進、人才培育、信息提供、衍生公司、育成中心、技術服務與技術移轉等過程，對于臺灣中小企業的產業發展歷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臺積電董事長張忠謀、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等風云人物都出自工研院，人稱“臺灣總經理制造機”。

1976年開始籌建的臺灣新竹科技園于1980年正式成立，是臺灣最著名的科技園之一，也是孕育臺灣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基地，促使臺灣從一個低成本的制造中心成功轉變成為全球創新經濟的高附加值的制造中心。

除了重視本土人才的使用和培養之外，吸引優秀的海外人才回來創業是臺灣科技人才的重要來源。新竹科技園規定允許科技人員用其專利權或專門技術作為股份投資。這一政策對激發科技人員尤其是臺灣在海外的學子來園區創業的積極性具有重大意義。

在臺灣的經濟轉型中，創投基金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早期臺灣沒有引導基金，很多產業無法發展；臺灣相關部門拿出92億元臺幣，撬動240億元臺幣的社會資本，投入到產業發展中去。

另外，臺灣地區的創業投資業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80年代迅速起步，并于90年代蓬勃發展，得益于當局出臺了稅收激勵政策。按照1983年出臺的《創業投資事業管理規則》及相關稅收政策，經核準設立的創業投資公司，除創業投資公司本身免征資本利得稅之外，對投資創業投資公司滿兩年的股東，按所投資金額的20%抵免其個人或法人的所得稅。所以這項優惠政策也被看成是推動臺灣經濟轉型的“五駕馬車”之一。

香港模式

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在1970年以來，從玩具和成衣紡織加工貿易發家，促進整個經濟的繁榮。香港地小人多，但巔峰時期外貿經濟做得風生水起，外向經濟積累的財富數額驚人，成就一批資本大鱷如李嘉誠、霍英東的崛起。1983年起，港英政府啟動聯系匯率制度，并為高度自由的市場體系提供相對清廉的政府服務，引發國際資本紛紛入港，成就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期，香港加工制造業開始應內地改革開放的東風向內地遷移，從1980年代后期開始，一時間造就了南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

很多地方一直在模仿香港模式，但是多以失敗告終，原因在于沒有辦法克隆香港高度開放的自由市場、完善金融機制、最小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及在法制、廉政、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杰出表現。香港的市場經濟體制是經過百年發展和完善，才形成了現在的自由開放型模式。

香港奉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對進出口的商品貨物不設關稅；對商品市場、生產要素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價格形成不加干預；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既不出臺扶持政策也不對企業生產決策施加任何干涉，企業擁有完全自主權。

香港的自由貿易主義吸引和積聚了大量來自東西方商人的資金和人才。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形成了以本產品出口為支柱的工貿一體化發展的外向型經濟結構。

香港收集、整理和傳遞信息的機構及媒體很多，除官方公布的及各種新聞媒體提供的信息外，還可以通過半官方機構、世界各地駐港機構、工商團體、銀行、商業服務機構、公共網絡等獲得。這些信息量大而且全面客觀的信息機構，保證了香港個人和企業能夠及時、準確、迅速而又低廉地獲得市場信息。

香港與其它四小龍成員最大的區別就是奉行政府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香港公有經濟微不足道，香港當局歷來避免對自由經濟的過多介入，但鑒于經濟發展多樣化的需要，在整體經濟運轉方面逐漸增強了指導性功能。一方面，通過增設有關的官方部門和興辦一批半官方機構，不斷擴大非官方工商團體和私人企業之間的聯系，協調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加強財政金融政策對經濟運行進行干預和調節力度，并通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各種服務和提出一些計劃性建議間接地扶助和影響產業發展。

崛起與儒家文化無關

上世紀70年代歐美經濟不景氣，而亞洲四小龍卻實現了經濟騰飛，創造了“東亞奇跡”。于是一些推崇儒家文化的人開始對亞洲四小龍的崛起追根溯源，并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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