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海外軍事行動立法(十六大以來我國軍事取得哪些成就？？？)

全和繁榮是遏制戰略的重要目標。

雙方根本不存在分歧。”[3](P418)威廉·威廉斯的結論認為，對于自由國際主義者來說，美國政府總是具有一種非常重要的責任，“保護和擴大自由競爭原則能夠運轉的市場。如同重商主義一樣，古典的自由經濟學導致一種擴張主義外交政策”。[4]自由貿易和商業擴張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最明顯地體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政府制訂的“門戶開放”政策上。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仍可看作是這種“門戶開放”政策的延續。美國式“門戶開放”外交政策的重點不是在所在國范圍內排斥他國的利益，不是實行封閉式的壟斷，而是要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以自由貿易和公平競爭為旗號，著眼于打破民族國家或帝國主義的保護主義堡壘，把世界變成由美國操縱的具有開放性質的新型商業帝國。二戰后，美國的戰略目標就是企圖建立這樣一個由美國領導下的世界新秩序。在美國設計的“美國世紀”中，是絕不允許建立與美國傳統的“門戶開放”政策背道而馳的“勢力范圍”的。這就是說，經濟制度和經濟利益方面的根本性矛盾使美國與戰后前蘇聯的外交政策產生極其尖銳的矛盾。

就前蘇聯而言，“戰后初期，前蘇聯對外戰略的設想是，盡力維護戰時同盟，維護世界和平，保護已經獲得的領土報酬和各種賠償，保住自己勢力范圍和既得利益。”[5](P444)斯大林在二戰后期和戰后初期所形成的對世界體系的看法以及相關的理論，是戰后初期前蘇聯外交政策的基礎。斯大林戰后對世界局勢的基本看法主要有：一是二戰的經濟影響導致了統一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瓦解，這決定了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進一步加深；二是前蘇聯在二戰中的決定性作用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瓦解的直接原因；三是戰后世界局勢在向有利于社會主義國家的方向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從一國發展到數國，并由此形成了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平行的社會主義世界市場，以及與資本主義對立的社會主義陣營；四是兩個相互對立的世界體系在戰后的出現，將會縮小資本主義國家奪取世界資源的范圍，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的增長將在縮小的基礎上進行，因為這些國家的生產量將要縮減下去”，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必然會走向衰落。在這種政策理論指導下，1945年12月，前蘇聯拒絕批準“布雷頓森林協議”，并且不允許東歐各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6](P103)同時為了對抗馬歇爾計劃的政治影響，前蘇聯通過實施莫洛托夫計劃，強化與東歐各國的經濟聯系并限制其與西方經濟往來，到1949年又正式發展成為蘇東經濟集團(經互會)。前蘇聯對東歐各國實行了十分嚴密的控制，把東歐的貿易方向從西方轉向前蘇聯，削弱甚至切斷了東歐與西方歷史上傳統的經濟聯系。這樣，作為美蘇外交戰略的直接經濟后果，歐洲出現了兩種對立的世界體系和彼此隔絕并相互對峙的兩大經濟集團。就斯大林對戰后世界局勢的看法以及兩個平行市場理論的出發點而言，不管是保護戰爭的勝利果實還是傳統的俄羅斯帝國擴張傳統的延續；不管是要推進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僅僅要求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也不管是斯大林有其戰略上的深遠考慮還是美國政府對它的錯誤解讀，都有各自在解釋上的合理性，也都能找到歷史或理論的依據。但就對當時美蘇關系的影響而言，這些言論以及其指導下的前蘇聯外交行為極大地惡化了美蘇關系，客觀上加速了冷戰的到來。

美國的反應是十分強烈的。從1945年9月五國外長會議開始，美國對前蘇聯實行了不斷升級的強硬政策。1946年2月22日，即斯大林在莫斯科公開發表演說后的13天，喬治·凱南向美國國務院發出一份8000字的電報，對戰后前蘇聯“理論、意圖、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國應采取的對策，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對前蘇聯實行全面“遏制”的政策設想。

二美國遏制戰略的基本手段：針對前蘇聯、東歐以及西方盟國，誘壓結合，綜合運用經濟遏制或經濟援助，以服務于美國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大戰略

冷戰時期美國的遏制戰略，是一個包含眾多子戰略的復雜體系，它強調采取除戰爭之外的一切手段來實現戰略目標，這就必須依據不斷變化的形勢制定和實施相應的子戰略，以使其戰略目標具體化，使其戰略目標通過這些子戰略得以實現。[7]經濟手段或經濟戰略在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運用，就是美國實現遏制戰略的基本手段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貫穿于冷戰的全過程，是東西方冷戰的重要內容。其主要有以下表現形式：

(一)經濟遏制。遏制戰略作為冷戰時期美國的大戰略，它強調采取除戰爭之外的一切手段并綜合運用國家的各種力量去實現戰略目標，其中，貿易管制戰略就是遏制戰略手段的具體化。貿易管制戰略是杜魯門政府制定，之后美國歷屆政府都實施的一項重要經濟遏制戰略。其旨在通過管制美國及其西方盟國與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集團的貿易，禁止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戰略物資，以阻止其經濟、軍事實力的增長，并最終實現遏制戰略的目標。1947年12月17日，成立不久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第四次會議上通過了《對蘇聯、東歐的出口管制》文件，指出：“國家安全委員會認為，美國的安全需要立即、無限期地停止從美國向前蘇聯及其附庸國出口所有美國短缺物資和有助于增強前蘇聯軍事潛力的物資”。[8](P512)1949年2月20日，美國國會通過了《出口管制法》，規定美國實行出口管制的目的之一是促進美國的外交政策，幫助履行美國政府的國際責任；要求美國政府盡可能與盟國合作，共同實施出口管制；利用美國的經濟資源和在與共產黨國家貿易中的優勢，推進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標。[9](P104)這就把貿易管制以國會立法的形式最終確定下來。按照這一戰略，美國商務部制定了嚴格的出口許可證制度，規定凡是從美國出口到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歐國家的所有物資都必須獲得美國政府的批準。美國政府又通過威脅利誘等手段，迫使與前蘇聯有傳統貿易關系的

西歐盟國加入到貿易管制的行列中來。1950年初，西方國家共同成立了一個“對共產黨國家出口管制統籌委員會”(即“巴黎統籌委員會”)，制定了嚴格的出口管制清單并付諸實施。由于對前蘇聯集團實施了嚴格的貿易管制，東西方貿易銳減，如1948年時美國對前蘇聯的出口額尚有2700多萬美元，到1952年時銳減到只有1.5萬美元。之后隨著冷戰態勢的變化，東西方貿易關系時緊時松，但美國從來沒有放松對能促進前蘇聯經濟軍事實力的戰略物資的管制，作為美國推進貿易管制戰略有力工具的“巴統”組織也只是在前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以后，才于1994年宣告解散。美國的經濟遏制戰略把前蘇聯集團排斥在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之外，極大地延緩了前蘇聯東歐的經濟發展。

(二)經濟制裁。美國實施的經濟制裁戰略加劇了前蘇聯的困難，延緩了前蘇聯的發展。例如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于1962年至1965年對前蘇聯實行的大口徑輸油管道禁運，不但延緩了友誼管道線的建成，嚴重影響了前蘇聯石油的運輸，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前蘇聯對西方機械和運輸工具的進口。1982年，以波蘭問題為借口，里根政府對前蘇聯實行了經濟制裁，有意切斷了前蘇聯在西伯利亞修建一條新的天然氣管道以及與日本合作開發能源計劃所需要的大部分技術。這對前蘇聯外匯收入影響很大。前蘇聯由此損失了150至200億美元。里根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還秘密實施了一個“沙特行動”計劃，即通過設法使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產量的做法使國際市場上石油價格暴跌，從而使原油輸出大國前蘇聯的外匯收入銳減。中央情報局的一份秘密報告認為，每桶石油收入下跌1美元，前蘇聯每年會損失5至10億美元。同時，石油價格下跌也使一些中東國家因收入減少縮減了對前蘇聯武器的購買，從而減少了前蘇聯的軍售外匯收入。前蘇聯一位官員說：“石油價格的下跌是破壞性的，它使數百億美元一掃而空。”[10]外匯收入的銳減給前蘇聯經濟帶來嚴重困難，極大地影響了前蘇聯進口西方設備、工業材料和農產品，幾十個大型項目也因缺乏資金被迫停止。

三美國遏制戰略的實現條件：以經濟實力為依托，在外交上孤立前蘇聯的同時，迫使前蘇聯展開軍備競賽以拖垮其經濟，從而最終導致了前蘇聯的解體

國家之間的經濟實力對比變化決定著國際政治格局的發展趨勢。經濟實力如何變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冷戰結束的必然性和方式。美蘇對抗首先是建立在雙方軍事實力基礎上的，和歷史上大國的爭斗一樣，經濟實力卻是最終決定勝敗的因素，而不是核武器的多少和軍隊人數的多少。歷史上，經濟實力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國處理國際關系的方式。冷戰時期，經濟實力對美國遏制前蘇聯戰略的影響一如前述，由于二戰巨額“戰爭紅利”的刺激，美國的經濟實力取得了質的飛躍，使得美國能以經濟援助為誘餌，拉攏住西歐盟國和“中間地帶”國家，維持了西方世界的團結，加大了對前蘇聯遏制的砝碼，并達到了在外交上孤立前蘇聯的目的。相反，作為前蘇聯盟友的東歐各國在冷戰時期經歷了一個從“香餑餑”到“經濟包袱”的過程。在經互會體制下，東歐各國成了前蘇聯進行不平等經濟關系的對象，這大大降低了其對東歐各國的吸引力，埋下了劇變的引子。

從冷戰因何終結的角度分析，可以說美蘇經濟實力的差距同樣是最終導致雙方不同結局的最重要的因素。美國依靠經濟實力挑起的軍備競賽使得前蘇聯經濟不堪重負，經濟的過度軍事化成了壓垮前蘇聯經濟的“稻草”。經濟上的困境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根本動因，而這成了前蘇聯解體的先聲。可以說，前蘇聯從反面證明了經濟實力差距對前蘇聯解體的致命影響。在里根政府時期，美國國防部的五年計劃指令指出，要把國防建設作為對前蘇聯的“經濟和技術戰爭”的一種形式。星球大戰計劃就是這個戰略的一部分。美國學者施韋策認為，里根政府增強國防對前蘇聯經濟的影響完全是蓄意制造的。[10]二戰后，美國人均負擔軍費75美元，到1982年人均高達855美元，增加10倍之多。軍備競賽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但經濟上受傷害最大的應該說是前蘇聯。根據前《蘇聯統計年鑒》的資料，1987年，前蘇聯的國民總產值相當于美國的64%，人均國民收入為美國的57%；而按照《美國統計摘要》1990年第7期公布的數字，1987年前蘇聯的國民總產值僅相當于美國的54.3%，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美國的46.6%；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相關數字則為39.67%和34.06%。前蘇聯經濟學家博洛京在《論據與事實》1991年第26期發表的文章認為，1987年前蘇聯的GNP僅相當于美國的38%，人均僅為美國的30%。這些統計數字由于方法和政治傾向的影響，可能與實際情況會有出入，但前蘇聯經濟實力與美國有較大差距則是事實。由于經濟實力不足，軍備競賽對前蘇聯的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后果。為了在核武器上與美國大體保持平起平坐，并在化學武器和其他常規武器的數量上超過北約，前蘇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把12%至13%的國民生產總值直接用于國防(美國為6.5%)，國防開支占國家預算的比重為45%至50%(美國為25%至27%)，前蘇聯軍備開支水平估計為每年2500至3000億美元，接近美國同期的軍備開支。前蘇聯經濟變成了一種典型的備戰型經濟。經濟的過度軍事化大大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經濟發展的停滯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所形成的尖銳矛盾，成為后來前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是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戰略作為美國外交傳統的延續，對經濟和商業利益的追求和維護是其重要目標。美國傳統的門戶開放政策與戰后前蘇聯保護勢力范圍的原則，是兩種完全對立的思想和理論體系，在實踐上則是國家利益沖突的重要根源。歷史地看，這兩大原則的對立不僅推動了冷戰的到來，而且是冷戰的原動力，是冷戰最為本質的東西。二是經濟手段作為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戰略的重要工具，對美國而言，既保持了其政策的靈活性，又成為了遏制前蘇聯的有效工具，客觀上也對國際政治關系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成為歐洲和亞太地區和平的重要因素，但對前蘇聯而言，則是災難性的。三是經濟實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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