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上海潤鶴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建設工業集團政策性破產，職工是真拿不到賠償嗎)

者其他顯著不利于債權人的行為；（三）由于債務人的法人機關及其他工作人員的行為，致使管理人無法執行職務。”“重整計劃沒有被提請批準的，人民法院依職權裁定終止重整程序。”“在前二款規定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應當同時作出宣告債務人破產清算的裁定。”該條第1款所列的三種情形，都可能涉及到管理層的事務執行。而一旦重整程序終結，轉入破產清算，管理層首先面臨的是失去現有職位，然后是對其不法行為的追究，以及其他進一步的不利后果。

上述規定在國際上也不乏先例。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上述文件指出，債務人對企業經營保留控制權的做法“也可能存在弊端，其中包括將重組過程用于顯然不可能獲得成功結果的情形，拖延不可避免的結局，其結果是資產繼續流失，而且債務人有可能在控制期間不負責任地行事，甚至采取欺騙手段，從而破壞重組和債權人的信心……。其中一些困難可通過采取某些保護措施而減輕，例如要求債務人定期向法院報告程序的進行情況，允許法院在某些情況下指定一名破產代表負責監督債務人，讓債權人在監管或監督債務人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或規定將程序轉換為清算程序。”[10]

3、制裁

按照國際通行的做法，如果債務人不遵守其義務，破產法需要考慮應如何加以處理，同時要考慮到義務的不同性質和適當的制裁。例如，債務人扣留資料的，可利用某種機制強迫其提供相關資料。對于較為嚴重的扣留資料情況，一些國家實行刑事制裁。對于違背其他義務的，也可采取類似的做法。[11]

二、對破產程序前行為的追究

1、債務人經營失敗的責任追究

在起草過程中有一種強烈的呼聲，要求調查管理層對導致企業破產的經營失敗所應承擔的責任。2004年6月草案有如下規定：

第一百五十一條 企業董事、經理或者其他負責人違反對忠于職守、勤勉盡責義務，致使所在企業破產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因為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使所在企業破產的，對企業債務承擔連帶民事賠償責任；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有前款規定情形的人員，在民事責任履行完畢之前不得進行高消費和投資活動；自破產案件終結之日起五年內不得擔任董事、經理或者其他經營管理職務。

這與2000年草案第156條的不同之處在于：[12] 第一，將忠于職守義務和勤勉盡責的義務作為一般行為準則寫進了條文；第二，將故意和重大過失設定為加重責任的情形；第三，采用了資格限制措施。該條文也不同于1986年《企業破產法（試行）》第42條；后者沒有采用民事責任和資格限制的制裁措施。

資格限制是破產法影響公司法人治理的一項強有力的措施。早在1986年，英國在新破產通過后，隨即出臺了《公司董事資格取消法》，作為破產法的配套立法于同年12月與新破產法同時生效。我國在1993年《公司法》中也有關于資格限制的規定。[13] 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企業破產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中也有這方面的規定。[14] 但是，《公司法》的規定只適用于依公司法登記的企業，而該司法解釋賦予人民法院的僅僅是關于資格限制的建議權。新破產法草案第151條的規定適用于所有企業，并將資格限制作為一項破產法上的制裁措施，置于司法裁判權的掌握之下。當有關人員違反第151條第2款規定在法定期限內擔任了被禁止擔任的職務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利害關系人的請求，作出確認其任職無效的判決。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6月草案第一章“總則”中，第9條增加了一個新的語句：“依法追究破產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的法律責任。”[15] 這表明，強化對造成企業破產的經營管理人員的責任追究機制，已成為立法者的決心。

2、程序開始前交易和轉讓的撤銷與追回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指出：“許多破產法都載有從某一特定日期（例如破產程序申請或啟動之日）開始在一規定期限（通常稱為嫌疑期）內具有追溯效力的規定，其目的在于推翻破產債務人過去作為當事一方參加的交易或涉及在債務人的財產中具有某種效力的以往交易。這些效力包括減少了債務人凈值（例如，通過贈予其資產或以低于公平商業價值的價格轉讓或出售資產），擾亂了同等級債權人之間平等分配的原則（例如，通過向無擔保的債權人償付債務，或向當其他無擔保的債權人尚未得到償付和擔保時本來也屬無擔保的債權人給予擔保）。許多破產法以外的法律也論及這些對破產范圍之外的債權人有害的交易。在某些情況下，破產代表除了適用破產法的規定之外還能適用這些破產法以外的法律。”[16]

在中國的大多數破產案件中，債務人在破產程序開始前已經是長期處于無力償債的狀態，其經營管理人員有充分的時間為他們自己或者為關聯企業的利益隱匿或轉移財產。這對債權人整體利益造成了嚴重的損害。這種現象在世界范圍內十分常見，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的：“債務人在走進或被拉進破產程序的時候，人們意識到這種結果不可避免可能已有數日、數周、數月乃至數年之久。所以，在預見到破產程序的正式啟動的情況下，債務人可能背離他們慣常的商業實踐，試圖抽逃財產以免債權人追索，包括虛假負債、給予個別債權人特殊優待，饋贈親朋好友等等。”[17]

我國1986年《企業破產法（試行）》設立了對程序開始前的有害債權人的轉移財產實行追回的機制。第35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案件前六個月至破產宣告之日的期間內，破產企業的下列行為無效： （一）隱匿、私分或者無償轉讓財產；（二）非正常壓價出售財產；（三）對原來沒有財產擔保的債務提供財產擔保；（四）對未到期的債務提前清償；（五）放棄自已的債權。”“破產企業有前款所列行為的，清算組有權向人民法院申請追回財產。追回的財產，并入破產財產。”實踐表明，這一規定存在兩大缺陷。第一，案件受理件前六個月的時間太短。第二，程序開始前的不公平個別清償被忽略了。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指出：“雖然有各種界定，但有三種大致常見類型的可撤銷交易，可在大多數法律制度中找到，并被用作本指南中的討論基礎。這些交易是：旨在挫敗、阻止或拖延債權人以使其無法追收債款的交易、壓價賤賣交易和與某些債權人進行的可視作特惠的交易。根據每項交易的具體情況，有些交易可能具有其中一個以上不同類別的特點。例如，就看上去特惠的交易而言，當交易的目的是使債權人或潛在債權人得不到資產或在其他方面妨礙該債權人的利益時，以及如果交易是債務人無法在債務到期時償付債務時或是在給債務人留下的資產不足以進行經營的情況下發生的，那么，這種看上去特惠的交易則更可能具有旨在挫敗、阻止或拖延債權人的交易的特點。同樣，壓價賤賣交易當其涉及債權人時也可能是特惠的，但是當涉及第三方時，則可能并非如此，而如果明顯有阻止、挫敗或拖延債權人的意圖，則應被歸入第一類交易的范圍。在此類情況下，破產代表或許能夠確定應予撤銷的交易屬于哪一類，從而可以利用一般適用的證明和嫌疑期要求的差異。”[18]

針對這類交易，新破產法草案在第四章“債務人財產”中設立了以下條文。

第三十三條 人民法院受理破產案件前一年內，有關債務人財產及財產權利的下列行為，管理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銷：

（一）無償轉讓財產或財產權利的；

（二）以明顯不合理的低價轉讓財產或財產權利的；

（三）對原來沒有財產擔保的債務提供財產擔保的；

（四）對未到期的債務提前清償的；

（五）放棄債權的。

第三十四條 人民法院受理破產案件前六個月內，債務人已知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仍對個別債權人進行清償，損害其他債權人利益的，管理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銷。但是，個別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不在此限。

第三十五條 有關債務人財產及財產權利的下列行為無效：

（一）隱匿、轉移財產的；

（二）捏造債務或者承認不真實的債務的。

第三十六條 因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或者第三十五條規定的行為而取得債務人財產或者財產權利的，管理人有權追回。

與1986年《企業破產法（試行）》第35條相比較，上述規定有如下特點：

第一，抽逃財產和虛假負債行為，為無時限地絕對無效。這樣規定是為了加強對這兩種嚴重侵害債權人利益的欺詐行為的制裁力度。在1986年的試行法中，沒有規定虛假負債行為，而抽逃資產的追訴時限為案件受理前6個月。

第二，其他的欺詐性破產行為，設定為可撤銷，其追訴期限延長為破產案件受理前一年。[19] 這些行為，一般說來有害于全體債權人的清償利益，但在實踐中，某項具體交易是否有害于全體債權人和是否需要加以撤銷，可以根據具體情況，由管理人作出判斷和決定。

第三，增加了關于案件受理前6個月內的個別清償可撤銷的規定，并設定了例外情形。就一般而言，在案件受理前6個月時，企業無力償債的事實已經出現或者已經可以預見。在這種情況下的個別清償有損全體債權人的清償利益。實踐中常常有企業先以現有財產對個別債權人（包括關聯企業）進行清償，然后才申請破產的。這種行為在本質上違反了公平原則和破產法的集體清償原則。但是，由于企業在此期間的經營并未停止，一些必要的支付，例如支付水電費、為繼續生產購進原材料而支付貨款等，只要符合“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條件，都不在撤銷之列。

與上述規定相呼應，草案在第十章“法律責任”中設立了如下條文：

第一百五十四條 債務人有本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行為的，人民法院可以對直接責任人員處以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一百五十五條 債務人有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規定的行為的，人民法院可以對直接責任人員處以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與1986年《企業破產法（試行）》第41條相比較，[20]草案的上述規定更加明確和更具有可操作性。例如，在試行法第41條中，“行政處分”是由政府部門決定的。在過去的十幾年中，對破產企業的負責人給予行政處分的案例十分罕見。由于種種原因，政府部門缺乏追究企業負責人行政責任的動機。此外，該規定只能適用于國有企業。對于非國有企業來說，目前還沒有針對第35條所列行為的制裁措施。鑒于由行政機關對非國有企業負責人給予行政處分缺乏法理依據，新破產法沒有規定類似試行法第41條的行政責任。但是，這并不排除政府在破產法規定的制裁之外對有破產違法行為的國有企業負責人給予行政處分。

按照現行規定，人民法院對違反企業破產法第35條的行為沒有直接的處罰權。根據相關司法解釋，法院在審理破產案件中發現這類行為，只能向有關部門提出行政處分建議或者移送涉嫌犯罪的材料。[21] 這常常使不法行為人得以逍遙法外。而在新破產法的框架下，人民法院能夠及時地對違法行為人處以罰款制裁。這種制裁不僅使違法者付出經濟上的代價，而且使他們不得不承受名譽和信用上的不利后果。應該說，它的威懾力是相當強大的。

對于新破產草案第33、34和35條規定的行為，管理人擁有撤銷、主張無效和追回被轉讓財產的權利。這種權利不是一般的私權，而是一種法定職權。因此，管理人負有行使這些權利以便充分保護債權人利益的義務。草案第25條規定：“管理人應當勤勉盡責，忠實執行職務。”“管理人違反前款規定給債務人財產或債權人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根據這一規定，如果管理人應當和能夠行使權利追回被非法轉讓的財產而不作為，債權人會議可以提出異議或者予以撤換，債權人委員會也可以行使監督權。如果管理人因違反勤勉義務或忠實義務而導致這些財產不能追回，可以按照第25條的規定追究其賠償責任；情節嚴重的，還可以按照草案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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