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中日水產品貿易發展現狀(日本經濟主要靠什么)

解決中歐動物源產品貿易爭端中，食土商會與歐盟及其各成員國的農產品商會、協會聯手作戰，密切配合。在爭端初期，商會兩次組團赴歐盟各國進行游說，與歐盟商、協會聯合在布魯塞爾組織召開了進口商集會，共同研究對策，并發動輿論反對歐盟限制中國產品。歐盟15個協會分別致函歐盟委員會反對以氯霉素零標準限制中國產品。歐盟的協會向食土商會提供了歐盟實行氯霉素標準屬于技術壁壘的各種證據，食土商會及時提供給同期在歐談判的政府代表團。

2、組織企業形成合力，應對“兩反兩保”案件

農產品出口以中小企業為主，努力把分散的企業組織起來共同應對貿易壁壘是一個重要經驗。1998年9月，美國蘋果協會醞釀對我國蘋果汁提起反傾銷調查，起訴稅率92%，72名國會議員寫信向美國商務部施加壓力，對我國企業裁定高稅率。在此情況下，商會把出口生產企業組織起來成立了蘋果汁分會共同應訴，并形成行業決議共同提高對美出口價格，為以后的勝訴打下基礎。在美國商務部27%終裁稅率出來后，我們仍認為是不公平裁決，商會與企業共同分析研究是否要起訴，企業表示即使起訴勝不了，也要表示中國企業維持自己權益的態度，一致同意起訴美國商務部。中方經過精心分析從七個方面指控商務部不公正，結果美國國際法院采納了中方的六個起訴要點，裁定中方勝訴，要求商務部重新裁決。2004年1月，美國商務部對中國應訴企業全部裁定適用零稅率。這是我國目前唯一的上訴美國商務部獲勝案例。蘋果汁反傾銷案由于組織應訴有力、出口有序，在前后長達5年的反傾銷應訴期間，我國蘋果汁出口不但沒有受到影響，反而從反傾銷立案前出口8萬噸增長到2004年的42萬噸，年出口創匯從5600萬美元增長到2.54億美元。

3、迎難而進，積極應對國外技術壁壘

日本于2006年5月29日實施“肯定列表制度”，對700多種農業化學品實行新的苛刻的檢測標準，并對未列入肯定列表的農業化學品實行不得檢出的一律標準。2006年6-12月，我國有14種輸日商品先后被日方實施命令檢查，其中適用“一律標準”的共11項，涉及的商品主要為鰻魚、食用菌、蔬菜、茶葉、花生和蕎麥；日本厚生省對我實施監控檢查的食品共43種，其中列明違反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監控檢查項目，涉及12種農產品，15種農藥殘留標準。這些商品均為過去屢次遭受日本各種貿易壁壘的商品，一時間造成出口企業不敢接單、進口商不敢訂貨的嚴重局面。

在商務部和國家質監總局的領導下，商會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組織專家和企業成立了“日本肯定列表應對小組”，翻譯了“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并召開業界及專家研討會對日本肯定列表及對我農產品出口的影響進行評估，提出行業評議意見。在對日談判過程中，食土商會發揮了與日本行業組織有著廣泛合作關系的優勢，多次召開蜂蜜、大蔥、蔬菜、鰻魚等商品 “中日業界技術交流會”，對日本肯定列表中各項商品的檢測項目、檢測標準進行分析，并對照中國業界使用農藥的情況進行逐一分析、排查，還以中日行業名義向日本厚生省提出針對某一商品減少檢測項目的要求。經過民間交涉，日本厚生省對蜂蜜檢測項目由18種減少到8種。經過政府、企業、行業組織的共同努力，對日農產品出口在2006年5、6月短時間內大幅度下降后，逐漸恢復性增長，2007年1-4月，對日農產品出口額同比增長5.1%，基本保持正常。

4、做好行業自律，促進爭端解決

許多貿易爭端是由于我國農產品產大于銷，出口數量劇增，價格劇跌和食品安全體系不完備造成的。發揮行業組織作用，做好行業自律是解決貿易爭端的一個重要途徑。蜂產品由于氯霉素超標被歐盟封關長達兩年之久，由于出口受阻，許多企業破產，蜂蜜收購價比白糖還低，許多蜂農破產。蜂產品分會做了幾件大事，一是邀請國外專家對全行業企業進行培訓并組織制定了蜂產品加工安全生產操作規范，二是邀請了國際著名養蜂技術專家組織了對蜂農的科學養蜂培訓，印制了數萬冊蜂病防治、科學用藥手冊，免費向蜂農發放，三是進口無氯霉素蜂藥免費向蜂農發放。由于行業措施得力，很快解決蜂蜜藥殘問題。歐盟專家考察后對蜂產品分會工作十分滿意，在所有動物源產品中，第一個解除了蜂蜜進口禁令。2004年出口蜂蜜同比增長了33%，達到1億美元。

5、建立貿易爭端預警機制，將貿易爭端化解在萌芽階段

在商務部的指導下，食土商會與國外同行業組織、商會會員企業及主產地政府合作建立了貿易爭端預警機制。國外的商(協) 會將得到的可能引發貿易爭端的信息及時通知商會，商會也隨時監控分析大宗商品出口，特別是出口劇增可能引發貿易爭端的商品動態，及時向會員企業發布預警信息，并實行行業自律，同時向地方政府通報、引導農民按市場需求安排種植加工，

五、關于提高應對農產品貿易壁壘能力的幾點建議

(一) 加快農產品出口商品結構與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轉變農產品出口增長方式。農產品出口應加速實現四個增長方式的轉變：由“數量擴張型出口”向“質量擴張型出口”轉變；由“以原料性產品出口為主”向“深加工產品出口”轉變；由“應對國外的綠色壁壘”向“大力發展出口綠色有機食品”轉變；由“以掛牌出口為主”向“品牌出口為主”轉變。

(二) 大力加強農產品質量安全體系建設，加快建立與國際接軌的檢驗體系和認證體系，提高應對技術壁壘的能力。在三大體系建設中政府要重視發揮行業組織的力量。

(三) 當前WTO反傾銷協議及SPS協議還不完善，不能很好維護發展中國家在多邊貿易體制內權利，建議政府聯合其他發展中國家，推動改進WTO反傾銷協議及SPS協議，從而利用多邊貿易機制來解決雙邊貿易爭端。

(四) 在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中，積極爭取制定對發展中國家合理和有利的國際標準，保障我國權益。

(五) 建議政府部門在設立反傾銷應訴基金的同時，設立“反國外技術性壁壘基金”，鼓勵和幫助行業企業做好應對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工作。

(六) 進一步完善 “四位一體”的應對機制，特別是要充分發揮行業組織的作用，把行業組織推到前臺，在政策上、資金上支持行業組織發揮更大作用。

(七) 對待農產品技術貿易壁壘及引發的貿易爭端，不要單純從技術角度去對待和對外交涉，要從維持我國農民利益出發，從政治高度加大對外交涉力度。亞洲禽流感爆發后日本對泰國肉雞設限，泰國副總理親自帶隊赴日本交涉，結果泰國先于中國兩個月被日本解禁，先行占領日本市場。

來源：《中國農產品出口分析報告2009》

作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我想問下中日出版業規模有何不同，具體一點！

日本編輯出版學校從誕生至今已經走完42年的歷程，其中，在1991年至2001年的10年間，該校持續與中國的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交流。2005年，在由上海理工大學、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國印刷科學技術研究所主辦的“2005上海印刷出版技術與教育國際論壇——數字化時代的印刷出版技術與教育”期間，作為這段歷史的肇始者、親歷者之一的吉田公彥，再次來到上海，情不自禁地回憶起了這10年間兩校交流的往事。

一

在1991年至2001年的10年間，日本編輯出版學校與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先后7次在東京和上海輪流舉辦了“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際學術交流會”。可以說這個“交流會”碩果累累，不僅交流了兩國的出版教育情況，而且也交流了兩國的出版狀況，以及研討了兩國出版交流歷史等。通過出版信息的交流和人與人之間感情的交流，對日中友好也作出了貢獻。

日本編輯出版學校與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開展交流的契機，出現在吉田公彥當年的上海之行。1990年，吉田公彥應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的邀請，以日本出版學會會員的身份，赴中國的北京和西安，出席了“日本出版情況報告會”。在歸途中，他以個人身份訪問上海，受到當時的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趙斌先生和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校長共應榮先生的盛情款待，借此機會，吉田公彥不僅訪問了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而且還代表日本編輯出版學校與該校達成了相互交流的共識。

1991年，第一屆交流會在東京舉辦。中國方面的與會者是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校長共應榮、出版系主任孫國明和上海市新聞出版局翻譯沈洵澧。在此屆交流會上，雙方學校簽訂了“結為姊妹校”的協議，并決定每年召開一次交流會，會議地點在東京和上海之間輪流交替。就這樣，到了1994年，已經舉辦了四屆交流會。從1991年至1994年要算是兩校交流的第一個周期。在杜飛龍出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校長以后，又分別于1997年、1999年和2001年舉辦了三屆交流會。至此，雙方總共舉辦了7次交流會，其中有4次在東京舉辦，有3次在上海舉辦。

交流會的名稱，前四屆都叫“日中/中日出版教育交流會”；從1997年的第五屆開始，改為“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際學術交流會”。

二

第一屆交流會雙方主要是介紹各自有關出版教育的情況，日方吉田公彥作了題為《日本出版教育的若干問題》的演講，中方共應榮作了題為《上海出版印刷專科學校的創立與中國出版高等教育》的演講。第二屆交流會沒有特別設定統一的主題。隨著交流的發展和雙方理解的不斷加深，接下來的幾屆交流會都是經雙方協商，事先設定交流的主題（參見下表）。從歷屆交流會上發表的論文情況看，有以下幾個特點：

歷屆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際學術）交流會情況統計

主題 時間 地點 交流論文數

第一屆 雙方介紹各自情況 1991年6月8日～10日 日本東京 日方1篇 中方1篇

第二屆 無 1992年4月27日～28日 中國上海 中方4篇 日方5篇

第三屆 90年代出版教育的背景——日本與中國的出版社及圖書出版過程的現狀 1993年10月16日～18日 日本東京 日方1篇 中方3篇

第四屆 在市場經濟中的出版與出版教育 1994年10月31日～11月1日 中國上海 中方8篇 日方7篇

第五屆 （1）計算機化的發展與出版教育；（2）出版人的職能教育與出版教育；（3）日中出版交流史研究 1997年6月7日～9日 日本東京 日方7篇 中方8篇

第六屆 21世紀的出版與出版教育 1999年10月27日～30日 中國上海 中方4篇 日方4篇

第七屆 迎接新世紀的出版教育及其背景 2001年10月13日～15日 日本東京 日方1篇 中方6篇

首先，與日本不同的是，在中方提交的論文中，有關“中國國內出版教育狀況”的論文很多，這明顯反映了中國把出版教育納入高等教育體系，推進出版人才培養的國情。在中國，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方方面面都遭到很大破壞，出版印刷行業也不例外。撥亂反正以后，與其他行業一樣，人才培養對出版印刷行業來說也是首要而緊迫的課題。在這里，不妨以1990年來日的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原副所長陸本瑞先生的報告作為佐證：“1979年以來，因為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重點抓經濟建設，所以，出版教育被放在突出的戰略位置上”。“隨著整個出版事業的發展，出版教育也在逐漸展開。從1979年到1989年，出版社從129家增加到536家，出版社的從業人員從1萬人左右增加到近4萬人。其中，編輯者約占47.1%。根據人才需求的預測，1995年需要補充1000個編輯者”。在當時的1990年，“在大學教育中，全國已有20所大學設置了編輯、出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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