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二戰后國際石油貿易的認識和看法(怎樣認識現代資本主義大企業與生產力發展的因果關系)

變化，從總體上講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加強“國家干預”，在市場自我調節這只“看不見的手”之外，增加了國家干預這只“看得見的腳”。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大危機，宣告了資本主義傳統的“市場自我調節”理論失靈，已走進死胡同。危機期間，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下降36%，世界貿易額減少2/3，失業工人達3000多萬，幾百萬小農破產，上萬家銀行倒閉，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遭到沉重打擊。而在這次大危機爆發之前，社會主義蘇聯已于1928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這立即引起西方經濟學家的密切關注。1929年美國經濟學會主席、新古典經濟學派理論家弗·曼·泰勒(1855-1932)就發表了《社會主義國家生產指南》一文，提出了“指導性計劃”的新概念，強調資本主義國家如果采用“指導性計劃”來對市場經濟加以宏觀調控，會大有好處。1936年，英國經濟學家約·梅·凱恩斯(1883-1946)發表其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從理論上總結了資本主義國家“反危機”措施的經驗，提出了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需要的基本理論，這就是：在不觸動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前提下，在堅持市場經濟機制的基礎上，加強國家的干預和調控。二戰后，國家干預、計劃調控的作法普遍為資本主義國家采用，標志著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進入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新階段。總之，資本主義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轉變是大危機的產物，是在一定程度上參照蘇聯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的反映。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通過“國家干預”，對資本主義延緩衰老起了關鍵性作用。這是因為：1、這種結合擴大了資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職能，使政府獲得“超階級的裁判員”身份，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穩定。國家自誕生以來就有兩種職能：一是階級壓迫職能，二是社會管理職能。正如恩格斯所說，國家的“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2]在資本主義先前的各階段，國家只限于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條件”，不介入經濟，扮演“守夜人”的角色。然而到了國家壟斷資本階段，國家對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進行干預調控，使其社會管理職能空前擴大；同時借助相應的制度和政策手段，使相當大的一部分利潤脫離了壟斷資本家的直接掌握，為政府用來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和完成其社會管理職能提供了物質條件。于是國家就有條件通過各種方式對不滿的民眾進行安撫，滿足他們的某些要求，照顧到他們的某些利益，從而緩解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有利于維護社會的相對平衡。2、國家干預和調控職能的發揮，使當代資本主義的各個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在經濟領域，由于國家的干預使資本主義變得不是完全“無計劃”、“無政府”，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生產社會化與資本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在分配領域，通過稅收制度、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障機制，一定程度上調節了收入分配不公，緩解了社會階級矛盾；在政治領域，通過發展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制，使社會不滿在平時有所發泄，不致于積攢到矛盾總爆發的程度，實際上起到了政治“減壓閥”的作用。這些變化都有利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和壽命的延長。

第二，資本主義認識到“壟斷”的危害，不斷地反對壟斷，鼓勵和保護自由競爭，從而使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仍能獲得較快發展。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垂死腐朽的資本主義，是從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壟斷這一趨勢出發的，認為壟斷必然產生停滯和腐朽的趨向。但是，資本主義的現實正如列寧所指出過的，壟斷沒有絕對排除競爭，資本主義的壟斷并不是絕對的。當代資產階級國家已認識到壟斷對國家和社會的危害，早就建立了各種反壟斷的立法，限制壟斷的發展。1890年，美國聯邦政府通過了第一個反壟斷法——《謝爾曼法》。此后，壟斷與反壟斷的斗爭一直沒有停止，反壟斷法規也不斷完善。20世紀末，發達國家企業并購活動規模空前，但反壟斷仍然是西方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杠桿。最近，美國司法機構起訴微軟公司違背反壟斷法就是例證。新興產業的興起需要有較寬松的自由競爭環境，資本主義采取反壟斷措施，鼓勵私人資本發展新產業，從而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壟斷可能在局部（某種產品、某個部門、某個地區或一國內部）和一定時期內形成對市場的絕對壟斷統治，但從資本主義經濟的整體看，特別是從世界市場發展的長期趨勢看，絕對壟斷是不可能的。

此外，壟斷有排除競爭的傾向，但它還有加劇競爭的傾向，資本主義的壟斷總是與資本主義的競爭同時并存的。在壟斷條件下，競爭有以下幾種情況：1、壟斷組織與非壟斷組織之間的競爭；2、壟斷組織之間的競爭；3、不同行業和部門之間壟斷組織的競爭；4、不同國家的壟斷組織對世界市場的競爭。這些競爭都是無法消除的。不僅如此，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產品生命周期的趨于縮短，經濟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各國經濟相互聯系和依賴性的加強，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加劇等等，都會使競爭趨于激化和尖銳化。當代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規模比過去無比擴大，資本實力無比增強，它們有巨大的潛力推動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的增長。它們在外部激烈競爭的壓力下，會不遺余力地發揮自己的內部潛力，使科學技術和生產力不斷向前發展，只有危機才可能使之暫時中斷。列寧在指出帝國主義的“腐朽性”的同時已明確指出，“壟斷決不能完全地、長久地排除競爭”，“如果以為這一腐朽趨勢排除了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那就錯了”，“整個說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比從前要快得多”[3]。這就是說，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的“腐朽性”，是從歷史發展總趨勢上把握的，并未排除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所以不能簡單機械地理解為資本主義就不發展了。

第三，資本主義在保持其基本制度不變的前提下，不斷地進行自我調整和改革，逐漸建立了一套比較完善、比較成熟的新體制，從而緩解了社會階級矛盾，使資本主義獲得相對穩定發展的環境。可以說，資本主義是通過“體制改革”緩解了“制度危機”，獲得了“延緩衰老之術”。戰后資本主義的新體制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特點，但總的說來有以下共同特征：1、在經濟領域，告別了純粹依靠市場機制對經濟的調節，增加了國家的宏觀干預和調控。雖然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強調面和著力點不盡相同，所采取的具體方式和形式也不盡相同，但總體講都實行“市場機制與國家調控相結合”的原則。2、在社會層面，建立了標準參差不齊但比較完備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這是為使資本主義能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持續發展，迫于工人運動高漲的壓力，利用戰后經濟繁榮時期所創造的物質條件逐步建立起來的。3、在政治領域，擴大了資產階級民主，健全了資本主義法律體系。這既滿足了民眾的民主要求，又約束了某些過激的、不利于社會的行為，將社會各種利益集團間的沖突和斗爭納入法制軌道，使社會“既自由又有序”。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為社會不滿提供了通暢的發泄渠道，不致于使之積攢起來，最后導致火山式總爆發。4、在文化與意識形態層面，倡導個人自由、個人奮斗，將事業的成敗歸結于個人，使之不致于怨恨政府和社會；普遍的宗教信仰客觀上充當著社會的“心理醫生”，使公民個人的失意可以從上帝那里求得精神解脫；“因果報應”的宗教信念有利于強化道德自律，再加上嚴格的法律懲罰，從軟硬兩方面凈化了社會心態，規范了社會秩序；倡導民族傳統文化，并使之與現代文明結合，從而形成了適應科技進步和時代發展要求的現代企業精神、經營思想和社會理念，創造了適應現代化發展要求的文化要素與精神氛圍等。

資本主義的這一新體制，使當代資本主義既再不是《悲慘世界》所描述的那種狀況，也不再是20世紀中葉“資本主義總危機”所表現的那種情況了。雖然資本主義仍未脫離剝削制度的窠臼，社會兩極分化依然嚴重，甚至有一些人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但是它在今后相當長時間內還有發展余地，這是與列寧時代不同的新情況。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4]

四、延緩衰老之術不是長生不老之藥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堅持基本制度不變的前提下，通過體制改革緩解了制度危機，獲得了“延緩衰老之術”。然而，延緩衰老之術不是長生不老之藥。

戰后逐漸形成和建立起來的現代資本主義體制或模式，在當時是比較成功的。但是70年代以來發生“滯脹”現象后，這一模式的問題開始突現出來。自1973年“石油危機”之后，資本主義除周期性經濟危機外，又出現了結構性危機、體制性危機、國際債務危機、大規模結構性失業危機、國際金融體系危機、泡沫經濟、福利國家危機、生態危機，以及普遍存在的各種社會問題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病態與危機等等。于是，發達資本主義又不得不進行新的調整。

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調整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二是調整和改革社會福利保障制度。英國撒切爾夫人的政府對國有企業開始實行“私有化”，后來別國政府也加以仿效，致使私有化風潮已持續近20年了；同時改革社會保障制度，限制享受福利的條件，減少某些福利項目，削減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資本主義不得不進行調整主要出于以下原因：一是西方的國有企業長期虧損，成為國家財政的包袱；二是西方國家（主要是歐洲國家特別是北歐國家）過高的社會福利在經濟增長減速停滯后已陷入難以為繼的境地。據專家估計，像北歐那樣的高福利國家，只有經濟增長率保持在4.5%左右才能實現“充分就業”，否則就難以維持下去。由于后來經濟增長達不到這一要求，就出現了“福利國家危機”；同時，由于福利國家“運轉費用”很高，造成其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削弱，難以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此外，高福利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使歐洲國家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福利病”，即由“大鍋飯式”的福利制度造成的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不高，勞動效率低。在有的高福利國家，甚至培養出一批坐享其成的懶漢，這些人心安理得的享受福利，喪失了進取心和積極性。

90年代以來，特別是近年來，發達資本主義在調整中又提出了“第三條道路”的口號。所謂“第三條道路”，乃是80年代調整的延續和發展。這次調整同80年代的調整一樣，是對戰后新體制的調整，而不會也不可能完全否定戰后形成的新體制。其主要內容是：減少國家干預，但不會完全放棄國家干預；削減社會福利開支，但不會取消社會福利保障。

要全面認識資本主義，還必須研究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發達資本主義只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當中的一部分，世界上還有一類資本主義，這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主義。這后一類資本主義是后進的、不發達的、成長中的資本主義，是“外圍”的或“邊緣”的資本主義。當今有一百多個國家都屬于這種資本主義。一講資本主義，人們通常就限于“發達的”資本主義，而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那種資本主義排除在外，這是不全面的。尼加拉瓜有位叫卡德納爾的神父提供了一個看待這個問題的新視角。1994年他在墨西哥《美洲紀事》雜志上撰文說：“新聞界得意洋洋地在全世界宣布社會主義的失敗，但是他們不提資本主義的更大的失敗。資本主義只在世界10%或20%的人口中取得了成功。對于第三世界占人口大多數的窮人來說，資本主義是災難性的，而資本主義的失敗先于社會主義的失敗。”只有將這類資本主義考慮在內，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認識才能避免片面性。就總體而言，這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主義與發達資本主義的差距很大，其形勢非常嚴峻。目前占世界人口的17%的24個工業化國家擁有世界生產總值的79%，而占世界人口83%的發展中國家僅占世界生產總值的21%。發展中國家外債總額高達2.5萬億美元，有13億人生活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每天人均收入不足1美元，8億人忍受著饑餓，8000萬人完全不能享受醫療服務，超過2.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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