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美國數字貿易政策是對外倡導數字貿易自由化(簡單說說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及發展服務貿易的一些對策！萬分感謝。。特急！)

3年秋季)課題組。

[2]劉厚俊：《中西方貿易》，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3]張二震、馬野青、方勇：《貿易投資一體化與中國的戰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張二震、馬野青：《國際貿易學》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5]謝文捷：《新貿易保護主義論析》，《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3年第4期。

美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狀況? 急需!!!!!!!!!!!!!!!!!!!

在冷戰時代結束之后，美國作為一個文化產業大國的地位冉冉升起，人們驚呼——難道世界文化已經“美國化”了嗎？這究竟是一種文化“全球化”，還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如果是文化“全球化”，那是否就是一種“美國制造”的全球化？如果是“文化帝國主義”，那么，美國文化究竟能否代表一種文化“普世主義”？進而帶來的思考是，為什么美國這個只有幾百年文化史的國家可以利用全球的文化資本，而中國這個千年的文明古國卻用不上？這里面的深層原因在哪里？

從“他者”地位對這種文化同質化的憂慮，恰恰證明了美國文化已占定了全球文化輸出的高地，文化產業已經取得了全世界的霸權地位。這不僅是由于全球政治格局的深刻變革（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不僅是由于經濟全球化的充分擴張（美國領導著全球經濟浪潮），而且更有其文化自身的意義。尤其是近些年來，美國文化產業的經營總額高達幾千億美元，其中，好萊塢的巨制電影、三大電視網的娛樂節目、時代華納的流行音樂更是侵占了營業額的大頭。在每年美國商品的出口項目當中，文化產業視聽產品的出口額（緊隨航空業和食品業之后）總是名列前茅，它同時為美國國內提供了1700多萬個就業崗位。就拿紐約市來說，唯一能與華爾街的經濟效益抗衡的恐怕只有文化產業了，每年就約有上百億美元的資金在文化市場中流通。由此可見，在美國文化產業所需的成本中，無論是資本的投入和產出，還是技術信息抑或人力資源，都在全世界獨居榜首。

那么，人們不禁要問，美國文化產業何以雄霸全球呢？從各自的領域出發，經濟學家、政治學者和文化學者或許都會提出自己的答案。但他們都不會否認，這種產業霸權地位的取得是由商業、外交、政策、技術和文化等各種因素雜糅在一起而共同成就的。

（一）自由經濟與跨國資本互動

文化產業，首先就是一種產業化的商業形式，它必然受到整個美國經濟的統領和牽制。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尤其是克林頓政府上臺后，美國特別倡導一種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這就為文化產業的擴張提供了經濟基礎和政策支持。或許可以這樣說，自由主義經濟就是支撐美國文化產業的構架。與此同時，文化產業所產出的是一種文化，因而，“資本主義，從消費文化的視角看，就不僅僅是個經濟系統，而且是一種幾乎使每種事物都服從于消費的文化”。[①] 可見，文化產業所遵循的是一種“文化經濟學”原則。

20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在美國執政者看來，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一種大勢所趨，而美國更應該在其中成為領銜者。歐美執政的新保守主義政黨、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人們，都竭力為這種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搖旗吶喊。跨國公司的經營者、發達資本主義的政治領袖，他們異口同聲地為這種資本的全球贏利而喝彩。他們都認定，經濟全球化會促進整個人類的福利的巨大發展，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均會從中收益，它不僅會實現經濟上的“雙贏”，而且還會帶來政治和文化上的“互惠”。在這些倡導者的聲音背后，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是主導性的。在2000年召開的達沃斯國際會議上，美國總統克林頓堅定地認為，全球化對每一個參與伙伴都是福音，全球化打破了國家間的壁壘，使經濟運作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他的論據是，過去幾十年中，只有推崇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國家才真正獲得了成功，才能踏上富裕之路，“開發市場”和“自由貿易”是促使全球繁榮的最好方式。[②] 這是對美國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最佳表達，它暗含的意義是：要想全球化就要經濟自由化，經濟自由就要順應市場規則來行事，而美國則自然能以其強勢經濟而在所謂的“自由競爭”中占據主導。

就在同一會議上，形成尖銳對峙的是，印度尼西亞總統卻激進地表示“發展中國家正面臨著全球化的陷阱”。會議的東道國瑞士聯邦主席奧吉也清醒地旁觀道，許多人對經濟全球化抵觸，是因為它造成了貧富差距的越來越大。這些批評全球化的人士認為，全球化進程帶來的好處過多地流向了發達國家，而且制定的游戲規則的是那些富裕國家。本來全球化應該是世界大同，但現實卻是金融市場對一個個經濟體的蹂躪，外國競爭對手擠垮本國企業，以及發達國家所做的決定把一個個社會搞得翻天地覆。這些異議的聲音，主要來自那些人口占多數、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他們迥異的立場與歐美諸國形成爭吵之勢。他們的論證邏輯就是：全球化，究其實質是一種美國的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就是美國的經濟侵略。

然而，美國文化產業的神話就是美國經濟“自造”的嗎？商業事實恰恰提供了相反的答案，美國文化產業的投資者，無論是好萊塢的電影制片廠還是流行音樂的唱片公司，其實都是以外來跨國資本為主的。這就涉及到美國文化產業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德國著名社會哲學家哈貝馬斯曾在1997年做過一份報告，他認為全球化是“世界經濟制度的結構性轉變”，主要依據于國際貿易、金融市場、跨國公司、高技術產業等層面的不同指標來運行。[③] 依據于此，我們來勘查美國文化產業之所以雄霸全球的主要經濟原由。

首先，在對外貿易方面，美國文化產業依賴于國際貿易的全球互動的趨成，這是美國文化產業最具優勢的方面。

其次，在資本支持方面，美國文化產業依賴于金融市場的全球緊密流動，這種依賴是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的。

所謂經濟全球化，主要是指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經濟相互關聯、相互促動、相互融通，從而趨成世界化之經濟整體的過程。具體來說，經濟全球化就是經濟活動在全球范圍內的相通與互動，是世界市場和國際分工的全面形成以及資本、商品和人員等自由流動的跨國化。其中，全球化的金融市場占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它的全球化的程度最深。美國文化產業便是其中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如若沒有大量資金的投入，整個文化產業的運作便無從談起。哈貝馬斯指出，“市場全球化”的第二項指標就是“金融市場的全球網絡化推動了短期投資，加速了資本流動，致使流動性成為增強的資本更容易擺脫各國稅務部門的監控；各國政府本身則遇到國際貿易的壓力，后者能對利率和預算作出反應。”只有在金融全球化時代，美國文化產業才能獲得了更大的資本來源，從而在國際市場上繼續立于不敗之地。事實證明，近些年來美國好萊塢影片的制作成本越來越高，那些更重人文內涵的小制作影片則受到排擠，大制作影片的投資達到了天文級的數字。那么，這些膨脹的資金必定被制片商轉嫁給市場的資本融合，依靠強有力的金融市場來支撐美國電影產業。只有在這個時期，才能出現象《泰坦尼克》這樣的超億美元的大手筆，當然，面對全球票房的18億美元的總收入，這一投資又是小巫見大巫了。而這種大收益，較之普通商業盈利更為巨大和迅速，這更加劇了投資者對美國文化產業的信心，大投資的持續使得文化產業在美國經濟總產值中的地位居高不下。而且，“國際金融在80年代成為一項有巨大創造性的業務，有許多新的、常是大膽的發明設施和一些新市場的創造。在此工作不僅需要技術設備的良好狀況，需要新型的經驗，還需要非常專業的跨國的亞文化。在這些亞文化中，這些發明可以傳播，被人們接受、獲得成功，直至被購買”[④] 美國文化產業不僅受益于各種發明設施和市場創造（如科幻電影《侏羅紀公園》對電腦特技的利用），而且依賴于全球亞文化群體的共同支持（好萊塢網羅了世界各地的IT人才），這些都與金融全球化密切相關。

再次，在運作機制方面，美國文化產業依賴于跨國公司的增多及其外來投資的增長，這是最為關鍵的一個方面。

此外，在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方面，美國文化產業還依賴于文化人才與高新科技的輸入。這種勞動崗位出口和大眾傳媒的互動，在以下部分中將得到論述，這里恕不贅言。但毋庸置疑的是，美國文化產業霸權的獲得，主要依靠的是對外貿易的全球化、資本支持的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商業運作，經濟因素對文化產業而言是首要的和基礎性的，這是一種全球化的“文化經濟學”。

（二）開放戰略與政治權利運作

雖然，美國文化產業以一種“文化經濟學”為基石，但它同時又相關于一種“文化政治學”。因而，對美國文化產業進行一番“政治文化”的考量亦是重要的，特別是解析美國獨倡的文化戰略更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所謂“政治文化就是指政治對文化的影響和文化對政治的影響。更專業地說，政治文化包括在社會的政治秩序中扮演角色的價值、信仰、觀念和實踐。”[⑥]

眾所周知，絕大部分的國家都設有專門統管文化事業的政府部門，那些政治一統型國家自不待言，即使是按經濟自由軌跡運行的國家如英法也是如此。反而，象美國這樣的政府職能完善的文化產出大國，卻單單沒有所謂的文化部。 “雖然各種（包括國家和亞國家）政府是文化政策形成的基本場所，但私人提倡也可能非常重要，在一些國家（例如美國）可能是最為重要。此外，獨立的組織，即非政府組織藝術家協會等，在政策形成過程中也可能具有影響力。近年來許多國家中經濟活動向私人方面的轉移，表明在文化政策的形成過程中，需要在政府、公司和社區外加入新成員，因為過去純粹以國家為基礎來制定文化政策的方法，已被更廣泛的跨地區和多層次的方法所代替。”[⑦] 更辯證來看，文化的“自律”發展仍需政策法規之類的“他律”來規約，只有在一定引導和限制的基礎上，文化才能獲得更健康的發展。但是，文化問題確實更具有全球性，文化政策的制定在某種程度上還要超出單純國家的限定，尤其在全球化的時代更是這樣。美國則是以一種極端的形式出現的，在政府職能上闋失文化之維，在文化政策上看似“無為而治”。

這在美國看來，自有其一套貫徹到底的邏輯：他們聲明之所以不設文化管理部門，甚至不制定文化政策，就是為了保護言論自由和產業自由。其實，以美國高仰著的眼光，是根本看不到那些邊緣化國家中文化問題之凸顯的，他們還感受不到那種民族文化受傾軋的危機，因此美國自身無需文化保護的策略。這就是中心與邊緣的不同的文化感知。然而，這種表面上沒有策略本身不就是一種文化戰略嗎？這種“無策略的戰略”不就是一種更有效的“無法之法”嗎？的確，美國這種開放的文化策略隱匿了更深層的意識形態性。這一國度盤踞著全球文化的制高點，本身就是全球文化游戲規則的操縱者。它即使無需任何一種文化政策，任憑文化產業隨著市場規則來獨自運轉，也會在全球市場中獨占鰲頭。實質上，這是一種更深層、更有效的文化霸權戰略。美國由于在文化產業上具有經濟主導性，因而，他們反倒無需文化上的特權，而只需其它國家和地區不設置文化保護之類的障礙即可。他們深知，自身不設文化監管部門也是一種表率，假若其它國家的政府也如法炮制，那美國將無疑是更大的受益者。由美國自身文化霸權所決定，在同樣多方位開放的文化市場之間，美國的巨大壓強必定使其文化向其它國家滲透和轉移，而根本不必擔心自身受欺的問題。這種驅除了文化限制的自由市場訴求，會為美國文化產業大開方便之門，其實就是要求文化服從于市場。這樣，美國的貌似空白的文化策略也就轉化為一種市場策略了，它是一種高度的“開放戰略”。

在全球化的時代，健康的文化策略就應當在政府與非政府之間取得平衡。除了傳統的政府間的文化交流之外，各種跨國運動和國際組織、亞社會和種族團體、跨社會的準團體、跨國公司和其它產業之間的伙伴關系，在文化政策中占有愈來愈主要的位置。在當今美國，例如傳播者協會、文化組織者協會，藝術家協會這樣的專業群體和組織，它們的活動由于以籌款（而非贊助）形式進行從而獲得了獨立。但完全規避掉政府的治理，就會徹頭徹尾地遵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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