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中日水產品貿易發展現狀(日本經濟主要靠什么)

行、裝訂專業”（摘自1991年72號《日本出版學會會報》）。

其次，在中方提交的論文中，有關“中國國內出版教育的特征及其發展”（施勇勤）的論文很多。在過去幾十年，中國傳統的出版教育把編輯、出版、發行（銷售）嚴格分開，以培養這些環節的人才為目標，但是，隨著出版行業對市場經濟的引入和數字化的發展，中國的出版教育正在朝著培養具有多媒體應用能力的人才的方向轉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以及其他從事出版教育的學校（院、系、專業）之所以招生情況好，分配情況好，就在于工科、文科、藝術等多學科結合的特點，順應了時代的要求。“順應知識經濟的要求，拓寬出版印刷人才培養的視野”（江才妹），正是典型的描述。

再次，在中方提交的論文中，有關“轉型期”的論文也很多。從8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到90年代上半期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后，從“經濟轉型期的中國圖書出版業”（唐祥慶、王國忠）和“中國圖書發行新結構的特征與傾向”（孫國明）中可以看到，當時正在從出版社自身只是進行出版物的生產，而出版物的印刷、銷售冊數則由國營的新華書店決定的體制，朝著出版社自己決定印刷冊數，銷售不僅通過新華書店，且也通過自有的銷售渠道——即從所謂的單純“生產型”向“生產經營型”轉移的劇烈變化時期。要說“市場經濟”，對日本人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會有特別的感覺。然而，在長期以計劃經濟為主導的中國，在實行市場經濟之前，有必要首先倡導觀念的轉變和做體制轉變的準備。不僅如此，而且從社會主義的倫理觀念、價值判斷出發，出版物這樣的“意識形態商品”也不是簡單買賣的商品。對于新情況、新問題、新變化，中國出版教育的對應自然也是靈敏的，甚至還是超前的，比如提出“從提高圖書的綜合品質看出版教育的改善”（滕莉）的問題，可以認為就是抓住了“轉型期”出版教育的根本。

與此相對，日方的論文主要還是盡可能詳細地介紹日本的出版情況。在全部7次交流會中，其中有兩次主要是介紹日本的出版情況。一次是第三屆，另一次是第七屆。

在第七屆以“日本的出版界——檢驗近10年的結構變化”為主題的交流會上，主要向中方介紹了在泡沫經濟破裂、數字化發展的影響下，日本出版產業發生的巨大變化。由日本編輯學校的老師和日本出版界相關人士共14人執筆撰寫報告（論文）。這些報告分別回顧了過去10年包括關聯產業在內的出版產業的動態以及今后的發展趨勢。

從1991年到2001年，10年中有8年產生了“共同執筆”的“綜合報告”，要不是有與中國交流的機會，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這些“綜合報告”的意義深遠。

兩國報告產生的背景雖然不同，但涉及的問題還是有共同之處。比如，在出版及出版教育中的數字化問題。數字化問題可以說是全球性的問題，但在論述日中數字化與出版的問題時，在論述日中聯機實時出版的問題時，考慮到同樣在傳統書籍出版業務中具有悠久歷史的兩國的不同國情，考慮到處在衰退期的日本經濟和處在上升期的中國經濟的兩大格局，相似點和相異點卻又都是明顯的。

如果說10年七屆的交流會只有一個大主題，那就是“交流”。在七屆交流會上，也有日中出版交流史的研究成果。論文的數量雖然不多，但質量很高。圍繞商務印書館的誕生與發展，展開對作為中國現代出版發祥地上海與日本的出版交流史研究，領域新，難度大，顯示了執筆者的學術勇氣和出眾才華。從另一方面來看，位于東京和上海的兩校交流，恰好又是在續寫這種歷史。因此，不妨認為，研究日中出版交流史，既有現實意義，更有象征意義。

三

隨著東京與上海不斷相互舉辦交流會，彼此的友誼也不斷加深。筆者以為，盡管盛開的是“出版教育研究”之花，但實際上結出的都是日中友好之果。今天的結束是明天的開始，過去的句號是未來的逗號，筆者堅信，日中間的國際性出版教育學術交流活動，今后還會持續下去，到什么時候也不會終止。

日中兩國兩個學校的交流意義深遠，本文的記述只能算是開頭，還有待日中兩國的親歷者、見證者繼續豐富。當然，更重要的是從“定格”的過去的歷史中走出來，為開辟未來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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