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南京廣存祿貿易有限公司產品(歷史課的預習~~日本明治維新時的社會狀況是什么)

品除了一部分為上交給幕府與藩主的租賦外，一半以上為進入江戶流通市場的商品。以大米為例，送到江戶的商品大米由米批發商賣給銷售商，經“舂米屋”加工后直接送往市場銷售，在嘉永（1848－1853）年間，僅江戶城就有這樣的“舂米屋”2700余間。

在大坂，于1697（元祿十）年，開設了堂島大米市場，1730年，堂島米會所成立，下設“正米商內”與“帳合米商內”。“正米商內”負責米券的發放，“帳合米商內”則進行相當于期貨交易的證券買賣活動。每年有100萬石以上來自畿內、九州、四國甚至東北的大米集中在被稱為“藏屋敷”的倉庫中，米商用購買的“米切手”（米券）兌換大米運往大坂堂島米市場進行銷售。

除了大米之外，酒的市場也在形成。幕府為穩定米價，曾于1754年下令解除對造酒業的限制，兵庫縣灘地方、攝津的伊丹、池田都成為著名的酒產地，興盛的酒制造業還吸引周邊百姓參加勞動。另外，鹽的產地主要是瀨戶內海沿岸諸國。17世紀，這里出產的鹽占全國鹽市場的九成以上。

由于城鄉分工擴大，商品生產的流通、合作性日益加強。例如秋田的棉紡織業，其原料就來自藩外的大坂。這種生產方式打破了藩與藩的界限，使商品生產的市場日益擴大。

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把農民卷入了商品生產的環流。農村不僅僅是商品原料的提供地，同時也成為簡單加工業的工廠。商人會向農民統購一定的手工產品，支付有限的加工費；地主富農開設手工作坊，雇傭農民進行生產等等，都是這一變化的體現。

這樣，全國各地各地都出現了相對獨立的市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逐漸出現。

19世紀初，出現了由許多工人分工制造同一產品的手工業工場。在農村，地主富農開設釀酒、醬油等手工作坊，雇傭農民進行生產。也有的商人提供原材料和生產工具如棉紗、織機等，組織勞動力生產商品。而在城市，手工工場的數量和規模都達到了相當大的程度。江戶時代上層社會穿著的華貴衣物和市民們消費的布料大多出自京都西陣的手工業工場。工場除了平織機之外，還擁有可以織出復雜花紋的“高織機”。西陣的絲織工場在18世紀達到極大的規模。1730年6月京都西陣織造工場遭受大火，損失織機3012臺，而這個數字只是全部織機的一半，恢復后的工場，織機數量仍然達到2500余臺，可見當時西陣織造工場實力之強。除了釀酒、絲織，其他行業也相繼出現了手工工場。

商品經濟沖擊著封建領主經濟結構， 促進了生產關系和農村的階級變化。首先，出現了一大批豪商，他們利用商品經營中獲取的利潤，投資于土地墾殖和河川治理，成為擁有商品、錢莊河大量土地的商人兼地主。他們把資本轉化為土地，再通過租佃關系剝削農民，轉過來又用地租投入商業活動；其次，農民中也發生了分化，大批小農失去土地，淪為租佃農。小農的破產，從根本上動搖了幕藩體制。正是這種生產和階級關系的變化，推動了推翻幕府，建立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新政府的活動。

第三節 幕藩體制的動搖

一、幕府統治的腐敗

17世紀后半開始，商品經濟的發展勢不可擋，封建經濟日漸顯露危機。幕府在這樣的挑戰下顯得無能為力。與商人的崛起相應的是下層武士生活日益貧困，幕府采取減免武士債務的辦法加以挽救，但仍然阻止不了社會發展對武士造成的沖擊。不滿的武士連續發生數起反幕事件，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發生了分裂的危機。

在幕府內部，由于揮霍無度，奢侈成風，加上對新的經濟形式的沖擊缺少把握，幕府的財政逐漸陷入危機。對此，幕府一方面加緊對農民的超經濟剝削，對農村提高年貢額，享保年間的農業稅取消按年收成豐歉程度課稅的舊例，稅率由農產品總量40％升至60％。 另外還進行提前征稅，有的甚至提前三年征稅。對于富農，同樣征收各類攤派。另一方面，還加緊對城市手工業者與商人的壓榨。如通過發行成色較低的貨幣，引起物價的高漲；壟斷某些特產品買賣；而大商人又與幕府相勾結，通過各種手段，將負擔轉嫁給下層市民，造成城市貧民生活的貧困。城市貧民的反抗運動不斷涌現。

二 、武士的貧窮與商人勢力的抬頭

從17世紀后期開始，幕藩的財政連年出現赤字。為維持財政，各藩大名采取的對策之一就是減少家臣俸祿。家臣、武士得不到維持開銷所需的俸祿，生活陷入窮困。為了生計，武士們只得用自己的俸祿、官爵、領地最為抵押向商家典當、借款。有的武士無法償還到期的高利貸，淪落到上街乞討的不堪境地。

對于武士的窘迫境地，幕府也曾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解決，如發布法令，宣布不接受商人關于武士借債不還的訴訟等等。但整個武士階層，特別是中下級武士的貧困已是不可挽回的趨勢。

與武士的貧困相反，城市商人勢力的發展卻蒸蒸日上。城鄉批發商、高利貸者聚積了大量的財富。在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大坂、京都、江戶地區聚集了許多巨商，如鴻池、住友、三井等。鴻池一家的收入就相當于10個藩的收益。為維護自己的商業利益，大商家還結成批發商公會，形成全國性的同盟，開始運行全國性的商業經營。伴隨著武士的沒落、商人的社會地位的提升，舊有的封建等級身份制度開始受到沖擊，走向反面。原有的封建統治秩序受到動搖。

三 、農民與市民的反抗運動

封建統治危機使幕府更加殘酷地剝削農民，在封建領主壓迫下的農民因不堪忍受沉重地負擔，集結在農村共同體組織下，向領主請求減少年貢與課稅，甚至冒著生命危險越級上告。當他們的愿望沒能實現時，往往忍無可忍，采取武力斗爭的手段。據統計，享保（1716－1735）年間發生農民起義90次，天明（1781－1788）年間發生114次，天保（1830－1843）年間則發生了近160次。以天保年間為例，農民起義的頻率為平均每年11.21次，僅1836年一年就達到了67次。1842年，反對清丈土地的近江農民起義的人數達到4萬人，給幕府以沉重的打擊。

與此同時，城市中受到幕藩領主與城市大商人雙重壓榨的城市貧民，成為動搖幕府統治的另一支力量。1675年，江戶市民由于米價上漲，向町奉行展開請愿活動，要求借米，獲得成功；1732年，發生大饑荒，米商與幕府勾結，囤積米谷，乘機高價出售，引起市民的憤慨。次年1月，進而市民發動了暴動，搗毀米商住宅和倉庫，搗毀財務，撕碎帳簿等。1837年，在大坂發生了著名的大鹽平八郎領導的市民暴動。暴動隊伍走上街頭，燒毀店宅，分取店主的財物。這一發生在經濟中心大坂的暴動極大地震撼了幕府。在這之后各地的市民斗爭風起云涌，撼動了幕府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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