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霸權國家往往支持自由貿易(美國推行的孤立主義政策違背了當今政治、經濟發展的哪些趨勢？)

沒有自由經濟的繁榮和發展,也就是說霸權是為世界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制充分發揮作用、順利運轉而存在的。對二者的關系,吉爾平又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自由市場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必須有三個前提———霸權、自由意識形態和共同利益。這三個前提并不是并列的,后二者是從屬和服務于霸權的。具體來說,沒有霸權,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國際經濟體系就無法運轉。但是,有了霸主,自由市場經濟也未必能順利運轉,這里有一個霸主國的價值取向問題,即霸主國是否具有自由的意識形態。因此,要使市場機制在國際經濟中充分發揮作用,“霸權國本身必須恪守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即“霸主國的社會目標和國內權力分配必須有利于國際自由秩序”。共同利益是相對霸主國及其麾下的主要國家相互關系而言的。一方面,“霸主國家的經濟可以發揮對世界經濟的運轉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利用自己的影響建立國際社會體制”。另一方面,“其它主要國家也必須對市場關系的發展感興趣,霸權國家可以鼓勵,但不可能強迫其它國家遵守開放性世界經濟的規則”。當然,這種共同利益形成的關鍵還是在于霸主國的實力。除了霸主國要提供保證世界自由經濟體制正常運轉所必須的國際公共商品之外,霸主國還要做到:通過自身的成長壯大來顯示市場經濟的益處,以此來推動自由的市場經濟在其它國家的發展;控制自然資源和原料、金融和資本來源、市場以及特殊技術,以便通過經濟相互依存的機制來加強對國際市場經濟的管理與支配;在幾個舉足輕重的經濟強國之間進行斡旋與調停。作為霸權保證自由經濟發展的具體例子,吉爾平認為,在近現代史上只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從拿破侖戰爭結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那時英國把世界經濟引入了自由競爭時代;第二次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主導建立了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主體的國際自由經濟秩序。前者被稱之為“英國主宰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后者被稱之為“美國主宰下的和平”(PaxAmericanna)。在英國和美國霸權主宰之下,國際社會從總體上來說享受到了安全與和平,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貨幣體系基本運轉正常,世界經濟有了極為順利的擴張。

2、霸權的運轉機制。在構建這一理論支柱時,金德爾伯格從經濟學中引進了公共商品概念。他認為,在國際關系領域里,同一國國內開放的市場經濟一樣,也存在公共商品。國際關系領域里的公共商品主要有三大類。一是建立在最惠國待遇、一視同仁原則和無條件互惠原則基礎上的自由開放貿易制度;二是穩定的國際貨幣;三是國際安全的提供。吉爾平認為,霸主國或領導者有責任提供這三類公共商品,并承擔其全部成本。既然是公共商品,必然會存在“白搭車”現象,霸權國必須在意識到此的前提下,毫不猶豫地支付因提供公共商品所需的一切成本。日本學者山本吉宣指出:“霸主國為使自己建立的國際體系擴展到全球去,就不能不以承擔成本費用的形式來作出自我犧牲。這既是霸權國恪守自由主義價值觀念的體現,也是取得主要大國對其‘正統性’認同形成共同利益所必須的。”

3、霸權的趨勢。吉爾平從三方面論證了霸權必衰。首先,他從市場機制的角度作了分析。霸權是建立在霸主國壓倒一切的軍事經濟和科技實力之上的,但是衡量一國經濟科技實力的標準,既不在于現有的生產能力大小或對某種技術的壟斷,也不在于資源上的自給自足,而是在于該國經濟自我改造和對全球經濟變化的適應能力。但是這種創新和適應能力是很難長時間保有的。因為盡管市場力量的解放和發展需要一個有利的政治環境,但是市場又是按其本身規律運作的。競爭機制使市場上經濟力量分布和格局不斷發生深刻的變化,競爭優勢是流動的,是不斷從一國轉向另一國的。新的競爭強國必然要求政治權力的再分配,老的霸主不斷面臨后起者的挑戰。這種挑戰非常殘酷,最終只能以戰爭形式來決定勝負。世界史上霸主國的每次更替都是以戰爭為先導。自從資本主義問世以來,先是法國通過路易十四戰爭向英國的霸權挑戰,后是德國再度向英國的霸權挑戰,卻均未取得成功。但是,后起的美國則通過二次世界大戰,徹底摧毀了英國的霸權,并取而代之。正如吉爾平所言,“市場力量的解放改變了政治格局,破壞了霸權,開創了全世界最終必須適應的新的政治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霸權的衰弱是不可避免的。吉爾平接著又從收益角度論證了霸權國家是在自身經濟活動中加速衰弱的趨勢。為了支付維持霸權的成本(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霸主國家的經濟剩余逐漸減少甚至消耗殆盡。根據經濟學中邊際收益遞減法則,霸權國家在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與從中獲取的收益是成反比的。隨著公共商品的數量增加,每一單位公共商品的邊際成本增加而其邊際收益則減少。用吉爾平的話來說“(霸權國)國內消費(無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和為保護這種(自由經濟)體制而付出的防務開支,比國民儲蓄和生產性投資增長更快”,從而使霸主國在經濟上逐漸無力負擔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進而迫不得已放棄霸主地位,讓位于其它新崛起的更有競爭力的新興國家。“白搭車”是吉爾平分析霸權必衰的第三個原因。“由于存在白搭車者,霸主國往往長時間為保證公共商品的充分供應而付出了遠遠超出其應付的成本。因此,霸主國對‘白搭車者’感到不耐煩和失望”。白搭車者一方面從經濟上加重了公共商品的成本負擔,削弱了霸權國家的實力,另一方面又從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權國感到沮喪,失去了為國際社會提供自由經濟體制的意欲和動力。吉爾平以歐洲和日本為例說明了白搭車對霸權衰弱的影響。戰后初期至60年代,為了維護自由世界經濟,美國使它的許多狹隘經濟利益服從于盟友的經濟利益,忍受了歐洲和日本對美出口商品的歧視。結果,美國經濟為此大受損失,而歐洲、日本卻迅速崛起并成為美國霸權的挑戰者。

二、霸權衰落的對策

吉爾平對如何挽回霸權衰落的對策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他先是在《戰爭和世界政治變革》中提出三條建議:第一,消滅不斷增加的導致高成本的原因;第二,界定一個比較廉價的防務范圍;第三,減少國際承諾。從邏輯上講,這三條是減少成本增加收益的唯一辦法;但從實踐角度來看,卻缺乏可操作性,而且也不符合他自己提出的“最終不損害霸權國國際地位”的基本原則。經過一段思考以后,吉爾平在《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中提出了“多邊領導”的設想。他在書中詳細地分析了日本崛起的原因及影響,一再強調,美國的霸權需要外國伙伴來支持它,“當今時代,這個重任落在日本的肩上”。盡管霸權式微,但是由于“慣性的力量,缺乏替代方案以及主要大國間殘余的共同利益和社會目標”等因素的作用,再加上霸權國不甘沉淪、力圖重振,霸權國所確立的制度和原則仍然會延續下去。但是,“由于霸主地位不穩,一些潛在的沖突因素日益突顯”。換言之,在衰落之中的霸權時代,國際秩序不是由霸主一人說了算,國際公共商品也非是霸主一國提供,需要有關國家在“囚徒的困境”模式的博弈中形成、分擔。于是,“責任分擔論”一時間成為霸權穩定論者治療美國霸權衰弱的主要處方。這在80年代中后期日美關系上表現得尤為明顯。美國一方面對日本開展匯率戰,以壓日元大幅度升值的辦法來打垮日本的經濟優勢;另一方面一再要求日本為其分擔責任。先是要日本幾乎全額承擔負責駐日美軍費用,爾后又在1990年海灣戰爭中要日本與歐洲盟國一起為美國分擔幾乎全部的戰爭開支。當時,以共同責任分擔為目的的“日美合霸論”幾乎一度成為一部分日美精英知識分子最樂意詠唱的“贊歌”。然而,當塵埃落定時,日本才驚訝地發現美國對霸權的控制欲依然強烈如故,沒有一絲要禪讓給日本的意思。到了90年代后期,日本的錢袋已經被掏空,“日美合霸”一說也隨之灰飛煙滅。

三、“后霸權主義”

“后霸權主義”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基歐漢創立的。他曾與奈一起創立了狹義相互依存論,并以此為出發點,主張通過國際制度來對相互依存關系的發展進行管理和調節。80年代中期,他提出具有新現實主義色彩的“后霸權”理論。基歐漢于1984年出版了《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的合作與斗爭》一書,提出了“后霸權理論”,其核心是通過多國合作而形成的國際制度來維持國際秩序,用國際制度取代霸權。他強調,“一旦國際制度形成之后霸權國即使衰弱也無妨,可以通過主要國家的合作來將已經形成的國際制度維持下去”。其理由是,因為國際制度創設之時,成本很大,非要有一個具有壓倒優勢的國家起主要作用不可。然而,國際制度形成后,其維持費用就低下來了,再加上在國際制度培育下而形成的各國協調機制已經成熟,因此從合理選擇出發,所有國家都不會贊成霸權國家的存在。雖然從理論脈絡上來看,霸權穩定論的“責任共同分擔說”和相互依存論的“后霸權說”涇渭分明,前者是霸主確立和維持國際秩序,后者是各主要國家合作維持國際秩序,但是其論證基礎卻同出一轍,都是對成本的分析。基歐漢的后霸權理論問世后,招來不少批判。不少人認為,基歐漢犯了嚴重的理論錯誤。雖然他強調的是各國合作維持國際秩序,而這個國際秩序卻是霸權國家所確立的。從邏輯推理來看,他所要求的各國合作結果卻成了各國為霸權國家維持其所確立的國際秩序分攤成本。有人據此認為基歐漢的“后霸權論”比吉爾平等人的“共同責任分擔論”更對霸權國家有利。畢竟霸權穩定論者還強調霸權國必須獨自承擔公共商品的成本以換取各國對其國際秩序的認同,而“后霸權理論”則在各國無條件為衰落中的霸權國家承擔維持和運營成本。從中可見,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新自由主義者和新現實主義者之間并非是鴻溝相隔,水火不容,而在許多地方是相通相連,甚至水乳交融的。事實上,“共同責任分擔論”和“后霸權理論”在美國外交政策的實踐中已經融為一體,成為一根藤上的瓜。從1990年的海灣戰爭到1998年的科索沃戰爭,美國政府在處理與同盟國關系時無一不是如此,不過側重點因時因事而不同而已。在海灣戰爭中,美國強調的是責任互助,它出人,盟國出錢。而科索沃戰爭則是美國借北約的組織形式把后霸權理論付諸實施的一次成功的嘗試。在冷戰結束后,北約本該逐步消失,但是美國卻仍一再對之鞏固和加強,先是實施北約東擴計劃,后又以北約的形式把盟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充分動員起來,以人權高于主權為口號為圍堵其宿敵俄羅斯在科索沃打了一場熱戰,確保了美國在歐洲的絕對優勢。無論是霸權理論或是后霸權理論,與當今的國際政治經濟中的多極化潮流都是背道而弛的。無論什么形式的霸權都只能得逞于一時而最終被歷史所埋葬。冷戰證明了這一點,當今的多極化潮流還將證明這一點。

美國推行的孤立主義政策違背了當今政治、經濟發展的哪些趨勢？

地處與傳統世界中心歐亞大陸隔絕的新大陸，美國自建國以來便有著濃厚的孤立主義思想淵源。孤立主義一直是美國各種意識形態主義的重要分支，隨著國內政治的發展以及美國與世界關系的變化，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對美國對外政策產生深刻的影響，并且塑造著美國與世界的新關系。理解美國孤立主義的發展脈絡及其對全球化的影響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特別是隨著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美國的孤立主義又有了新的發展，其與全球主義此消彼長，共同推動著美國對外關系的未來發展。本文結合當前美國孤立主義主要聚焦于經濟領域這一實際情況，側重從經濟角度對美國孤立主義及其對全球化的影響進行重點分析。

美國孤立主義的歷史脈絡

《韋氏第3版新國際英語足本詞典》中對于孤立主義的界定是：“故意回避結盟或其他政治、經濟關系，以讓自己直接與其他國家隔絕開來的國家政策。”瑪麗恩·史密斯（Marion Smith）①在其一篇關于美國孤立主義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孤立主義”作為一個完整和連貫的大戰略，是由經濟孤立或保護主義、軍事和外交不干涉以及文化上的隔離共同組成。②追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義”現象，通常認為其最早出自于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外交理念中的“中立主義”原則。尤其華盛頓那句“我們是為我們自己行動，不是為別人而行動”的名言，成為“孤立主義”外交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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