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中國對外貿易伙伴選擇的因素分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支撐因素跟阻礙因素)

容量的規模與潛力，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市場中令人矚目的一個經濟體。

美國經濟經過10年的高速穩步增長，從2000年下半年開始出現減緩的跡象，2001年上半年雖然經過多次降息調節，仍然沒有大的起色。據估計，美國經濟的增速將從年增長4％-5％的水平跌落到2％以下，一些著名的跨國公司受經濟減緩的影響，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大量裁員。

日本經濟在國內政局動蕩的影響下，國內需求難以得到有效地激活，還沒有走出1997年金融危機沖擊的陰影。日本政局對其經濟有著很大的影響，根本原因在于其經濟運行的特征是政府管制經濟型，經濟的復蘇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政府的行為。目前又對我國出口的部分農產品啟動了進口數量限制的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力圖影響國內政治格局。

歐盟的經濟發展較為平穩，自1998年以來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都在2％以上，2002年仍然有望保持在2％左右的水平上。與美國、日本經濟狀況相比，提高了在我國出口市場中的潛力地位。歐盟市場的特殊性還在于，它是一個區域性的經濟集團，集團內部已經實現了商品、人員、資本、服務的自由流通，進入一國市場就等于獲得了進入其他成員國市場的通行證。

正確認識歐盟市場在我國出口貿易發展中的地位是開拓歐盟市場戰略的關鍵。有一種說法，我國的出口市場戰略比較注重對美國和日本的貿易，歐盟只是一個打開或制約美日貿易發展的籌碼。不論這種說法是否符合我國國際政治經濟的總體戰略，這種思路都是不足取的。歐盟是一個極具潛力的市場，正在逐漸擴大，已經形成了一個擁有與美國經濟實力大體相當的經濟體，沒有一種長期發展的戰略眼光，給予歐盟以相應的地位，建立長期的戰略伙伴關系，保持穩定的雙邊貿易關系，就會落在其他國家后面。“十五”期間，要保持我國經濟和對外貿易的高速增長，沒有歐盟市場的支撐是無法想像的，要在戰略高度上重視歐盟市場的開拓，確認歐盟市場對我國出口市場的戰略性支撐地位。為此，必須調整我國對歐盟的貿易政策導向，提高歐盟市場在我國發展對外貿易中的戰略地位，把它放在與美國和日本市場并列的水平上。從市場開發的角度來講，尤其是在“十五”期間，應該放在高于美國、日本市場的地位上。

第二，充分依托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提供的制度框架。我國已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對于發展我國向歐盟的出口貿易是有利的。在歐盟對我國出口商品所采取的不公正待遇中，數量限制是一種直接違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貿易保護措施。這一措施在雙邊貿易關系中是不受約束的。加入WTO后我國在名義上不會再受到歐盟以及來自其他成員可能采取的這種歧視性待遇，即使發生這種情況也可以通過世界貿易組織的法律框架進行協調。

此外，從階段性的發展來看，歐盟在1998年宣布不再把我國列入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這對于解決我國與歐盟之間貿易摩擦的一個主要問題有所幫助。歐盟早在1979年就開始對我國產品實施了反傾銷調查，其后愈演愈烈，發展成為雙邊貿易中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反傾銷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上較為流行的一種保護貿易手段。在我國對外貿易關系上，處理反傾銷問題最早的癥結可能是在國內企業對待應訴的態度上，由于體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放棄了應訴的機會而自動敗訴的事例很多。近些年來，我國政府大力呼吁國內企業積極應訴，越來越多的企業也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開始進行有組織的應訴，同時，勝訴的消息鼓舞了越來越多的企業直面國外的反傾銷調查。但是，歐盟在上述宣布中并未確認我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從而在確定我國出口歐盟的產品價格時，模糊了今后是否繼續按照替代國價格與結構價格標準來判斷的歧視性做法。

在處理貿易摩擦問題時，世界貿易組織為我國提供了一個全球化的制度環境，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可以啟動爭端解決機制，維護我國的貿易利益。但是，另一方面

盛斌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

崇尚自由貿易政策的純貿易理論與現實中的貿易干預和扭曲政策之間形成鮮明的反差，近年來發展起來的貿易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將公共選擇的分析范示引入傳統貿易理論，從政策決策過程的角度去探求貿易扭曲政策存在的真正原因，這一貿易政策內生化的理論增強了人們對

作為公共政策形式之一的

貿易政策的“科學”認識。

本文利用國際貿易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和概念框架分析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制定的政府行為、決策過程和制度約束，考察的對象包括貿易發展戰略、進口和出口貿易政策體制、貿易自由化進程以及中國的多邊、地區和雙邊貿易關系，并以中國工業行業的保護結構為重點研究中央政府、利益團體、公眾和世界貿易體系對貿易政策決策的影響。本文的根本目的并非著重于提出中國貿易政策的最優方式，而是在于如何認識和理解其貿易政策的產生和實施過程。

本文共分為九章。第一章為導言，闡述寫作的背景、主題、目的和篇章結構。第二章文獻評述從貿易的政治經濟學的問題的提出出發，對近十多年來該領域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發展的脈絡進行了總結，并對不同分支研究的基本觀點、基礎模型、方法論、技術特點和結論進行了比較和綜合性的學術評論。第三章首先利用政治學理論中結構—功能論和系統論的方法勾畫出中國經濟政策決策的一般政府過程框架，并結合中國政治體制的特點對框架中的不同環節進行了剖析，從而描述了中國經濟政策決策的宏觀政治制度本質、特征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經濟學，為分析貿易政策提供廣闊的時空背景。

第四、五、六章首先勾勒和描述了中國貿易政策決策的總體框架結構，然后分別從國家目標和權威、利益團體和外國政府及國際貿易制度約束三個層面對中國貿易的公共選擇問題進行了詳盡的闡述，分析了它們各自的行為動機、行為方式和行為績效。其中涉及了大量的部門、政策和機構的案例分析，力圖從一個比較廣闊的視角來展現中國貿易政策決策和執行的現實情況。

接下來的兩章將分析的重心集中于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問題，這是對該領域實證研究在中國的一個擴展。在第七章中構造了適用于民主集中政治體制下的理論模型，它吸收和借鑒了第二章理論文獻評述中的某些技術。在此理論基礎上，第八章利用計量回歸模型結合實際數據（作者建立的統一分類標準的

3年36個工業行業的數據庫）對中國工業貿易保護結構的政治經濟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檢驗，在統計上檢驗了第四至六章描述性分析的真實性和顯著性。

最后第九章總結了本文的主要觀點和結論，并就進一步擴展和深化對中國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若干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討。

通過對中國個案的分析和考察，作者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一）在“依存市場的權威主義”和“國家戰略主義”的制度下，政府目標和國家利益是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制定和實施中所考慮的首要因素，其基本理念包括貿易發展規劃、貿易控制、貿易發展戰略、產業政策、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障國際收支平衡等。概括地說，政府通過貿易發展規劃引導貿易的數量、質量和結構的變化以促進經濟增長和工業化，并注重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則；通過審批外貿經營權和核定商品目錄的“氣塞”效應實現對貿易的控制，但這種特別而嚴厲的限制的程度正在減緩；貿易發展戰略已經從最初計劃體制下的進口替代演變成為目前的貿易自由化階段，并獲得了良好的經濟績效，在過渡時期政府采取了“受保護的出口導向”戰略以減少既得利益對改革的反對，今后在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同時適時適度地采取戰略貿易政策以發展重點產業或高科技產業可能是較好的選擇；在“非中性”的產業政策體系中，貿易政策扮演著重要的保護支柱產業和幼稚產業發展的功能，但這似乎并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導致了更大程度上的經濟扭曲；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障國際收支平衡也是中國官方在貿易政策決策時考慮的因素，前者特別針對競爭力較弱而又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宏觀穩定有舉足輕重影響的農業和金融服務業，而后者主要為了節省稀缺性的外匯資源和避免嚴重的沖擊失衡。

（二）政治民主化和經濟改革使中國社會中利益的多樣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認和重視，并且可以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機制進行利益表達。他們對貿易政策的影響比以前得到加強，其中中央行政機構和地方政府具有較

顯著的影響，體現了“代理主義”的作用，而國內

（三）世界貿易體系和國際集體行動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有非常顯著的影響。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接受國際通行的慣例和規則，在承擔合理義務的同時享受外部市場準入的權利符合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總體目標。但這意味著中國必須面對和承受其他貿易伙伴國家的壓力和要求，包括貿易摩擦和爭端，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中國在加入以法規為基礎的GATT/WTO多邊體制框架中的談判；中國在APEC區域貿易組織內的復邊協商和貿易自由化進程；中國與主要貿易國之間的雙邊貿易爭端與解決，特別是中美貿易關系。而外國政黨的對華戰略、外國政府貿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團乃至公眾的各種要求和觀念將通過這些渠道影響中國的政策決策過程。外部壓力和制度約束對中國貿易政策決策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貿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須跟上國際集體行動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過參加多邊或區域貿易協定來推動國內的經濟改革，以“鎖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預見性和可信性，當然這種對外承諾對于中國來說必須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礎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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