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農產品十年出口貿易數據圖(中美貿易逆差產生原因)

求中國近十年的糧食產量和儲備及中國近十年關于農業生產的重要科技發展·最好加上中國人能否養活自己看法

迄今入世10年，中國農業及其糧食領域發生了哪些變化，又如何衡量和評價這些變化？

實施上述政策的時間與加入世貿組織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區間。因此，無論是農業生產還是農民收入的總量度，都不能用來評價加入WTO的結果。

但單純從進出口的角度看，仍有變化值得關注。

如加入世貿組織帶來農產品進出口同時大幅度增加，表明對農業及農副產品加工業的結構產生了巨大影響，這應當是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讓中國有可能根據世界市場需求改變生產結構，進而從世界市場上取得更大的經濟效益。

另一方面，隨著入世后與全球經濟聯系的深入，有關中國糧食安全問題以及轉基因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一直為社會各界高度關注。

入世考驗中國制定農業政策的能力

《21世紀》：從最直接的影響看，入世后對中國的農業以及糧食生產都產生了哪些變化和影響？

鐘甫寧：加入世貿組織后，最直接的影響是貿易結構和數量，所以比較合適的評價標準應當是入世前后農產品貿易的變化趨勢有無變化。

然而，農產品貿易的范圍包括哪些種類的商品仍然完全難以統一：僅僅包括初級農牧產品(原料)，還是也包括以農副產品為原料的加工制成品？林木產品及其制成品是否包括在內？不同的統計口徑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僅從國家統計數據表明，加入世貿組織前7年(1994-2001)期間我國農產品出口總額從265億美元增加到347億美元，同期農產品進口總額從162億美元增加到287億美元，順差從103億美元減少到60億美元；加入世貿組織后8年(2001-2009)期間我國農產品出口總額從347億美元增加到873億美元，同期農產品進口總額從287億美元增加到837億美元，順差減少到36億美元。

這一組數據的對比表明，入世后中國農產品進出口的增加均十分顯著，而順差的減少并不明顯，至少其減少的速度沒有明顯變化。

《21世紀》：對中國來說，哪些變化是直接有益的？

鐘甫寧：從農產品貿易結構變化看，植物產品(主要是大豆、油菜籽)和動植物油脂的進口大幅度增長，木漿和紙制品的進口增長也很明顯；出口增長最快的是食品和皮革制品，木制品和紡織品(服裝)也有所增長。

當然，沒有入世也可能發生同樣的貿易結構變化；但是，入世前后變化速度的顯著差異多少能說明加入世貿組織對我國農產品貿易結構的變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總體利益的提高不代表各部分的利益都增加。大量進口初級產品說明世界市場初級農產品的價格低于國內市場，因而對初級農產品的生產必然造成一定的沖擊，短時間內壓低涉及農產品的價格、減少該產品生產者的收入。

但是，農產品加工制成品出口的增長有利于擴大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就業，因而有利于勞動力轉移并通過非農就業增加農民收入；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受沖擊初級產品的生產可能會減少，一部分土地、水和其他資源可能找到更有利的利用方式，生產其它有利可圖的產品。因此，農產品貿易結構的改變一方面增加了結構調整的壓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結構調整的機會；短期的沖擊可能帶來長期的收益。合理的政策應當幫助農民調整生產和就業結構，而不是簡單保護現有生產。

此外，加入世貿組織、進一步融入世界市場的另一個重大影響是價格的變動。農業生產受自然界的影響很大，而需求及其增長則相對穩定，因而產量的變動必然帶來價格的波動，即使完全封閉的國內市場也無法避免因產量變化而導致的價格波動。

融入世界市場以后農產品價格的變化不僅受本國生產波動影響，還要受主要進出口國生產波動的影響。如果國內外生產的波動方向相同，國外的波動幅度更大，本國的價格波動就可能因融入國際市場而加劇；相反，如果國內外生產波動方向相反，或者國外波動幅度較小，加入國際市場反而可以減少國內市場的價格波動幅度。

《21世紀》：你認為其中是否存在不利方面？

鐘甫寧：如果說加入世界貿易體系對縮小價格波動幅度有什么不利影響，那就是政府短期內限制價格波動的能力受到重大挑戰，不那么容易采取限價措施。

但是，無論限價措施的本意如何，其長期效果可能適得其反，即限價可能導致更長時期的供不應求，很難說價格上漲和供應短缺哪種情況更好。采用補貼的方式維持低價只不過是把消費者的負擔轉嫁給納稅人而已，它不可能消除生產波動的后果，只是改變了生產波動的受害人，同時增加了大量的行政成本，也可能產生尋租的機會。

因此，加入世貿組織的一個重大影響是政府和大眾都應當轉變思維方式，接受市場經濟必須接受價格波動，價格波動是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也是市場調節供求的方式，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應當盡量減少對市場機制的干擾。比如，基本食品價格上漲時限價不如對低收入者給予收入補貼。單純限價可能加劇、延長供不應求的狀況，相比于所有人通過價格補貼獲得補償，收入補貼可以針對特定弱勢群體，降低行政成本，也減少對市場的干預。

“如果全球資源可以為我所用，我們為什么要拒絕呢？”

《21世紀》：入世與中國的糧食市場開放，這兩者的關系如何理解？

鐘甫寧：上世紀70年代中期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提出了一個糧食安全的定義，大意是任何人任何時候都能買得到也買得起維持積極生活和經濟活動所必需的足夠的食物。

這一概念被廣泛接受，同時也進一步完善，加入了營養和品質安全方面的內容。無論如何，它關注的重點是消費者獲得充分食品的可能性是否有保障，至于這些食品的產地是本地、本國還是異國他鄉并不重要。

無論從經濟發展還是人民福祉的角度看，如果目的是保障糧食安全而不是像日本那樣保證糧食生產者的收入，是否需要開放糧食市場不僅取決于中國能否生產滿足全國人民需要的足夠食物，而且取決于生產足夠食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和其它代價。

如果中國不僅能夠生產出足夠的食物，而且生產成本(價格)低于世界市場價格，無論是否開放糧食市場結果都一樣，中國不僅不會進口糧食，相反，可能還會出口剩余部分。

同時還得意識到，增加糧食生產必然要爭奪本來用于其他商品生產的資源，其他商品的供應量也會減少，價格也會上升，生活水平和收入增長速度都將相應下降。

我們必須認清一個無法改變的現實：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只有世界水平的40%，人均淡水擁有量只有世界水平的28%。如果缺乏某種資源，就應當通過貿易，用自己富裕資源所生產的產品交換自己稀缺資源所生產的產品。土地和淡水是中國的稀缺資源，就應當用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交換土地和水資源密集型產品，包括糧食和其它一些農產品。否則，其代價必然是降低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降低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增長速度。

我們曾經很自豪地宣稱中國用世界7%的耕地(實際大概是10%)養活了世界22%的人口。從為世界作貢獻的角度、為全球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缺糧人口做貢獻的角度，我們確實可以引以為豪；但是，經濟上的代價和犧牲很大，過度使用邊際土地和大量使用農藥化肥更加劇了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的難度。如果有世界市場、全球資源可以利用，我們為什么要拒絕呢？

《21世紀》：入世后，中國糧食安全的話題一直被高度關注，你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鐘甫寧：由于資源與人口的矛盾，非常有必要全面探討糧食安全的概念和相關政策。

首先，不能把糧食安全的概念簡單定義為一定比例的糧食自給率，更不能把糧食自給率當作一種政治口號甚至類似宗教信條一樣的東西，而應當把它和發展經濟、增加收入的目標放在一起通盤考慮。

如果把糧食自給率當做科學研究的對象，就應當全面考察實現的條件和手段：需要多少土地、淡水、化肥農藥和機械投入等等，必須考慮這些要素的可獲性和經濟成本。糧食禁運是主張保證糧食自給率的最重要理由；但是，中國能源的外貿依存度更高，發生糧食禁運的時候是否同時也會面臨能源禁運？中國是否還能生產出必要數量的化肥農藥(即使不用考慮農業機械)？

其次，應當承認糧食安全是一個高度重要的概念，盡管不能機械地規定為一定比例的自給率，因而仍然需要討論如何加強食物供應的安全，包括數量和價格。

比較科學的做法是盡可能優化進口食物的種類和來源地。無論從政治還是心理因素考慮，如果需要大量進口食物，應當按照先油料、再飼料，最后口糧的順序；而這一順序恰好與我國農業生產的比較優勢相符合：過去十多年有了的進口大幅度增長(其中也包括蛋白質飼料)，近兩年飼料的進口開始增加，而口糧依然保持高度自給。因此，進口食物種類的問題無需特別關注。

為了提高糧食安全的保障程度，進口來源地應當盡量多元化。這一點在現實中也已經得到較好體現，比如大豆的進口總量中來自于美國和南美的差不多各占一半。進口來源地多元化的方針應當和農業國際合作的努力相結合。今后增加農業特別是糧食產量的最大潛力在南美、非洲和中亞。而這些地方擴大生產的潛力依賴于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和農業生產技術的合作。如果我們通過對外合作的方式提高了這些地區的糧食生產潛力，就提高了全球的糧食供應，當然也提高了我國的糧食可獲性和糧食安全保障程度。

未來需降低農業部門資源和勞動力的比例

《21世紀》：WTO正將全球經濟體之間的聯系推向深入，中國農業下一步應該如何發展？

鐘甫寧：盡管多哈回合久拖不決，世界經濟一體化仍然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由于土地和淡水資源的約束，中國永遠不可能成為農產品大量、全面出口的國家。盡管以日本、歐盟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對中國農產品進口設立的重重障礙，也不能確定多哈回合能否實質性減少技術性壁壘，由于資源約束，總體上對中國農業發展影響不大。

中國農業不可能靠出口拉動，外部壁壘可能在特定時期影響特定產品的生產，但生產者有可能調整生產，轉而以國內為目標市場。同樣，由于資源約束，進口大量占用土地和水資源的農產品也是必然的結果，嚴格限制農產品進口不僅損人，更害自己。

因此，今后將繼續保持過去的趨勢：不斷增加加工食品和紡織品等等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同時增加土地和水資源密集型產品的進口，中國的農業繼續向高附加值產品的方向調整結構。

通常說中國的農業是弱勢產業，中國農民是弱勢群體，需要保護、需要政府支持。但是農業生產報酬低、農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農業產業本身，而在于農業部門資源和勞動力的比例。目前我國農業部門生產的GDP占全國總量11%-12%，而農業部門就業的勞動力接近全國總量的50%，這就是說，農民人均生產的GDP僅僅相當于全國平均值的四分之一左右。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業GDP的比重還將繼續下降；如果農業部門的就業比重不能相應下降，農民收入低的狀況就不可能改變。

財政轉移不僅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而且可能造成更加嚴重的后果。前面已經提到，日本大米的價格大約是世界市場價格的4-5倍。我們還應當知道的是，作為一個整體日本農民從農業生產中獲得的凈收入小于日本政府的農業補貼和支出總額。也就是說，日本農業實際上是一個凈產值為負值的漏洞產業：日本政府把納稅人的錢轉移給農民或用于農業部門以后，經過生產過程，日本農民拿到手的錢不僅沒增加，反而減少了。

我們顯然不希望出現同樣的結果，何況我們根本無力實行同樣的補貼。日本農民只占全國人口的5%，要95%的人補貼5%的人也許可以做到，(中國的情況是)要50%的人補貼另外50%的人就無法做到了。

《21世紀》：就目前中國農業的發展看，你最擔心的問題是什么？

鐘甫寧：農產品的定價權話題。

有觀點認為，應通過所謂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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