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上海看不起外地人男子被打(上海 辱罵外地人四戶公安怎么處理的)

)。畢竟，上海雖然不是“文化沙漠”。但要論歷史悠久積深厚，總不敢望 北京之項背。

不過，貴族精神可取，貴族派頭則不可取，尤其是在今天。包括北京學人身上的某些士大夫氣，也不完全可取。可取的是其人格精神，不可取的是其現實態度。一方面，這種士大夫氣總是不免半農村文化和遺老遺少的味道。北京某學人刊物就有很重的這種味道。傳統當然是寶貴的，田園詩也很美，但不要忘記它們和“封建社會”總是有著不解之緣。另一方面，正如下面將要講到的，北京現在也少有田園詩般的情調，北京的學術界現在也相當浮躁。由某些特別浮躁的人來提倡士大夫氣，便 不免讓人懷疑其中有什么“貓膩”。至少，正如北京的某些建筑給人以穿西裝戴瓜皮帽的感覺，北京某些人的貴族派頭和士大夫氣，也讓人覺得是孔乙己不肯脫 下長衫。如果那長衫竟是為了把“尾巴”遮住，就更加不敢恭維了。

這也未必就是杞憂。事實上，“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沒有永遠的貴族，也沒有什么永恒不變的東西。從莊子到阿Q，有時也只有一步之遙。事實上，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精神。比如“打腫臉充胖子”，就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前面已多次講過，北京人的毛病，就是虛，喜歡擺譜、講排場、充胖子和夸夸其談。就連他們最看重的禮數，也透著一股子虛氣。所謂“倒驢不倒架”， 便很可能驢沒了，只剩下架子；貴族精神沒了，只剩下派頭，而且還是塑料紙包裝的。無疑，矛盾對立的雙方，總是會轉化的。崇高會變成滑稽，勇敢會變成粗魯，巧智會變成油滑，大度會變成馬虎，貴族精神也會變成痞子作風，此之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

與北京人相反，上海人最可貴的，不是紳士風度，而是理性精神。盡管上海人很看重他們的紳士風度，但這種風度多少有點來歷不明。即便不是假冒偽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點飄忽，遠不如他們的理性精神來得實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無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車來說，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后由售票員在車上大聲嚷嚷：“哪位乘客給這位大爺讓個座兒！同志們，一個人做點兒好事并不難，只要站起來就行了。”有沒有用呢？全靠自覺了。上海的做法則是在起點站設“坐隊”和“站隊”，請退休工人當糾察隊員，誰坐誰站，全憑先來后到，一視同仁，人人平等，個別需要重點照顧的殘疾人老年人則安排到“坐隊”的前面。顯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規則。前者基于人情禮數，后者基于理性精神。

又比方說，自行車帶人，這本來是違反交通規則的。可如果上下班時不讓帶孩子，則孩子和自已都得遲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北京的做法是睜只眼閉只眼，上海的做法顯然明智得多：干脆規定在某些時候某些路段可以帶學齡前兒童。這就既保證了交通安全，又解決了實際問題，無疑是理智的。

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務時井然有序，并能盡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比方說，只要有排隊的事，上海人或者就會有上海人主動出來維持秩序，按照先來后到的次序給每個人發號，隔三差五還要點名核實，以保證每個先來而又認真排隊的人享有本應享有的優先權，不管是買股票，還是辦簽證，都如此。這實在是此憑力氣往前擠和靠關系走后門合理多了。

不過北京人也犯不著因此就特別看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氣、市儈、算計、不仗義、不可交（其實并不盡然）吧，又礙你什么事呢？上海人又沒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

其實，北京人對上海人的這種態度，在我看來，似乎主要是基于一種陳腐的傳統觀念。依照這種概念，人與人是有差等的。這個差等，就是“士農工商”。北京是士農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這本身就有高下之別。士當中，地位最高的是官；商當中，地位最低的是販。北京冠蓋如云而上海小販成堆，北京當然看不起上海。你想吧，哪有官員“待見”職員的道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廣州（一個更是市場的“市”）那樣，悄沒怕地躲在天荒地遠自說自話，倒也罷了。可上海偏較勁，這就不能不讓北京人心里有點那個。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也就大致能弄清北京人霸氣的來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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