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youtube官網 中文新聞文本分析法英語(如何有效提高英語口語能力)

一段有關馬云的英語論壇的視頻,誰能翻譯一下(跪求)

達沃斯運作之謎

每年夏天，大馬哈魚都會排除萬難，回游到自己出生的淡水河中婚配繁育。每年冬季最冷的時候，有一群全球頂尖人士都要經過10－20個小時不等的舟船顛簸，輾轉到瑞士一個雪山下的小鎮，住在擁擠窄小的房間里面，度過充滿高密度談話、疲倦的五天。

1970年，瑞士商學院31歲的教授克勞斯·施瓦布向歐洲企業界倡議，為應對國際競爭的嚴峻挑戰舉行一次非正式會晤。1971年1月，400多名企業家和學者參加了歐洲管理論壇（世界經濟論壇前身）。此后，施瓦布逐步將美國和其他發達、發展中國家的領袖力量攏至達沃斯。每年年會都有近百個國家的政要、企業家、經濟學家、科學家、演藝明星和新聞記者等約2000人聚集達沃斯小鎮，研究和探討當今世界經濟的現狀和前景，尋求應對世界所面臨的重大挑戰的辦法。

從0到世界頂級，達沃斯論壇也經歷了幾個轉折點。一個轉折點是逆勢引入“中國概念”，自1979年以來，中國應邀派代表團參加達沃斯論壇，并有政府領導參與。另一轉折點是2002年，“9·11”事件之后，達沃斯又一次逆勢把論壇移往紐約。2007年在中國大連舉辦的夏季達沃斯論壇則被稱為是新的轉折點。

“施瓦布最初的想法是讓歐洲和英美企業家聚在一起，有一個交流的機會。隨著論壇的成熟，施瓦布的想法也逐步成熟。他認為，沒有經濟發展就沒有社會的進步；沒有社會的進步，經濟發展也是不可持續的。社會的進步，必須要靠企業和政府聯合起來，所以他一直在推崇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挑戰人類面臨的嚴峻問題。”一位世界經濟論壇員工告訴記者，在達沃斯內部，大家把施瓦布視作一個政治家，而不是商人。

“和《財富》論壇、《福布斯》論壇相比，世界經濟論壇的最大區別是非盈利性。”世界經濟論壇全球成長型公司中國負責人于江向記者強調，“我們沒有競爭對手。”

達沃斯論壇的商業模式是，通過收取會員費、論壇戰略伙伴和議題合作伙伴的合作費以及年會、地區性會議和峰會的會費來維持論壇運轉。扣除每年運營所需成本之外，有任何盈余，將會再次投資，或者是建立新的計劃或項目，或者是既有的項目。對達沃斯而言，會員和合作伙伴公司是其核心動力。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蔣睿杰（Jeremy Jurgens）稱，論壇會從三個方面給CEO會員帶來啟發：首先是宏觀趨勢與形勢的判斷；其次是商業層次上的交流；第三給CEO們提供商業之外的靈感啟發，比如，論壇會請天文學家、藝術家等跟CEO們進行頭腦風暴。

最近幾年來，世界經濟論壇總收入一直處在穩步上升中，2001年總收入為7220萬瑞士法郎（1美元等于1.2瑞士法郎，按照8月14日美國匯市收盤價），2002年總收入為6645萬瑞士法郎，2003年為7406萬瑞士法郎，2004年為8334萬瑞士法郎，2005年則達到1.04億瑞士法郎。與此相對應的是，世界經濟論壇的員工有300多名，來自五十多個國家。

有人評價，達沃斯論壇的最大“盈利”就是知名度、不斷提升的影響力。

對于達沃斯的“非盈利性”，外刊曾有過“非盈利但是很賺錢”的評論。趙民則認為，“雖然世界經濟論壇不盈利，但是與其相關的媒體、投資機構都非常賺錢。”

達沃斯在規模和規格上能夠遠遠超越其他國際經濟論壇，除了非盈利帶來的“公正”效應，時間早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芮成鋼分析道，“世界上只需要一個高端經濟論壇就夠了，誰最先做出來，就最有競爭力。”

除了年會之外，世界經濟論壇還有區域峰會、會員內部交流、全球競爭力報告等機構報告。如果說一個論壇的核心競爭力在于影響力，世界經濟論壇擁有的1010家會員（大多是世界1000強企業）則保證了它完全可以把所有競爭對手甩在身后。

他們到底為什么樂此不疲？《商業周刊》給出的答案是，“因為達沃斯有讓他們快樂的承諾。事實是，金錢和權力并不必然使人快樂。社區是的強有力的制造者，這使得CEO們又一次回來。”

“我們是在運營一個社區。”毫無疑問，這是全球最高端的、最有影響力的社區。圍繞這一社區，有戰略合作伙伴、行業合作伙伴、區域合作伙伴、會議合作伙伴等，分別提供場地、車輛、餐飲、電子設備等的贊助，和一般的商業贊助不同，這些合作伙伴的LOGO甚至不能出現在論壇上。于江認為，“這就是社區的精神，把論壇當成自己的事情做，完全是無償的。如若不然，大企業和小企業永遠無法平等對話了。”

在大眾層面，《財富》論壇、《福布斯》論壇的品牌影響要遠遠超過達沃斯，但這并不會讓世界經濟論壇有任何不安。“我們目標客戶很明確，就是政府部級以上領導和大型企業的CEO和董事長。我們只在精英層面上推廣，大眾層面的主動推廣根本沒有，也沒有用，做了或許反而會損害品牌。”

在議題設置上，達沃斯年會試圖尋求一種平衡：政治和商業各占50％。達沃斯論壇的員工會不定期的到會員企業去，了解企業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對什么話題感興趣。另外，論壇會通過世界各地的專家溝通交流，了解最新的研究運用到商業領域會帶來哪些變革。

達沃斯也遭遇“反全球化”的聲討。每年達沃斯論壇舉辦其間，蘇黎世都有反全球化游行。馬云第一次去達沃斯，甚至看到了碉堡、沙袋和機槍。“大廳里的企業家在臺上談希望全球化為人類做出貢獻，門外則對這些企業家破口大罵。”馬云一篇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的文章中這樣寫到。

《金融時報》則有專欄文章對達沃斯批評道，“原本立意很高的討論常常退化成為陳詞濫調。坐在大廳后面花上幾個小時聽人們講‘經營全球風險的有效領導’——本年度達沃斯主題之一——你會睡著的。”

在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看來，達沃斯在全球化中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面，該機構創造了一個機會讓世界各國的政府、經濟和輿論界開展溝通的平臺。另一方面，該機構又充當了一個傳教士，將西方主流意識形態、規則通過更委婉的渠道灌輸給其它國家的精英階層，使其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乃至認同、膜拜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規則，而這些規則又未必都是合理的。

論壇主席施瓦布是達沃斯論壇的真正推手，絕大多數與施瓦布有過接觸的人都把他稱作“有遠見的人”。5年前甚至更早，施瓦布就表現出對新興經濟體、新興產業和新興企業的關注。“我們認識到世界力量格局的變化。一是經濟力量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二是地緣政治力量由西方向東方轉移；三是決定權由企業向終端消費者轉移。”施瓦布在一次公開演講時如是說，達沃斯的戰略重點也開始轉移。

中國正成為施瓦布的未來重點，對于達沃斯的中國圖謀，梅新育直言道，“作為一個社會機構，達沃斯要保持乃至提高自己的國際影響力，除了傳統的權力中心之外，還必須在崛起中的權力中心加強影響力；否則，隨著老權力中心在世界格局中所占份額下降，僅僅在老權力中心擁有影響的社會機構影響力也就將隨風而逝了。而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崛起中的權力中心。”

重啟中國

但是世界經濟論壇的中國之路并不順利。

1980年，施瓦布主動聯系到中國國家經委，希望能夠與中方合作，通過組織研討會的形式“給中外企業彼此了解的機會”。5月1日，時任國家經委主任的袁寶華率領國家經委代表團訪問歐洲時，在瑞士日內瓦歐洲管理論壇（世界經濟論壇的前身）總部與施瓦布面談時，有了合作的初步意向。1981年6月，世界經濟論壇與中國企業管理協會（中國企業聯合會的前身）合辦的第一屆“企業管理國際研討會”（中國企業高峰會的前身）召開。

“施瓦布在1980年就看到了中國眾多人口形成的廣闊市場。”曾參加國家經委代表團的中國企業管理科學基金會副會長潘承烈對《中國企業家》回憶到這一點還是滿懷敬佩。“討論會能夠迅速成型，國家經委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協調作用。袁寶華當時兼任中國企業聯合會會長，所以最后確立由中國企業聯合會來代表中方合作。”潘曾擔任中國企業聯合會理事長，負責與達沃斯方面的合作超過10年。

在“中國企業高峰會”創立之初，雙方合作相當愉快。通過國家經委，每次峰會中國企聯都能夠保證有“中國領導人接見”和“部長級報告”，中外企業家可以在部長報告之后直接面對面向部長提問。在改革開放之初，這給對于政策難以把握的中外企業提供了非常好的機會。而世界經濟論壇也借助自己在發達國家的號召力，將外企引入中國。據介紹，西門子、大眾第一次進入中國，都是通過“中國企業高峰會”這一渠道。

但是，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不斷強化，“中國企業高峰會”的價值變得越來越小。世界經濟論壇與中國企聯的合作也摩擦頻繁。“最開始，雙方合作非常愉快，所有的合作都是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進行。但是在換過幾次外方代表之后，外方代表態度越來越倨傲。”潘承烈告訴記者，雙方在財務方面的安排也產生了分歧。以前雙方的財務模式是，中外合作方各自邀請中外企業，在國外企業的參會企業費用中，前50家注冊費由中外雙方共有，50家之后中方可以獲得15％；國內企業的參會企業費用則全部由中方享有；論壇開支由外方負責。后來，外方不再把海外企業參會費用與中方共享，并要求中方分擔論壇開支。

1996年，施瓦布在瑞士見到中國大使吳建民時，提出“中國企業高峰會”能否更換一個中方合作伙伴。在提議被拒絕后，“中國企業高峰會”雖然仍舊每年照常舉辦，但是已經乏人經營、日趨沒落。

現在，當達沃斯要重新啟動中國，反思“中國企業高峰會”的經驗教訓相當重要。“總在一個城市舉辦，獲得的政府支持力度會越來越小。”世界經濟論壇中國經理馬德志這樣總結。這一點，潘承烈也有共鳴，“每年都開同樣的會，不可能部長每年都來，后來可能就是副部長或者其他官員了。”這正是夏季達沃斯在確定首屆論壇選擇大連之后，馬上公布下一屆將落地天津的初衷。

世界經濟論壇籌措夏季達沃斯時，沒有繼續選擇中國企聯，而是選擇與國家發改委合作。在夏季達沃斯的籌備中，國家發改委強有力的協調作用已經顯現無疑。“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注冊的是非盈利的基金會，但是在中國尚未有這種性質的組織，注冊成立辦公室非常麻煩。發改委出面協調民政部、外交部，為論壇單獨設立了一個國際社團組織的類別，方便我們注冊。”張勵向《中國企業家》透露，從達沃斯決定在中國召開夏季達沃斯論壇，到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代表處在北京成立，不過不到一年的時間。而類似的國際機構在北京成立代表處的平均時間大約是3－4年。

2005年1月，中國常務副總理黃菊帶團參加達沃斯論壇時，施瓦布第一次提起了舉辦全球新領軍者年會的想法，得到了“非常好、對中國企業有很大幫助”的反饋。世界經濟論壇開始了向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的“進攻”。在2006年達沃斯年會上，中國副總理曾培炎與施瓦布簽署諒解備忘錄，確定在中國舉辦第一屆“夏季達沃斯”。同年9月，參考奧委會選擇奧運會主辦城市的做法，通過投標的方式，世界經濟論壇選擇了大連作為舉辦城市。

“世界經濟論壇將有兩個支柱，一個是冬季達沃斯，一個是夏季達沃斯。”施瓦布在中國企業家俱樂部上如此表示，顯示出對夏季達沃斯的看重和倚賴。冬季達沃斯定位于世界1000強，全球新領軍者年會則定位于新興市場500強，商業議題與政治議題的比率則調整為7：3。

夏季達沃斯和冬季達沃斯相比，邀請企業的規模要小得多。年營業額達到1億美元，連續3年保持15％以上速度的增長，都在被邀請之列。預計參會的500家企業中，會有1/10來自中國。于江表示，“年營業額超過45億美元的，我們會直接邀請它參加冬季達沃斯。希望現在參加夏季達沃斯的新興企業，可以很快畢業，加入冬季達

很赞哦!（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