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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論據

臺灣是我們偉大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同中國大陸的淵源深厚而久遠。在遠古時代，臺灣和大陸本來連在一起。后來由于地殼運動，相連結的部分陸地沉為海峽，臺灣遂成海島。

臺灣海峽的海底就像一條河谷，有向南和向北兩大河系，這是當它還是陸地時，被河水沖擊、侵蝕而形成的，最深處不過100米，大多數地方的深度只有50米，而在1.5萬年以前，東海海面比現在低130米左右，這在地質上說明兩岸原來是一個板塊，臺灣、澎湖等島嶼就在祖國東南沿海的大陸架上，與福建省相連接。

現代科學還證明，臺灣不僅是東海大陸架的一部分，而臺灣的基本地形，與大陸的地塊相同，在地質成分上，是與福建、浙江兩省相同的酸性火成巖體。所以，后來有人送給臺灣一個雅號——“浮福建”，意思是說，臺灣是福建省漂浮在海上的部分。

從臺灣島的考古發現來看，祖國大陸的文化在舊石器時代就已傳到臺灣。臺灣各地相繼發掘出土的石器、黑陶、彩陶和殷代兩翼式銅鏃等大量的文物證明，臺灣的史前文化與祖國大陸同屬一脈。自有史籍記載以來，臺灣的開拓、發展和疆域的完整統一，始終是與中華兒女的辛勤勞動和英勇捍衛分不開的。臺灣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臺灣的早期開發，凝聚著我們祖先的血汗，融匯著我們民族的精神。在中國的史籍記載中，臺灣在戰國時代稱為“島夷”，前后漢和三國時代稱“東鯤”、“夷洲”，隋、唐以后稱“流求”，明萬歷年間正式在公文上使用“臺灣”的名稱。

據古文獻記載，中國大陸軍民東渡臺灣，墾拓、經營臺灣島，最早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三國時代。公元230年（三國吳黃龍二年），吳主孫權曾派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1萬水軍渡海到達臺灣。這是中國大陸居民利用先進的文化知識開發臺灣的開始。吳人沈瑩所著《臨海水土志》中，就曾詳細記載了當時臺灣的生產和生活形態。到了6世紀末、7世紀初的隋代，大陸和臺灣的接觸增多。據載隋煬帝曾3次派人到臺灣，“訪察異俗”，“慰撫”當地居民。是時，大陸和臺灣已有貿易往來。此后由唐到宋的600年間，大陸沿海人民，特別是福建泉州、漳州一帶居民，為了躲避戰亂兵禍，紛紛流入澎湖或遷至臺灣，從事墾拓。至南宋時，澎湖劃歸福建泉州晉江縣管轄，并派有軍民屯戍。大陸和臺灣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聯系日漸頻繁。

元代進一步加強了對臺灣的管理。公元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海船副萬戶楊祥、禮部員外郎吳志斗和珍部員外郎阮監到臺灣“宣撫”。公元1335年（后至元一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設“巡檢司”，管轄澎湖、臺灣民政，隸屬福建泉州同安縣（今廈門）。中國在臺灣設立專門政權機構，也自此開始。

明朝以后，大陸與臺灣的人民往來不絕。公元1402—1424年（明成祖永樂年間），航海家“三寶太監”鄭和率領龐大的艦隊訪問南洋各國，曾在臺灣停留，給當地居民帶去工藝品和農產品。至今民間傳說高雄鳳山的特產“三寶姜”，就是鄭和遺留下來的。15世紀以后，倭寇不斷騷擾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設“游擊”，“春秋汛守”；同時在基隆、淡水二港駐屯軍隊。

到17世紀20年代的明朝末葉，大陸居民開始大規模移居臺灣，給臺灣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其時，福建人顏思齊、鄭芝龍為抗拒官府欺壓，率領閩粵居民遷居臺灣，一面從事農耕、貿易，一面組織武裝力量抗御倭寇和荷蘭人的侵擾。公元1628年（明崇禎元年），時值福建大旱，百姓無以為生，鄭芝龍（后官至都督同知）組織災民數萬到臺灣，“使墾荒食力”，各地逐漸形成了許多村落。臺灣自此進入了大規模的開發時期。

16世紀中葉以后，美麗富饒的臺灣成為西方殖民主義者凱覦的對象。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強相繼侵擾臺灣，或掠奪資源，或進行宗教文化侵略，或直接出兵占領。17世紀初，荷蘭打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殖民霸權地位，來到東方，積極參加對殖民地的掠奪。它先后于1602年（明萬歷三十年）和1622年（明天啟二年）兩次侵占澎湖。1624年（明天啟四年）。明政府出兵將荷蘭殖民者逐出澎湖，俘獲荷軍主將，余眾逃往臺灣南部，侵占了大員（今臺南市安平區）。兩年后，西班牙人又從呂宋入侵臺灣，占據了基隆和淡水一帶。1642年，荷蘭人奪取了西班牙人在臺灣北部的據點，臺灣自此滄為荷蘭的殖民地。

荷蘭殖民者盤踞臺灣38年，先后在臺灣修筑城和普魯文遮堡（赤嵌樓），作為進行殖民統治的中心。但其占領區實際只有南部沿海有限的地區，以及北部的基隆、淡水兩港，而且它的統治一直是極不穩固的。荷蘭殖民者對臺灣同胞進行殘酷的盤剝，不斷激起臺灣人民的反荷斗爭。1652年由鄭芝龍舊部郭懷一領導臺灣軍民發動的起義，是規模最大的一次。起義群眾曾一度攻克熱蘭遮城，6000人在起義中壯烈犧牲。這次起義愈發堅定了臺灣同胞收復國土的斗爭決心。九年以后，他們終于配合民族英雄鄭成功驅逐荷虜，收復了臺灣。

鄭成功是鄭芝龍之子。生于1624年，早年鄭成功以廈門為根據地，起兵抗清，被明桂王封為延平郡王。因進攻南京受挫，后回師廈門，大修船艦，傾力籌劃驅逐侵據臺灣的荷蘭人，收復國土。1661年（清順治十八年）農歷四月二十一日，鄭成功留下部分兵力守衛廈門、金門，親自率領2.5萬名將士及數百艘戰船，從金門料羅灣出發，經澎湖，向臺灣進軍。農歷四月二十九日，鄭軍在臺南鹿耳門內禾寮港登陸，在臺灣同胞的積極支援下，與荷軍展開多次激戰，最后將荷蘭殖民總督和殘敵圍困在熱蘭遮城內。鄭成功在致荷蘭殖民總督揆一的“諭降書”中嚴正指出：“然臺灣者，早為中國人所經營，中國之土地也，……今余既來索，則地當歸我”。在圍城9個月之后，荷蘭殖民總督于1662年（清康熙元年）農歷二月一日不得不簽字投降。自此，中國人民收回了被荷蘭殖民者侵占的臺灣寶島。

鄭成功收復臺灣后，廢除荷人的殖民制度。改赤嵌樓為承天府，置2縣，設安撫司于澎湖，戍以重兵，總稱臺灣為東都。為紀念故土，改稱熱蘭遮城堡為安平鎮。同時實行屯田政策，令數萬軍眷隨軍赴各地大肆墾荒，在臺灣南部和西部的瑯 、彰化、云林、新竹等地形成一大批村鎮。

但鄭成功收復臺灣不久，即不幸于1662年農歷五月八日染病身亡，時年僅39歲。爾后，其子鄭經，孫鄭克爽前后治理臺灣22年。鄭氏祖孫三代治理臺灣，獎勵制糖、制鹽，興辦工商業，發展貿易，開辦學堂，改進高山族的農業生產方式。這些措施，推動了臺灣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這在臺灣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開發和發展時期，史稱“明鄭時代”。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派軍進攻臺灣，鄭克爽率眾歸順。自此臺灣在清政府直接統治之下。

1683年，清政府統一臺灣之后，翌年在臺灣設1府3縣，隸屬福建省。臺灣重新納入中國中央政府的統一管轄之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與大陸的聯系更加密切了，成為國家統一整體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從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出現了大陸居民再度大規模移居臺灣的高潮，到1811年（清嘉慶十六年），不包括山地的高山族同胞，臺灣居民已超過200萬人，較鄭氏父子治臺時增加近10倍。隨著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清政府陸續在臺灣增設行政機構。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將臺灣建為行省，派劉銘傳為第一任巡撫。劉銘傳廣招福建、廣東等地居民遷臺，進行大規模的開發，先后設立撫墾總局、電報總局、鐵路總局、軍械局、通商局、礦油局、伐木局等機構；修筑炮臺，整頓防務；架設電線，創辦郵電；鋪鐵路，開礦山，造商輪，發展工商業；興建中西學堂，發展文化教育等。其中有些建設項目，在當時全國尚屬創舉。例如臺灣鐵路不但是全國最早的鐵路之一，而且是中國自己集資修成的

清政府治理臺灣的200余年間，臺灣的封建經濟得到迅猛的發展。全省各地相繼出現許多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大商人。但與此同時，臺灣人民反抗清王朝暴政和封建地主剝削的斗爭也不斷高漲，且與大陸人民的反清斗爭遙相呼應。事實表明，凡較大的起義組織幾乎都是從大陸傳入的。如1786年臺灣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就是大陸人民的反清秘密團體“天地會”傳入臺灣后，由臺灣“天地會”首領林爽文、莊大田領導的。起義軍眾達十數萬。清政府調動浙江、湖南、廣東、廣西、貴州、四川等數省兵力馳臺鎮壓，歷時1年2個月，始得平定。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前后，臺灣天地會、小刀會，又與之呼應，多次起義。

臺灣同胞富有高度的民族愛國精神。他們在反抗國內反動統治的同時，為了抵御外患，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同仇敵愾，進行了英勇的斗爭。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起，臺灣和大陸邊沿各省份成為我國反帝斗爭的最前線，直接承擔著中華民族的憂患。在鴉片戰爭期間，臺灣同胞動員組織了人數2倍于當地戍兵的抗英民團，并捐資輸銀，共赴國難。他們和官兵一道擊退了入侵的英軍，粉碎了敵人試圖侵占臺灣的陰謀，贏得了抗英斗爭的勝利。當時臺灣兵備道姚瑩在其《奉逮入都別劉中丞書》中寫道：“臺灣擐甲之土，不懈于登陴，好義之民，咸奮于殺敵……卒得保守巖疆，而獲安，未煩內地一珍一矢者，皆賴文武士民之力也”。鴉片戰爭之后，臺灣同胞還先后擊退了美國、法國和日本的多次入侵。

早在16至17世紀，日本就曾數次出兵窺伺臺灣。19世紀后半葉，日本經過“明治維新”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力圖躋身列強，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1894年它發動了中日戰爭（甲午之戰），翌年3月攻占澎湖。腐敗的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將臺灣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臺灣從而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開始了長達50年的日據時期。

日本占據臺灣后，在臺北設有總督府，作為統治臺灣的最高機構。并在各地建立鄉鎮公所，實行警察、保甲制度，對臺灣實施殖民統治和“皇民化”教育。同時，基于發展本國經濟的需要，初時把臺灣作為其發展農業和農產品加工基地，使臺灣加工工業和交通運輸逐步得到發展。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為配合軍國主義的南進政策，又進一步在臺灣發展與軍事有關的各類工業，擴大了工業在全島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使臺灣開始由傳統的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逐步向半資本主義半封建的以工商業為主的社會形態轉變。據統計，抗戰結束前夕，臺灣工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由20世紀初期的約占7%上升到約占18%。與此同時，臺灣勞工階級也在此轉變中逐步萌芽發展起來。1920年，臺灣約有勞工4萬多人；至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增至8萬余人；到了1943年，臺灣勞工已達20余萬人。

從1895年臺灣淪失，到1945年重新光復的整整半個世紀中，不堪忍受亡國奴生活的臺灣同胞，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保疆衛國，光復失地，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英勇斗爭，從而在中國人民抗戰史上譜寫了光輝而壯麗的篇章。

反對割臺議和的斗爭 1895年割讓臺灣的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出后，舉國嘩然，人人“痛心疾首”，萬分憤慨。康有為、梁啟超等集十八省舉人千余人“公車上書”，反對割地求和，主張變法圖強。在北京參加會試的臺籍進士、舉人，聯名上書清政府都察院，痛陳：“數千百萬生靈皆北向慟哭，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一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以全臺之地使之戰而陷，全臺之民使之戰而亡……雖肝膽涂地而無所悔。”清廷各級官吏亦紛紛上書，陳述臺灣為中國東南七省藩籬，“今日無臺灣，明日即可無南洋；中國雖大，雖一日之間，可以瓜剖立盡”。譚嗣同怒斥清廷“一旦茍以自救”，舉疆土而贈之于人，“其視華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臺灣紳民電奏清廷：“割地議和，全臺震駭。……臣桑梓之地，義與存亡；愿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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