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上海外國人數量猛增(上海連續三日無癥狀感染者破千例，無癥狀感染者為何突然之間猛增？)

近代上海迅速成長的因素,

上海原是中國的一個普通縣城，自1843年通商開埠以來，在短短數十年間快速成長為中國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東亞聞名之都會。在這一歷程中，租界的建立，西方企業的設立，這些所謂“外國的力量”無疑起著主導作用。但上海在短時期內崛起以及形成如此龐大的規模，則與周邊地區擁有的深厚資源有關。可以說，上海的成長是借助、利用或調集了全國而主要是江南地區的各種資源。這些資源在以往的社會環境中，則是構筑“農業文明的基礎”，至近代被組合到上海后，才發生了變化。

上海；江南；關系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上海被列為通商口岸，準允英人在這里貿易居留。1843年，一位當過軍官的英國人叫巴富爾來到上海，在縣城內租賃了一處房屋，設立領事館。作為首任英國駐滬領事，他公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開埠。此距今160年。

開埠前的上海，為江南松江府屬縣，以盛產豆、麥、棉花而聞名，所產的棉布在江南區域經濟中占有一定位置，另一個影響是在海運上，至清乾隆、嘉慶年間已享有“江海通津，東南都會”之聲譽。據較樂觀的估計，1843年左右，上海縣城人口20余萬，在全國排名第十二位。同一時期，江南運河沿岸的蘇州、杭州分別排名第二、五位。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上海還不能算是中心城市，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壯縣”。

開埠以后的上海快速成長起來，在中國城市中的地位也迅速攀升：開埠后10年左右，取代廣州而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其進出口貨值占全國進出口貨總值的50％以上；開埠后30年左右，形成內河、長江、沿海和遠洋四大航運系統，成為全國的航運中心；1895年以后，成為中國外資企業最集中的城市；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100萬，成為中國人口規模最大的都會；20世紀30年代，上海成為全國貨幣發行的樞紐，外匯和金銀交易的總匯，當時中國所謂“四行兩局”的總部全部集中在上海。從世界都市來看，上海是遠東聞名的金融中心，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大城市，在港口與人口規模上，1931年上海港進出船舶噸位在世界名列第七；1934年上海人口數量在世界大城市中排名第六，達到335萬。

隨著上海地位的上升，有關上海成長發展的動力或因素問題的討論也隨之而起。翻翻近代中外發行的各種紙，這種討論隨處可見。集中的討論就有幾次，如1893年11月公共租界舉行“上海開埠五十周年紀念”，期間有不少外國傳教士、官員、商人發表言論，對西方人對上海所起的作用進行評論，其中英國傳教士慕維廉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說：“上海是我們高度文明和基督教對整個中國產生影響的中心”，這里“遵照我們自己的司法和市政當局的要求，法律和秩序……極為美好地保持著”。很明顯，照他們看來，是“外國人的統治”創造了上海的繁榮。當然，很多華人并不這樣認為。20世紀20年代后期，中國政府要求收回租界的呼聲漸高，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邀請南非聯邦最高法院費唐法官前來調查租界情形，在此背景下，上海的外僑與華商各界又就上海城市成長的主要因素發生爭論。概括起來，有幾種觀點：1、“租界的政治地位”外國人的政治控制而產生的安全保障這是上海城市發展的唯一重要因素，很多外國人持這樣的看法，尤其是當他們即將喪失而又不甘心喪失在上海的特權時；2、上海所處的“優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這座大城市；3、一種比較折衷的觀點，即承認外國租界在早期政治上的安全保障，對促進資金和商業在上海的集中有其重要性，但“治外法權”一旦廢除，上海因為其地理上的有利條件和重要性，依然會保持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得到足夠的貿易資金供給。

在近代上海成長的歷程中，租界的建立，西方企業的設立，這些“外國的力量”的介入無疑起著主導作用。但同時我們認為，近代上海不是一塊“飛地”，這座城市在短時期內崛起并形成如此龐大的規模，是與周邊地區的經濟資源、人文環境密不可分，這就是本文著重要分析的“江南因素”。

一從蘇、杭到上海：江南區域中心的轉移

江南，泛指長江以南，但由于行政建置的變化及習慣等因素，歷史上各個時期有不同的含義。我們這里所說的“江南”，以明清時期的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十府”為核心區域，相當于今上海市、江蘇南部及浙江一帶。

大致說來，唐宋以前的江南偏處一域，遠離中國政治重心所在的中原地區，因而也遠離政治、軍事集團沖突的核心，避免了戰爭的破壞與摧毀，地緣上的因素反使這一方人少受震蕩而享有一個長久安寧、穩定的環境。從晚唐到宋代，江南地區間也遭受戰火侵擾，但總的說來是寧靜、和平的。也就在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重心日漸南移，江南成為全國的賦稅重地。富足、安樂，使江南蘇、杭一帶漸享了“人間天堂”的美譽。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繼續在全國保持領先地位。

我們先從幾個數據來看江南在全國的地位。以承擔稅糧而言，在全國范圍內，“大抵蘇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具體地說，明洪武二十六年，全國夏稅秋糧以萬石計，總共2944萬，其中蘇州府281萬，松江府122萬，常州府65萬，鎮江府32萬，應天府33萬，加上浙江布政使司275萬，計808萬石，江南“十府”合計約占全國的四分之一以上。這一比重此后是有增無減。到清嘉慶二十五年，江南十府額征田賦為285萬石，約占全國的31.8%；在征收地丁正雜銀方面，江南十府數額為427萬9790兩，占全國的14.17%。而江南十府之田地共計5659萬9410畝，僅占全國田地總數的7.58％。

同時，江南也是全國重要的棉花、棉紡織業基地和主要的絲綢產區。在區域經濟中，松江與蘇州、太倉、鎮江沿江沿海地帶，以及南部的嘉興、杭州、寧波、紹興沿錢塘江兩岸聯成一片，形成了種棉紡紗織布的棉紡織專業生產基地。這個基地和西部環太湖一帶以植桑繅絲織綢為特色的絲織專業區遙相呼應，在傳統中國經濟中扮演著最活躍的角色。以“松江布”為例，據有關學者估算，明代后期僅松江地區的棉布年產量大致為3000萬匹，清前期則可能達到5600萬匹。清人欽善的一篇《松問》，為我們形象地描繪了當時大批商人風餐露宿，披星戴月，奔赴于長江南北、長城內外販運松江棉布的忙碌情景。此外，早在乾隆初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人們也開始經銷中國布，在貿易中他們發現廣州貨穿洗后輕易褪色，而江南地區所產的棉布則不易褪色，所以，到18世紀80年代，該公司便經常販運蘇松地區所織的紫花布到英國本土，初時數量約2萬匹，以后逐年增多，到1800年后擴大到20萬匹。除歐洲市場外，美國及南美，“亦莫不有中國土布的銷路”，非凡是那時棉工業尚未發達的美國更是成為中國土布的重要主顧。有數據表明，乾隆六十年至嘉慶十二年和嘉慶二十二年至道光十年兩個時期里，中國棉布的外銷量相當之大，每年輸出量都保持在100萬匹以上。江南的絲綢，在國內外也享有盛譽。自宋元以來，江南一直是我國絲織業中心之一，清代在江寧、蘇州、杭州三處派設織造官員，通稱“江南三織造”。三處織造局生產的絲織服飾，起初只是滿足宮廷需要，所謂“上用”，后逐漸發展到供給朝廷對內外大小官員的賜給之用，即“官用”。“貢品”以外，民間絲織品的銷量也很大，到了近代，江南所產的絲在中國的出口貿易中仍占據重要份額。

除糧食、絲、棉外，其它如茶、麻苧、藍靛、漆、桐、柏、竹、木、漁、鹽，在江南地區都有專業化的生產。專門的手工業生產也有很大發展。這種地域分工和行業分工，反映了江南地區生產專業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商品經濟的發達。江南是傳統中國的精華，每年要從這里輸出大量的米糧、絲綿織品以及其它各種物產，同時，作為國家最重要的財稅來源地，朝廷的財政很大程度上依靠江南支撐。

“天下富庶莫過江浙”，明清時期江南的精華，則集中在運河沿岸。過了長江，運河自北而南，沿岸依次有鎮江、常州、蘇州、嘉興、杭州諸城市，在蘇州、嘉興之間，有河港各與湖州、松江府城相連。這些城市在全國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在江南的運河沿岸城市中，蘇州、杭州更是其中的“明珠”。

蘇州在江南區域中的地位相當重要，時有“天下四聚”之說，蘇州即為江南之“一聚”，集聚一說，主要指經濟非凡是工商業繁榮而言的。那時，蘇州商賈輻輳，百貨駢闐，以高度稠密的人口支撐起來的商業也表現出空前繁榮，這方面的記載是大量的：“四方巨商富賈鱗集之區，燦若錦城，紛如海市”；“閶門外商賈鱗集，貨貝輻輳，襟帶于山塘間，久成都會。”時蘇州號為“江左名區”，其聲名文物，播揚天下，且被視為主天下雅俗的地方，所謂“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國內僻遠皆效尤之。”蘇州成為江南區域的中心城市由很多因素促成：其一，是地理上的。江南地區以平原為主，這里河網交織，港汊紛歧，卻又“湖河聯絡”，眾多的江河、湖泊、港浦形成了一張稠密的水網。這張水網把江南區域內的各個點，大至省會、府城，小到市鎮、村社，緊密地聯接在一起。水路河道的這種經絡關聯不僅是地理上的，而且也指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行政控制離不開“左右逢源”的水網，漕糧、布匹以及名目繁多的貢品也要借助水道的運輸，商人往來、貿易的興衰更是維系著河道的變遷，以至文人趕考、文士結社也都依靠水路進出。發達的水運為江南在空間地域上的溝通與整合創造了便利條件。在四通八達的江南水網中，蘇州無疑居于“要津”位置，處太湖之東，太湖水由江河入海，支流蔓衍，貫通江南大地，有人形容太湖是以無錫為其首，以松江為其足，以湖州為其背，而以蘇州為其胸。處于“胸”腹的蘇州，又經南北大運河，而與全國各地相連貫。其二，歷代行政建制也在不斷加固與強化蘇州的地位。在中國，行政設置對區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是重大的。鑒于蘇州地理位置的突出，歷代均較重視蘇州的建置，從其沿革來看，先后有吳郡、吳州、蘇州、中吳軍、平江等不同名稱，所轄管的地域范圍屢有伸縮，到了明清時期，蘇州府轄屬的地域基本穩定，形成了“三縣附郭而居，六邑環其外”的格局，并延續了五百年。清初，長期作為府城的蘇州，其行政級別有所提升，順治十八年，分置江南右布政使，駐蘇州。至康熙六年，分江南為江蘇、安徽二省，改右布政使為江蘇布政使司，仍治于蘇州。

江南的另一個重要城市杭州，在北宋時已是民物康阜，人煙浩瀚，蔚然而為東南重鎮。靖康之時，宋高宗駐蹕于此，改稱臨安。成為南宋都城后，杭州人口逾百萬，興盛一時，可以稱得上是十二、十三世紀世界上最繁盛的城市之一。明清時期的杭州作為浙江省會，居于大運河的南端，仍保留著江南大城市的地位，人口保持在百萬左右。

上海這個中國的天然良港，其地理上所具有的優勢真正被發現還是西方人。但是，西方人知道上海，已是很晚。在道光十二年東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號”來到之前，很少有西方人聽說過上海的名字。而就在1832年以后的十年間，才使西方人真正意識到上海的重要性。這些西方人為這遲到的發現表現出異常的驚奇。從“阿美士德號”船員胡夏米他們的告，以及此后一些到過上海的商人、傳教士的評論中，這是再清楚不過了：上海這一地區“在對外貿易中所擁有的非凡優越性，過去竟然未曾引起相當注重，是十分令人希奇的”。“上海雖然只是一個三等縣城，但卻是中國東部海岸最大的商業中心，緊鄰著富庶的蘇杭地區，由此運入大量絲綢錦緞，同時向這些地區銷售各種西方貨物”。他們認為：“上海的貿易即使不超過廣州，至少也和廣州相等”。以后的進程，便是大家所熟悉的，1840年英國人以鴉片為事端，挑起戰爭。次年，繼攻陷江南的定海、鎮海、寧波、乍浦后，折入吳淞口，克上海縣城，旋沿江而上，直逼鎮江、南京，企圖阻斷江南與北京的聯系，在帝國的“要害部位”給清廷以致命一擊。清政府經受不了這樣的打擊，遂于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在該條約中，上海被列為開放的五處口岸之一。

從地形上說，上海位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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