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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騫創辦企業的發展趨勢有哪些

張謇是近代“實業救國”思想的代表人物。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特別是《馬關條約》簽訂后，在巨大的民族屈辱刺激下，張謇的“實業救國”思想逐步成熟，其核心內容是發展現代工業，這就超越了當時盛行的重商思潮以及傳統的農本思想，從而扣住了近代產業的發展脈搏。

1.張謇的“實業救國”理想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陷于深重的危機，主權漸喪失、利源遭掠奪，民生日益窘迫。一些社會精英在考察分析西方工業文明成果、尋求救國路徑時產生了“實業救國”思想。所謂“實業”是對現代產業意義上的各種“生利之業”的概括性說法。

張謇在青年時代就已萌發了振興實業的想法。早在1886年他即提出：“中國須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1]480中日甲午戰爭特別是《馬關條約》簽訂后，在巨大的民族屈辱刺激下，張謇的實業救國思想也逐步成熟。他在為張之洞起草的《條陳立國自強疏》中，比較明確地提出了講求商務、工藝，設立商務局、工政局，采取保護政策，建立公司、謀抵制洋貨、挽回利權等一系列救國建議。后又提出《論農會議》、《論商會議》、《農工商標本急策》等策論，進一步豐富了他的“實業救國”思想。張謇指出：“實業在農工商，在大農大工大商。”[2]497他的“實業”概念已包含了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較完整的產業概念。張謇不同于一般“清流”的空談議論，而是務求實施。1895年底，張之洞奏派張謇在通州設立商務局，創辦大生紗廠，狀元身份的張謇毅然“以皭然自待之身，溷穢濁不倫之俗”[3]836，“捐棄所恃，舍身喂虎”[3]767，投身于“四民”之末的商人隊伍，并從此開始把實業救國理想付諸實踐。

2.以發展現代工業為核心的產業思想

張謇認為：“實業者，西人賅農、工、商之名，義兼本末，較中國漢以后儒者重農抑商之說為完善。”[4]151他認為傳統的“農本”思想無力扭轉中國的貧弱現實，當時流行的“商務立國”思想也只是看到了問題的表面。他說：“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務立國，此皮毛之論也，不知外洋富民強國之本實在于工。講格致，通化學，用機器，精制造，化粗為精，化少為多，化賤為貴，而后商賈有懋遷之資，有倍蓰之利。”[5]37張謇看到西方國家商業繁榮背后的機器大工業的堅強基礎，“工固農、商之樞紐”[3]733，自強御侮、富民強國的根本動力在于發展現代大工業，“此則養民之大經，富國之妙術。”[5]38因此，張謇的實業救國核心是發展現代大工業，可謂扣住了時代的脈搏，認清了發展趨勢。

二、產業發展序列和集團化建設

張謇在正確分析西方列強工業化發展路徑和中國經濟社會現狀的基礎上，提出了“棉鐵主義”和棉紡業優先發展戰略，并加以實施。以棉紡織業為先導的內生型發展模式和新舊產業強大的“聯進效應”，為產業的集團化發展奠定了基礎。

1.“棉鐵主義”和棉紡業優先發展戰略

對于如何發展現代產業，張謇提出了“棉鐵主義”的戰略主張。張謇生長的通海平原盛產優質棉花，卻在近代橫遭日本等列強掠奪。張謇研究了光緒、宣統兩朝各年海關貿易冊，發現輸入的最大宗商品是棉紡織品和鋼鐵，這使張謇痛心疾首：“國人但知賠款為大漏卮，不知進出口貨價相抵……暗中剝削，較賠款尤甚”。[5]164因此為挽回利權，保護民生，中國必須先行“推廣棉地、紡織廠”及“開放鐵礦、擴張制鐵廠”[6]164，發展棉鐵兩業“可以操經濟界之全權”[3]793。這就是張謇的“棉鐵主義”的經濟發展戰略。

紡織工業是歐美國家工業化前期積累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先導工業”，而對于民間資本來講，棉業與鐵業相比具有投資小、周轉快，利潤高的優勢，與民生最為關切的產業“無過于紡織，紡織中最適于中國普通用者惟棉”[3]790。因此棉鐵兩業中，張謇進一步提出了優先發展棉紡織業的主張，他說實業發展的目標“在棉鐵，而棉尤宜先”[5]155，“環顧中國實業之當興者，孰有大于植棉與紡織者乎！”[3]802張謇在南通大力實踐其“棉鐵主義”、“棉尤宜先”戰略，從棉紡織入手興辦實業，既利用了南通的資源優勢，維護了民眾生計，并可抵制外來的經濟侵略。張謇以棉紡織業為先導，開創了南通工業化的成功之路。

2.內生型發展模式和新舊產業“聯進效應”

前文所述，通海平原是優質棉花的產地，農戶主要的副業是手工棉紡織業。在上海、營口被辟為通商口岸后，通海土布得以從上海轉運東北，產量增長。1899年大生紗廠建成出紗，南通土布逐漸改用機紗織造，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以“關莊布”為主的土布生產與日俱增，南通“土布之鄉”盛名由此產生。

南通大生紗廠建成之初，張謇及其助手們實施“土產土銷”的經營方針，機器紡紗業與本地傳統的植棉業和土布業形成緊密的經濟聯系，大生紗廠由此營業順利、利潤豐厚。傳統土布業非但沒有在機器工業沖擊下破產，反而與之產生了強大的“聯進效應”，兩者的共同繁榮使南通的地方經濟迅速崛起。這是一種典型的“內生型”發展方式。張謇的經營方針充分利用當地傳統市場和經濟的優勢，找準了工業化的突破口，把握住產業體系的生長點和立足點，這對南通工業化的順利啟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3.現代企業形式的運用和經驗主導型管理

中國的工業化缺乏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發展新式工業所需的資金一直是困擾近代企業家們的首要難題，而股份制是一種最有利于匯集社會資金的企業制度。早在1886年張謇就已了解到股份制的益處，就有過與鄉鄰“議仿西法，集資為公司”興蠶桑的想法。[3]759他對股份制曾作過中國式的解釋：“公司者，莊子所謂積卑而為高，合小而為大，合并而為公之道也。……甚愿天下凡有大業者，皆以公司為之。”[3]212表現出對股份公司推動產業發展的良好預期。從1895年創辦大生紗廠開始，張謇以其狀元的號召力來吸引社會資金集股辦廠，開始了股份制的實踐。此后，張謇興辦的企業無一例外地運用了這種新型的企業形式，甚至把這種制度移植到農墾、鹽業、漁業等傳統產業中。

但是，以張謇為首的大生企業的管理階層，包括張詧、高清、吳寄塵、張作三等基本屬于商人和舊知識分子階層，并不具備系統的現代企業管理知識。他們長于實際經驗，缺乏抽象理性；對本地市場敏感，卻缺乏宏觀長遠的科學規劃。市場基礎有利、經營一帆風順使他們長期忽視資本積累、成本核算、技術更新、市場拓銷等一系列企業內部管理基本規范建設。而年輕一輩具有現代管理意識和技能的專業人才，如張孝若、張敬禮、張文潛、沈燕謀等，當時或沒有獲得企業經營實權，或尚未到達上層管理崗位。因此，現代企業制度的真正落實尚需時日。

4.產業鏈的形成和集團化發展

大生紗廠建成獲利后，張謇迅速謀求產業的橫向拓展。1904年大生紗廠生產能力擴大了100%，同時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市）籌建大生二廠，1907年建成開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張謇在南通及周邊地區進一步規劃建設七個棉紡織廠，于1921年建成大生三廠，1924年建成大生八廠。至此，大生系統四個紗廠共有紗錠160360枚、布機1342臺[7]143，分別占全國華商紗廠總數的7.39%和9.8%[8]1、3，大生系統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華商紡織企業系統。

為了實現棉產等資源的綜合利用、節約企業運營生產成本，加快資金周轉，張謇積極謀求紡織業向上、下游產業的延伸。1901年為建立大生紗廠原料基地，張謇創辦通海墾牧公司，“廣植棉產，以厚紗廠自助之力”[3]385，開啟了蘇北沿海墾殖業。同時，為了綜合利用紗廠的棉籽、下腳、飛花及多余動力等，張謇又設立榨油廠、肥皂廠、造紙廠、印刷廠，逐步構建以棉紡織業為核心的產業鏈，并進一步發展冶鐵、制造、電力、食品、輪船運輸業及通訊、金融、商貿、倉儲等企業，在南通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至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南通共建成37家企業，在淮南沿海擁有相關的鹽墾公司20家，形成一、二、三產業門類齊全、資本額達2483萬兩白銀的大生資本集團。[7]204－208

三、產業發展戰略與區域中心形成

張謇在推進南通的工業化進程中，緊密依托上海，主動接受上海的輻射。同時通過墾殖和沿海開發又將自身的發展成果影響和輸送往周邊地區。長三角北翼一個新興的次中心城市領先于江南諸城而迅速崛起。

1.淮南墾殖啟動沿海開發戰略

大生紗廠開工后，張謇“因念紗廠，工商之事也。不兼事農，本末不備”，于是著手在沿海一帶開辟原棉生產基地。1901年張謇建立通海墾牧公司，此為中國最早的農墾公司之一。經過10多年的努力，通海墾牧公司開墾10余萬畝海灘荒地，開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年產皮棉以達1.2萬擔。民國建立后，在張謇等的倡導下，在原淮南沿海廣袤的退化鹽場、海涂灘地上掀起了墾殖大潮，十數年間涌現了40多個農墾公司，吸引了數十萬移民北上開墾。通過大規模的廢灶興墾、改良土壤、興修水利，引進馴化良種，廣植棉花，使淮南墾區形成了我國早期最大的產棉區。至1934年，淮南墾區已擁有棉田500多萬畝，年產棉花100余萬擔，兩項數據均分別占江蘇全省的1/2，全國的1/8。[9]

張謇倡導的淮南墾殖，是和改良鹽業結合的。1906年他設立了同仁泰鹽業公司，把原呂四鹽場鹽民集中“設廠聚煎”，實施工場式的集中生產管理。呂四一帶鹽民多兼營漁業，張謇籌劃組織呂四漁業公司改良漁業，并把這看成是保護海權的關鍵舉措。1905年，成立江浙漁業公司，向德國購進一艘蒸汽機拖網漁船，成為中國機船漁業的發端。中國傳統鹽業、漁業在此邁出了現代化的第一步。

2.以產業延伸帶動區域發展戰略

市鎮建設是南通區域發展的重要組成。隨著張謇淮南墾殖事業的推進、大生紡織公司各分廠的興辦、商品市場的擴大，以及以南通縣城為樞紐的公路、運河交通網絡的不斷延伸，傳統市鎮商業空前繁榮，如著名的花紗布市鎮有平潮、興仁、金沙、二甲、白蒲、馬塘、久隆、茅家港等，其他魚鹽糧商市鎮有掘港、三余、呂四、拼茶、余東、雙甸、石港、西亭、四安、匯龍、李堡、石莊等，唐家閘、海復、天生港、大豐等一批新型工商市鎮興起。市鎮商業的繁榮使南通地區的產業格局趨于成熟。

市鎮經濟的發展改變著南通地區原有的、以農業為主體的單一的經濟結構。這些小市鎮與南通城組成了一城多鎮、城鄉結合的多層次城鎮格局。據統計，上世紀30年代淮南鹽墾各公司總管理處所屬的17個公司，共建有25個市鎮，474間倉庫，1761.2公里公路，架設了631公里電話線，建立95所合作社，56所中小學，10所診療所。[9]南通發揮了中心城市的作用，通過網格狀的水陸交通支脈，將近代化的成果源源不斷地輸送到遼闊的蘇北平原，從整體上推進了區域現代化的發展。

3.依托上海的次中心發展戰略

南通的地理位置以及長江與黃海帶來利益每每被人們高估。事實上，長江作為南北天塹對南通的交通阻隔遠過于其帶來的水運便利。近代以后，隨著汽船開航，江河海洋的價值日益凸現，南通但因距上海太近以及本地經濟結構相對單一，其口岸價值并不高。但張謇敏銳地注意到開埠后上海已成為全國乃至東亞新的中心城市，緊鄰上海的南通有主動接受輻射的便利，于是張謇將南通事業緊密依托于上海。

1897年冬，尚在籌建中的大生紗廠就在上海廣豐銀行內附設賬房，1907年改稱大生上海事務所，兩年后又成立了大生公司，他們的業務從采辦物料、融資結算，發展到金融、貿易乃至進出口業務上。1904年張謇集資設立上海大達輪步公司和十六鋪碼頭。1920年又在九江路自建四層南通大廈，成為南通駐上海各項業務的中心。上海是南通的產品最主要輸出和轉運中心，上海的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生產要素源源不斷的流向南通城。南通緊密依托上海，發展本地經濟。僅20多年，一座新興的工商業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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