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健康跑(2022年兩會中哪些提案你很贊同？)

2022年兩會中哪些提案你很贊同？

2022年3月5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將在北京召開。全國的人大代表都會齊聚北京，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法治等各個方面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議。為全國人民更好的生活、和國家的長遠發展建設出謀劃策。這些提案有些非常關注人民的日常生活，可以說如果真的實施對我們每個人都有極大的影響。下面列舉幾個我十分贊同的提案。

珠海格力集團董事長董明珠今年兩會一共帶來了7份建議，其中的二份和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有很大關系，也是我最贊同的二個提案。分別為《關于提高個稅起征點、加大非工資性收入個稅征管力度的建議》、《關于允許企業彈性安排法定節假日的建議》

一、提高個稅起征點、加大非工資性收入個稅征管力度的建議

董明珠指出：“較低的個稅起征點使企業漲薪時普通員工獲利的部分遠少于企業支出的成本，降低員工獲得感且增加了企業的成本。”她認為，資本性所得等征管相對較松，且存在部分高凈值人群通過在不同收入類型個稅之間、個稅與企業所得稅之間進行稅收籌劃或偷稅漏稅。

二、允許企業彈性安排法定節假日的建議

鑒于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仍呈現多點散發態勢，允許企業彈性安排法定節假日有利于推動錯峰過節，減少疫情傳播風險，疏解社會運行壓力。”董明珠建議她建議逐步放開企業對法定節假日安排的自主權，允許企業根據地方政府的指導，結合不同工種特點，在取得員工本人同意的情況下靈活制定具體的調休政策，并制定相應的約束措施和監督機制，避免部分企業濫用政策的靈活性，侵犯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一看董大姐就是干實業的，所以特別了解現在的企業情況，確實由于疫情的因素把企業的法定假日把打亂了，其實是對于我這個外地工作的感覺更加的明顯，以前法定假日回家過節。但是由于疫情已經二個假期不能回家過節，只能在單位或宿舍獨自中度過自己的假期時候。就這樣白白浪費于家人團聚的時間。而且像我這樣的外地打工人群不在少數，如果企業可以自行安排假期，我們就可以申請錯開體假，就可以完美地解決這個問題。同樣作為一名技術支持人員，由于假期企業中的技術人員休息，我們的技術支持電話是最忙碌的。如果可以調配，我們還真的希望休假時間和正常的企業錯開，這樣不影響我們的工作，還可以給我們一個相對輕松的休假時間。

三、關于拐賣婦女、兒童實行買賣同罪的建議

上海市婦聯兼職副主席黃綺將在今年兩會期間發出提議，收買與拐賣同罪，最高可判死刑，對涉及其他違法行為的應當數罪并罰。

每次看到一幕幕母子相隔十幾年再重逢、被拐女子受盡凌辱，被公安人員解救的的畫面，作為一名旁觀者也是眼眶濕潤。建立健全一個完善的法律制度，加大打擊力度勢在必行。這件事表面上和大多數人沒有關系，但是誰也保不定就成了這個偶然事實的受害者。不能冷眼旁觀，積極發聲，關注和推進事件的進展也是我們普通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年輕大學教師養家很難？

每年能坐享寒、暑兩個假期，這是很多人羨慕大學教師這份職業的重要原因。

但大學老師尤其是那些被稱為“青椒”的年輕教師的假期生活是怎樣的？記者聽到很多老師們的“吐槽”：寒假從不是悠哉悠哉的假期，而是壓力重重的“攻關期”。

不僅如此，科研、職稱、教學乃至結婚生子、養家糊口……本來“釘是釘，鉚是鉚”的事情，在目前的高教體制下卻發生了復雜的因果聯系。

一種和實際年齡不相符的擔心：健康

“提到寒暑假，做學生時還能玩玩；現在當了老師，日程全部排滿。”今年是林曉東在大學任教的第三個寒假。早在放假前，他就制定了一個周密的“度假計劃”：一個月內寫完一篇綜述、兩篇新論文，還要完成一本書的校對工作。

在大學當老師，一直是林曉東最心儀的工作。為此，他一度認為自己很幸運。林曉東老家在湖南，2004年保研到上海；讀研后，同批畢業的40位博士生中，他是唯一一位留校任教的。

“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這是黃庭堅《清明》詩中的一句話，林曉東用來形容他對人生的理解，“人生就是一個過程，只要能做自己喜歡的工作，何必計較那么多。”

但有一種壓力，卻是林曉東在任職前沒有想到的“健康”。他毫不猶豫地吐出這兩個字，這份擔憂和他的實際年齡不相符合。

上個學期，林曉東身邊的同事接二連三地病倒，還有人因患惡性腫瘤去世。這些消息讓他害怕。除了體質原因，他私下認為，長期熬夜，常年在高壓下超負荷地工作，這些都是導致同行們免疫力差、容易患病的原因。

現在，林曉東向朋友學習了一門“撞墻功”，在電腦前坐累了，就用腰撞撞墻，緩解腰部和背部的肌肉酸痛。不過，他心里還有一個“疙瘩”，那就是自己的辦公室。

“可能有些甲醛超標”。林曉東的辦公室是由一間大會議室的改造而成的。大辦公室隔成六小間后，他被安排在中間的一間。記者注意到，辦公室內擺了兩個除甲醛的化學品。“為什么不放些綠色植物呢？”林曉東無奈地告訴記者：“這里沒有窗，不通風啊。”

體面工作的另一面：養家很艱難

和林曉東一樣，李旦也是講師，但他卻格外“留戀”辦公室。

李旦任教于滬上一所大學的電子工程系。寒假里，學生都已放假回家，可他幾乎天天上班，“朝九晚五”，跑學校比平時勤快得多。

“家里有小孩，辦公室安靜些。”1982年出生的他，頭上已長出不少白發。寫論文和準備自然科學基金申請書，占據了他寒假的大部分時間。

學校是個清靜之地，有時，李旦躲在辦公室里，也像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逃避。“學校里，大家的收入差別不是太大，可走出去看看，和我一樣年齡的，那差別就大了！”

李丹初略算了一本賬：因為要養孩子，一家人每月開銷少說5000元，一年就是6萬；養車去掉2萬，其他雜七雜八加一起，年支出大約10萬元。

今年是李旦參加工作的第六年，根據目前的收入，養家糊口勉勉強強，手頭若再要有一些積蓄，實在艱難。為孩子積攢來日的教育費用，乃父親職責所在，但眼下也成了一樁隱隱心事。同事中，有人已為了高薪而跳槽，投奔企業去了。

林曉東來滬9年，如今拿到手的薪水4000元左右。他也有一本賬：每頓飯在學校食堂解決，花費10多元；平時很少添置新衣服，除掉交通費、通訊費、買日常用品的錢，每個月的結余大概2500元，一年下來能存下3萬元。“學校提供的房子能居住11年。11年之內買不起房，那么唯此一途，離開這里。”

2012年，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廉思曾帶領自己的團隊在北京、上海、武漢、西安、廣州5個城市，對5138名40歲以下的高校青年教師進行了一次抽樣問卷調查，結合深度訪談、小組討論等調查方法，完成了《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

“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師，經過20來年的苦讀‘修成正果’拿到學位，又在與同齡人競爭中獲勝，爭取到一個大學教職時，很多人卻發現自己面臨比原來更大的壓力：外部的、內部的、同齡人的、隔代人的、學生的、老教師的。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科研經費、職稱晉升、學術成果、教學評估、結婚生子，這些本身并沒有關系的詞語，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下發生了復雜的因果聯系。”《報告》中，廉思團隊這樣描述青年教師的境況。

林曉東的本科同學，不少人“房子有了，車子有了，孩子有了，發展好的已做到了企業中層。”曾經很以兒子自豪的父母，如今說話也有些變味了。有時，鄰居無意間的一句話就可能傷害到他們。“你兒子是名牌大學老師，家里應該很有錢吧？”父母聽到這樣的話，難免會在林曉東面前發牢騷。每當這時，林曉東也會想，如果當初碩士畢業聽父親的話去考公務員，現在的生活會不會好一些？但他馬上又推翻了自己，“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別人還給你錢，心理應該平衡了。”

教學科研兩頭忙，拿捏平衡不易

《報告》顯示，有72.3%的青年教師認為工作“壓力大”，且最大的壓力來自于科研。由于絕大多數高校把職稱和職務晉升與發表論文數、出版專著數、申請課題數等量化指標直接掛鉤，78.1%的受訪者覺得自己從事科研的時間“不夠用”。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介紹，在滬上多數院校，青年教師的日常工作主要包含幾部分：一是完成所在課題組負責人分配的工作，包括與課題相關的科研任務，指導學生修改論文、選課、答疑。二是完成學校安排的工作，包括承擔一定課時的教學任務以及學校的各項評估考核等。三是自我提升，包括參加學術活動、自主研究。一些青年教師知道，最后一項其實最重要，既關系到職業長期發展，也影響教學質量，但這部分工作短期內不能產生效益。受現有的評價機制所限，沒有經驗缺乏資歷的青年教師很難獨立申請課題，只能通過給“老板”（所在課題組負責人）干活或承擔教學任務來獲取經費，用于自我提升，開展獨立科研。

在一些大學，“非升即轉”或“非升即走”的政策，也是壓在青年教師身上的重擔。所謂“非升即走”，是指學校對教研系列的中、初級職務實行有限期的合同聘任制，在聘任年限后仍不能晉升高一級職務的教師，不再續聘教研系列崗位。要么轉崗，要么向外流動。

李旦說，他所在的大學對教師評職稱設有一些“最低門檻”，比如有幾篇代表作，承擔過國家或省部級項目的負責人，拿過自然科學基金。已經工作6年的他曾兩度向“老板”提交自然科學基金申請書，但均未獲批準。“寫申請書很費時間，短則2個月，長則半年。因為我要介紹研究意義和研究方法，既要與以前的研究關聯，也要找出創新點，很費腦筋。”

曹東勃的想法與林曉東不謀而合。今年是曹東勃在華東理工大學工作的第三年，除了承擔公選課《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教學外，他還為研究生講授專業選修課《經濟哲學》。“青年教師多半是想把課上好的。沒有哪個青年教師一進校就說，‘我根本不在乎學生的評價，只搞研究就行了。’因為職業生涯才剛剛開始，站住講臺，把課上好，一個教師的大后方就穩固了。”

曹東勃還記得工作第一年的情景：80%時間用于教學，20%時間做科研。他2010年7月畢業，9月就要上講臺，同時講授本科生和研究生兩門課。除去到山東農村調查的15天，兩個月的暑假只剩一個半月可以備課。“第一次備課時間不夠用，當時只搞了一些‘基礎設施建設’，比如課件、教案，勉強做完一半。最緊張的時候，這一周的課剛上完，就要馬上制作下一周的內容。”

過去這一年，曹東勃在農村駐村調查了60天。他坦陳，以前教學壓力大的時候，根本抽不出這么多時間，現在投入教學的時間逐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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