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8世紀中英貿易(比較17—18世紀，中英兩國的社會狀況)

鴉片戰爭前的中英貿易的概況

中國處于出超地位，而英國處于入超地位。

這是由于在鴉片戰爭前，中國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市場狹小，人們大多自給自足，不需要很多的商品。所以在英國工業革命完成后，英國向中國輸出的商品，大多賣不出去。而中國會向英國輸出一些像：絲織品·茶葉·瓷器之類的東西，而英國也需要這些商品，所以中國賣得多，所以賺得也多。而英國就賠得多。

英國大臉的白銀流入中國，他們很不服氣，這也是他們發動鴉片戰爭的一個原因

18世紀中葉,在中英貿易中,中國處于出超地位的根本原因?

主要是中國的的特產(茶葉

絲綢

瓷器)在英國擁有廣泛的市場,而英國的先進的生產技術在中國由于清政府的盲目自大而得不到政府的認可,所以出現了入超的局面

比較17—18世紀，中英兩國的社會狀況

17—18世紀，中英兩國的社會狀況

1）經濟：1800年時英國和中國的農業水平大致相當，無論哪一方都不比對方發達。英國的主要經驗基礎涉及農業資本投入和人口轉變動力。英國在17——18世紀的二百年間總人口增長了110%（從411萬萬增至866萬），而農業人口所占比例卻縮減了近一半，從70%減少到36.52%。換言之，到1800年時占總數1/3強的人口有能力為另外2/3的人口提供糧食。考慮到當時食物進口相對較少。這就意味著在18世紀“每單位農業勞動力產出”至少增長了3/4。人口增加，土地減少使當時政治家要從深層推動土地改革，引發了圈地運動而形成的資本主義初級積累。

18世紀期間農業勞動人數保持穩定，而農業產出（包括谷物與家畜）卻提高了不止一倍。這場的“農業革命”是在單位土地上的勞動投入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完成的。單位土地上的勞動投入由于較多的牲畜使用以及規模效益而降低了5%。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有其他原因，包括種子改良，新牲畜品種、宰牲方法的改進、規模效益等等。但與長江三角洲相比，所凸顯出來的變化乃是或可稱為單位農場勞動的“資本化”，亦即畜力畜肥使用的增加。

這種變化推動了英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技術革命，技術發展的推動力顯現出來。

在技術的支持下，英國在航海技術上有突飛猛進的發展。提出日不落過的構想。通過對海外貿易獲取最大的利益。蒸汽機的發明使英國的資產階級由簡單積累，到進入政治領域，促使政府海外殖民，開拓疆土。并且為了打破原來的世襲貴族制度，提出議會民主制限制君權，保護資產階級的既得利益。

思想上逐步放寬對言論，創作的控制使莎士比亞時代，狄更斯時代到來。

2） 康乾盛世17世紀中葉，明王朝在風雨飄搖中，被從北方長驅直下的滿人推翻了。清統治者在入關之后，吸取前車之鑒，總結經國治世的經驗，勵精圖治，相繼采取了一系列懷柔政策，招賢納士，有效地維持了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穩定。當時中國已有了超過2億的人口。到了1794年，中國所擁有的人口更是超過了3億，許多大中型城市已頗具規模。其中北京、廣州、杭州、蘇州、揚州和江寧等城市已擁有50萬以上的居民。可以說，在經濟上，康乾盛世達到了中國有史以來的最高成就。

在農業方面，中國的農耕面積在那個時候超過6億畝，大大超過以往任何時期，農作物總產量曾居當時世界第一位。手工業也相當發達，在冶金、采礦、紡織等方面，都在世界先進行列。當時的商品市場也很繁榮，糧食作物，布匹絲綢是主要的商品。此外還有煙、酒、糖、油、鐵、煤、木材、瓷器等等。以茶葉、絲綢、土布為主要商品的對外貿易也十分的活躍。 中國統治者還實施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國社會發展的政策，比如減少稅收，增強對農業的發展，當時中國的農民與同時期的英國人的生活相比都要富足。例如，在農業發展方面，康乾時期，不論是當時的人口數量，還是耕地面積，都遠遠超過了中國以往的歷史時期。據統計，康熙24年（1685年）全國共有耕地6億畝，到乾隆終年（1799年），全國耕地約為10億畝，糧食產量也迅速增加。當時隨英國的馬戛爾尼使團來過中國的巴羅曾經估計，中國的糧食收獲率高出英國。“麥子的收獲率為15∶1，而在歐洲居首位的英國為10∶1。”（《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之《赴華使團》）。中國農作物的總產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從1700年前后的約1.5億增加到1794年（乾隆59年）的約3.13億，占全世界9億人口的三分之一。

社會的穩定，當然也相應地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像其祖父康熙一樣，乾隆本人也喜愛文學藝術，并且在這方面頗有修養造詣，他多才多藝，大力倡導藝術，并且自己寫詩填詞。乾隆皇帝一生號稱作詩萬首，當然其中有不少是平庸之作，而且也不排除有別人為他捉刀代筆而成，但是他對詩文的喜好卻是毋庸置疑的。他還令紀曉嵐等學者把15世紀時編撰的多達1.1萬卷的《永樂大典》刪繁就簡，重新出版。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令人遺憾的是，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之下，清朝宮廷上下彌漫著輕視和蔑視科技之風，對科學極不重視，把發明創造稱為“奇技淫巧”。1792年，英王特使馬戛爾尼送給乾隆80壽辰的禮物中，有天球儀、地球儀、西式大炮、銅炮、各種自來火炮、西洋船模型、望遠鏡等29種，可是清朝宮廷只是將之作為“貢品”來收藏，而沒有對這些貢品進行研究，沒有讓這些東西發揮它們的真正作用。

閉關鎖國下的中西貿易在中歐物質貿易交流的早期和中期，除了絲綢、瓷器之外，最重要的貿易內容之一就是茶葉了。中國茶葉大約在1650年左右，被荷蘭人介紹到英國。茶的清香醇厚、余味綿長，很快就被英國人所接受，并且在英國流行開來。只有在英國，茶葉才真正風靡到了幾乎與其本身文化融為一體的境界，成為英國人文化和生活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以說茶葉成了英國的“國飲”。

1792年，英國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公爵率領800人，乘坐三艘大船，沿著歐洲商人已經熟悉的海路來華，代表英國國王要求與中國通商。乾隆皇帝在熱河（承德）避暑山莊接見了這些使者。但以馬戛爾尼為首的英國使節們除了被禮貌地接待然后送走以外，并沒有實現英國人要求通商的目的，而且馬戛爾尼拒絕對乾隆三跪九拜，引起了乾隆及朝廷的強烈不滿。這種三跪九拜的儀式被西方人音譯為“kow-tow”（磕頭）。在今天的英語中，這個詞主要成了表示“（對中國人）臣服”的意思。這個禮儀之爭成了馬戛爾尼使華經歷中的一個不愉快的插曲。

康乾時期只把通商當做一種懷柔的手段。清朝盲目堅持“天朝”體制，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在其他國家面前出現，在國際關系中，清王朝不考慮交往的平等性，拘泥于三跪九叩之類禮儀末節；也不考慮經濟利益，用朝貢這種形式來代替國際貿易。

概括17、18世紀中英兩國政治制度上的相似之處,并指出清朝政治制度的特點？

一、17、18世紀中英兩國政治制度的相似之處，恐怕只有：君主制。

二、清朝政治制度的突出特點有四:

1、制度與“家法”相聯。

清朝“家法”森嚴，其宗旨是嚴密防范一切侵犯皇權、 威 脅 國 家安 全 的舉動。家法成為第一大法。針對明末的諸種社會弊端，清廷各種制度凸現“家法”精神。

清初幾位帝王采取積極措施加以嚴防：

①順治帝鑒于往代宦官擅政典兵，流禍無窮，于交泰殿鑄鐵牌示警，并依明宮寢舊制，裁定十三衙門，再立內務府 。外戚不許專權，權臣不得干政，并嚴行禁止士習不端，結社訂盟。

②康熙則禁止官員私置黨羽，蠹國害政。

③雍正帝亦撰《朋黨論》，告誡臣僚。

2、糅入周邊民族的多種文化。

軍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就借鑒了契丹的“八部大人”，金朝的“猛安謀克”制，以及明代衛所的總旗、小旗等；部分機構名稱又吸納朝鮮稱謂，例如，崇德時期設立內三院，即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它們的名稱及其職掌均參酌了朝鮮王朝承文院、承政院、弘文院等制度。就連六部早期正副長官的名稱承政、參政都參用朝鮮部院職官之名。

 文化上彼此相互借鑒，這也是東北 地 區 少 數 民 族 王 朝在政權建設上的一個共有特征。

3、彰顯滿洲貴族與官員的地位。

在“首崇滿洲”的清代社會，官員雖設滿蒙漢復職，但制度本身卻凸顯滿洲的地位。清朝國初定制，議政王大臣會議數員，“皆以滿臣充之”。

順治元年起，中樞機構六部、理藩院、都察院的長官皆為滿缺，五年始增漢缺尚書一員，漢缺左都御史一員。六部滿漢侍郎均分左右，理藩院左右侍郎、盛京五部侍郎皆為滿缺。而六部等衙門實權皆操持在滿官之手。由此滿漢官之間漸生矛盾。會議之時，一二人發言，眾俱唯唯。漢大臣“則必有涉于彼之事，方有所言；若不涉于彼之事，即默無一語”。“大小漢官，凡事推滿官”  。大學士不問政事，雖各兼部務，偶爾有建議，無關大政。 

4、“仿古效今”，承襲明制。

后金初創，制度未全，多仿明制。皇太極指出：“凡事都照《大明會典》行，極為得策。”清定都燕京，多爾袞攝政期間也一如明制。

也就是說清前期基本上是繼承明朝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定內外文武官制 。比如，清代從中央的內閣、六部、翰林院、六科給事中、都察院等，到地方的行省、道、府、縣衙門的建置，與明朝大同小異。

5、君權 擴大，專 制 頂峰。

雍正七年（1729年）設立軍機處，皇帝 集 權達到中國歷史頂峰。

明清時期中英兩國海外貿易的不同特點和成因

明清海外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

“中國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處（引者注：這里指的是廣州）運往各地，因為它是中國最開放和自由的交易地點。且不說6個鄰國的土著和異邦人運走的各種貨物，僅葡萄牙運往印度、日本和馬尼拉的貨物，每年約有5300箱各類絲綢，每箱裝有100匹真絲，天鵝絨花緞和緞子、輕料如半花緞、彩色單層線段，還有250塊金子，及每塊重12盎司的2200塊金錠，此外的貨物還有瓷盤，鍍金器皿，糖，中國木，大黃，麝香，……即使長篇開列也不能盡舉其名” ——曾德昭《大中國志》

到了明中葉以后，市舶貿易的出口商品，其品種和數量比朝貢貿易的賞赍品就更加繁多了。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236之多，包括手工業品、農副產品、礦產品、動物和肉制品、干鮮果品、中草藥品和文化用品等八大類，其中手工業品共127種，占總數一半以上（明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高度發展）。

明末，中國出口商品中，手工業品占總數一半以上，其中最大宗貨物是生絲，絲貨，棉布。當時從廣州出口商品的航線有三條，一，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印度、非洲和歐洲各國，二，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日本，三，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菲律賓馬尼拉而轉口運往拉丁美洲，從萬歷八年到十八年(1580—1590)的10年間，每年運往印度果阿的絲貨為3000擔，崇禎九年(1636)達到6000擔，崇禎年間(1628—1644)每年由廣州經澳門輸往長崎的生絲2460擔，從這三個數據可以看出明末絲貨的出口數量之巨大。

“1591年菲律賓總督發現，菲律賓群島上土著居民因為服用中國衣料，不再種棉織布，所以下令禁止土著居民服用中國的絲綢和其他中國衣著原料。1592年這個總督報告西班牙國王說，中國商人收購菲律賓的棉花，轉眼就從中國運來棉布。棉布已成為中國貨在菲律賓銷路最大的商品。但土著居民如果采用自己種植的棉花自行紡織，可以向墨西哥輸出肆十萬比索的布匹。這只不過是一紙空文，以后土著居民還是大量服用中國衣料。“中國紡織品還經過馬尼拉銷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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