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49年后在海外建國的小說(中國古代各朝皇帝是誰？)

結合《蕭蕭》《八駿圖》《邊城》等作品，談談沈從文小說敘事模式及其發現的獨特性。

關于沈從文小說創作研究綜述

摘要：近幾十年來文藝界對沈從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由以前對他的文學批評

和政治批判發展到后來對他作品的肯定及重視。期間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還

存在著不足，尚須進一步探討。

關鍵詞：沈從文 小說研究 綜述

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沈從文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論的作家，有關他的作品研究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已發生。在此，筆者將分“早期沈從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當代沈從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時期以來到現在的研究）兩大部分，努力對沈從文研究領域的基本情況和發展形勢做一較為全面的論述。

一、早期沈從文研究

早期沈從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頗且比較單一，但它畢竟是沈從文先生尚在文壇時的論說評論，不但具有有一定的史學價值，而且也是沈從文作品研究的基石與鋪墊。

在早期沈從文小說研究中，有關他的小說評論，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批評傾向與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實典型論為核心的社會學批評模式，這些批評主要以沈從文早期創作和鄉土題材作品為對象，“空虛的作家”[1]“沒有思想的作家”[2]“作品人物都是空洞無物的”[3]“那種輕松，那種優美，都是無聊而甚至應該排斥的”[4]等結論。其二，對他作品創作的獨特風格的認可，蘇雪林堪稱這類批評的突出代表。她在《沈從文論》中揭示出沈從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入到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里去使他興奮起來，年青起來，好在20世紀舞臺上與別個民族爭生存權利。”[5]劉西渭的觀點也有代表性，在他的《〈邊城〉與〈八駿圖〉》中，認為沈從文的藝術創作表現了“具體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

建國前夕，則由原來的文學批評轉化為政治定性。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一文中，對沈從文的文學活動作了更為全面的批判：沈從文不僅是“桃紅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更為嚴重的是“特別的沈從文，他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對派而活動著。”表明當時在沈從文的評論和研究上存在著誤區。

二、當代沈從文研究

進入新時期以前，從49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這大約三十年間，沒有一篇有關沈從文研究的文字發表。就在沈從文政治上受批判，創作被漠視的30年間，在海外的華人學者中，沈從文研究卻取得了明顯進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美籍華人學者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和香港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中有關沈從文的論述。這兩部文學史對沈從文的評價在這樣三個方面是完全一致的。1. 對沈從文“大家”地位的給定、2. 將他的研究納入世界文學的視野、3. 肯定了沈從文對現代人生存處境的深層關懷。

進入80年代，沈從文從以往被埋沒和遭貶抑的狀況一變而成為研究的熱點，大陸文學界的沈從文作品研究也逐漸從較為零散的一般性文學批評和政治評判發展為科學深入的系統研究，并于1988年沈從文逝世后達到高峰。在此期間編寫的如錢理群等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楊義著《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二卷〕等各類文學史開始對沈從文及其創作進行較為重點的評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這樣幾個方面：1. 從政治上為沈從文“平反”正名。凌宇的《沈從文小說的傾向性和藝術特色》及其后來的研究專著《從邊城走向世界》皆以相當的篇幅論證沈從文并非“反動作家”，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斕的湘西歷史畫卷》一文中進一步提供了沈從文并非反動作家的證據。2. 對沈從文創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去的路子》一文中認為，沈從文的早期創作是浪漫主義的，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藝術處于成熟之境，已經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兩種方法結合起來進行創作。而另一些研究者認為最能體現沈從文創作風格的是寫實與抒夢兩者的結合。3. 從鄉土文學或抒情小說代表作家交代闡釋沈從文創作的美學價值。如高云在他的《沈從文論》中指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對中國鄉土風俗描寫得最細致、最充分的”是沈從文；許志英、倪婷婷則認為，沈從文的作品給人們提供了“區別于古代的田園牧歌式的另一種環境下的鄉村生活”。而凌宇在《中國現代抒情小說的發展軌跡及其人生內容的審美選擇》中指出沈從文的小說“完成了抒情小說從題材到形式的質的飛躍。”4. 拓展了研究的視野與思路。不少論者從沈從文的創作與民間文學關系的角度來闡述，如笛論富的《植根于民間—沈從文小說的特有風貌》，從沈從文及創作與苗族血緣關系的角度，如龍海清的《論苗族作家沈從文及其創作》，從肇始于五四的愛與美的文學主題之于沈從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從文的〈邊城〉》，從沈從文美學思想的哲學基礎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個探索者的足跡》等等。這些研究并非處于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但顯示出沈從文作品內涵的豐富性。

進入20世紀90年代，在繼承前一時期的優良傳統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從文作品研究進一步發展，向縱深和更加全面系統的方向推進，成果豐碩新論不斷，形成一個初步繁榮的局面。本文側重對其創作主體的背景思想、作品分類及單篇研究、作家作品的比較研究等這幾方面入手， 做一盡可能全面的綜合和概括。

（一）背景研究

如何看待家世對沈從文的文學創作帶來的影響，有的研究者認為沈從文從軍隊出走并踏上文學道路的行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貴族氣息等都與他的家世有極大的關系。他的整個創作可以看作是“對于那種受人尊敬的家世及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與偎依。”[6]另有評論者則認為單憑祖父一代為官便認為沈從文出身官僚豪門是勉強的，他繼承了父輩一代的“生存自由”及“生存奮斗”的精神氣質，這種精神上的影響為他的一生崇尚自由、執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調。[7]金介甫先生認為“湘西對沈從文后來偏愛文學可以說影響甚微，原因是他生長在軍官之家，而不是出身在書香門第。”[8]總的來說，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從文走上文學道路的直接原因。

（二）作品分類及單篇研究

對于沈從文小說作品的分類，通常是按照鄉土與都市兩大題材序列進行，也有研究者按時間的順序認為沈從文早中期的湘西作品呈現出唐詩的意境美，而后期的湘西小說則是一種宋詩般的理性美。此外也有部分評論者從其他角度進行分類研討：如韓立群的“軍旅小說研究[9]及譚怡楚的“情愛文學研究” [10]均屬一家之言，還有待進一步論證與討論，總的說來，對于沈從文作品的分類及相應研究基本上沿襲了80年代的思路與方法，除了在其都市小說局限問題上有一定進展外，新的內容不多。

與此同時，單篇作品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關于沈氏的代表作《邊城》的探討自然是重中之重，具體內容可參看吳蘊東《新時期以來〈邊城〉研究述評》，而對于沈從文其他的小說研究者引發了一些爭議，如《丈夫》是“表現了人性復歸的主題，還是自始至終體現了一種夫權壓迫和夫權制文化意識？”[11] 《蕭蕭》的結局是“寫出了蕭蕭及她周圍的人過著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 [12]還是僅僅“通過蕭蕭命運的戲劇性變化來為湘西人的隨其自然的生活態度和處世原則提供一個強有力的證據”？ [13]——這些爭論都是在一定程度上為形成新的學術爭鳴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作家作品的比較研究

90年代學術界將沈從文小說與中外文學作品對照起來進行研究，這為其提供了新的視野，也有助于從整體上把握文學史的發展脈絡。關于沈從文小說與外國文學比較研究中，凌宇是最早注意把沈從文與外國文學聯系起來研究的探索者。他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現在兩篇專論中，一篇是《從苗漢文化和中西文化撞擊看沈從文》，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蘊》，書中詳細地談到沈從文創作與西方文化的關系及受西方觀念的影響。其后的趙學勇在《沈從文與東西方文化》一書就論述了沈從文與中外文化思想相呼應的一面，并由此而發現和證明了其創作意蘊中一些獨到之處。吳立昌在他的專著《沈從文——建筑人性神廟》一書中更是全面深入地論述了沈從文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說的關系。

一些研究者以20世紀文學發展的整體性眼光對沈從文小說進行考察時發現了部分現當代作家與沈從文在創作上的聯系，有人認為沈從文與當代文壇上的鄉土作家賈平凹表現出文化價值取向與審美追求上的相近，也有人從文體角度對比沈從文與汪曾祺，認為后者雖師承前者，但他們在語言、敘事視角、結構、哲學意蘊等方面都有微妙差異。還有研究者在借助鄉土文明來批判城市文明這一點上將張承志聯系在一起，認為“他們都將同一文化體系中不同層面上的中國城鄉文明加以對照，并以人性、道德狀況作為揭示城鄉文化巨大差異的切入點，但沈、張兩人又畢竟存在著文化起點、時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異。”[14]

綜觀近幾十年來學者對沈從文小說的研究，不難看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作品的分析開始向深入細致的主體傾斜，研究的思想從偏狹走向開闊，研究的方法采取了新領域多角度的認識，如引進了西方哲學的理論和方法、結構主義、原形批評、比較文學形象學方法、精神分析法說等，可以說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但與此同時研究中還有些問題只是初步地提出，尚須進一步探討，如沈從文小說與福克納作品的比較研究，沈從文小說的敘事學研究等，還有一些研究層面仍有待開掘，如小說中湘西的兵政文化、儺戲文化等。

隨著時間的推移，沈從文的小說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性將不斷地為人們所認識。

注釋：

[1] 侍桁 《一個空虛的作家》 載1931年《 文學生活》1卷 1期

[2] 賀玉波《 沈從文作品批判》 《 中國現代作家論》 第2卷 上海大華書局 1936年版

[3] 賀玉波《 沈從文作品批判》 《 中國現代作家論》 第2卷 上海大華書局 1936年版

[4] 李同愈 《 沈從文的短篇小說》 載《新中華》 1935年3卷7期

[5] 蘇雪林 《沈從文論》 原載《文學》 第3卷第3期 1934年9月

[6] 黃獻文《 論沈從文家世對其創作道路的影響》 《中南民族學院學報》 （哲社版）1996 第1期

[7] 向成國《自然的精靈》 《吉首大學學報》（社科版）1995 第3期

[8] 金介甫《沈從文傳》 時事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頁

[9] 韓立群《 沈從文論——中國現代文化的反思》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10] 譚怡楚《 沈從文情愛文學論》 《 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 1990 第2期

[11] 美 張盛泰《傳統夫權失而復得的悲喜劇——重讀沈從文的〈丈夫〉》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1992第2期

[12] 山風 《心靈的悲劇——讀沈從文〈蕭蕭〉》 《名作欣賞》 1996第5期

[13] 程麗蓉《創作心理距離與沈從文的小說》 《 四川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996第2期

[14] 王喜絨《一個獨特的文化審美視角——從沈從文到張承志》 《 蘭州大學學報》（社科版）1994第2期

參考文獻：

[1] 《沈從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

[2] 《沈從文全集》 北岳文藝出版社 2002年版

[3] 司馬長風 《中國新文學史》 昭明出版社 1975年版

[4] 楊義《 中國現代小說史》第2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8年版

[5] 凌宇 《沈從文傳》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1988年版

[6] 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對作為文學家的沈從文的研究》 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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