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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晉：中國如何應對敘利亞重建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晉】

雖然敘利亞的戰火尚未完全平息，但是中國已經開始逐步涉足當地的戰后重建工作。近日，中國阿拉伯交流協會副會長秦勇在首屆敘利亞重建項目洽談會上發言時透露，中國準備在敘利亞投資2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35億元）建立產業園，首期將吸引150家企業入駐。而在中國企業和組織參與敘利亞重建的進程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回顧一下敘利亞國內的經濟和社會現實。

在內戰爆發前，敘利亞的經濟發展就困難重重。盡管長期受到美國的封鎖，以及國內政治經濟體制逐漸僵化，敘利亞經濟仍然取得了較快的發展，至2009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大約2570美元，位列全球122位。與此同時，作為中東的阿拉伯國家，敘利亞人口增長率很快，2011年之前人口年均增長率大約為2.5%。快速的人口增長和相對落后的經濟條件，使敘利亞有著較高的失業率，2009年其失業率大約為10%。

2011年之前的敘利亞經濟形勢，主要是2000年之后尤其是巴沙爾·阿薩德擔任敘利亞總統之后，推動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政策所帶來的結果。一方面巴沙爾所推行的放寬市場、鼓勵競爭的經濟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敘利亞經濟活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在2000年后相對較快。

但是另一方面，快速的經濟增長也帶來了社會貧富鴻溝拉大、城市鄉村收入差距顯現，以及環境污染和腐敗增長等現象。比如從2006年到2011年，敘利亞經歷了多年的極端干旱天氣，造成物價升高、糧食減產以及大量農村人口流離失所。從2006年到2009年，大約有13萬敘利亞東部地區的農民遭受旱災影響，其中80萬農民因農業減產和絕收導致生活困頓甚至陷入饑荒。而在2011年，旱災再次來襲，導致大量農業人口失去生活來源，在2011年內戰爆發前，大約有150萬敘利亞農民不得不離開土地，遷徙到中部和西部的大城市周邊謀求生活。

敘利亞各年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變化

敘利亞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目前美元匯率。(單位：10億美元)

2011年內戰爆發之后，敘利亞經濟形勢幾乎陷入崩潰邊緣。受戰爭影響，敘利亞國內生產總值從2010年的3%正增長，開始滑向負增長，2011年為-3%，到2012年的-25%，2013年的-36%，2014年的-15%，2015年的-5%。

敘利亞國內石油產業也受到戰火影響而陷入生產停滯，石油產值在2011年較2010年減少2%，2012年較上一年減少22%，2013年較上一年減少32%，2014年較少一年減少44%。與此同時，受到戰爭影響，敘利亞政府的財政開銷越來越大，2011年較上一年增長29%，2012年較上一年增長27%，2013年較上一年增長23%，2014年較上一年增長23%，2015年則較上一年增長17%。

在內戰的持續影響下，敘利亞國內的經濟發展受到極大摧殘，2015年敘利亞的國內生產總值僅有2010年的38%，其中非石油行業國內生產總值只有2010年的42%，而2015年敘利亞石油行業國內生產總值僅有2010年石油行業國內生產總值的5%。有智庫估計，截止2015年末，敘利亞國內生產總值損失高達1630億美元，外匯儲備損失670億美元。

經歷了多年的戰火，敘利亞國內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大幅下降，當前大約維系在1000美元左右的水平。而這一數值，甚至要低于加沙地區1700美元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要知道，加沙從2006年開始就長期受到以色列和埃及的封鎖。

從經濟結構上來看，敘利亞國內生產總值僅有2%來自于礦產資源類，這意味著敘利亞國內石油工業已經幾乎徹底陷入停滯狀態。石油工業受到的影響尤其嚴重，在2010年敘利亞出口產品中，將近一半都是石油出口。但是隨著內戰的持續，尤其是敘利亞政府在中部和東部地區丟失控制區，敘利亞國內油田也落入反政府武裝手中，從2012年開始，敘利亞已經從一個“石油出口國”變成了一個“石油進口國”。

農業在敘利亞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由2010年的17%上升到了29%，考慮到戰火持續以及全球極端天氣的影響，這顯示出敘利亞國內經濟衰退的劇烈程度。與此同時，盡管第三產業占據敘利亞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攀升，但其總量僅僅相當于2010年的45%。2011年敘利亞內戰剛剛爆發之時，敘利亞的失業率大約為15%，而到了2015年末，敘利亞的失業率激增至53%。根據聯合國西亞經濟社會委員會（ESCWA）的估計，在2015年末大約83%的敘利亞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戰后敘利亞

相較而言，敘利亞的貨幣通脹率相對較低，從2010年到2015年通脹率僅僅大約35%，貨幣顯示出了較強的堅挺性。但是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則激增，2015年末較2010年上升了5倍，顯示出敘利亞國內物價飛漲。在2010年戰前，敘利亞里拉與美元的兌換比率為45：1，但是2015年末，官方途徑匯率為250敘利亞里拉兌換1美元，而在黑市上這一比率為350：1。

敘利亞經濟重建的最大難題在于缺少資金，同時國內的相關安全、社會條件都存在巨大的風險。在資金缺口方面，內戰給敘利亞國內造成了至少2000多億美元的直接損失，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敘利亞基礎設施重建需要至少1000億到2000億美金。這對于當前的敘利亞政府來說，十分難以籌措。而海灣國家尤其是沙特等國，一方面郁于低油價時代的自身財力限制，無法投入過多資金；另一方面，敘利亞與伊朗關系緊密，因此也不可能迎來海灣阿拉伯國家的資金支持。與此同時，伊朗國內也恐怕受制于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的經濟制裁，能夠在經濟重建上幫助敘利亞的范圍有限。

2016年敘利亞的失業率高達53%，考慮到敘利亞國內未來難民返回，以及社會經濟重建仍然受到敘利亞內戰延續的影響，敘利亞未來的失業率將會進一步攀升。而盡管敘利亞北部和南部的“沖突降級區”已經設立，但是在絕大多數政府軍控制區尤其是南部地區，仍然是敘利亞政府軍-反政府武裝維系脆弱和平的局面，而且多年內戰，使得大量武器散落在民間，這對于一個人口年輕化且失業率極高的國家來說，意味著未來治安狀況的惡化，也意味著外來直接投資項目可能會出現重要的安全隱患。

此外，敘利亞國內多年的戰亂，意味著敘利亞國家機器尤其是教育機構在絕大多數地區基層的破裂，很多敘利亞兒童無法受到正規的學校教育，由于饑餓和貧困可能會在未來面臨教育和生存危機，這進一步為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在敘利亞的擴張和滋生埋下了隱患，而對很多伊斯蘭極端分子來說，在穆斯林世界的外國投資人和外國項目是首當其沖的仇恨目標，這可能會極大地威脅包括中國在內很多外國投資者在敘利亞的項目。

伊斯蘭國石油通道

而敘利亞國內的石油資源，大多集中在敘利亞中部和東部地區，在過去數年的內戰中被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所占領。在2011年以前，敘利亞國內的石油產量就已經開始下降，尤其是敘利亞國內石油資源，事實上已經接近枯竭狀態。在內戰爆發前，敘利亞的原油大多是在東部和中部開采，隨后通過運輸管道運到西部的沿海港口如霍姆斯和拉塔基亞，再由此出口到歐洲和亞洲。在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占領期間，敘利亞中部和北部的石油被極端分子低價銷售給周邊鄰國如伊拉克和南部約旦的阿拉伯黑市，由此轉入國際原油市場。這意味著敘利亞中部和北部地區的原油已經形成了一條成熟的黑市網絡。如果外部投資者貿然進入當地原油市場，將很可能會受到地方勢力的侵擾，在原油生產和運輸過程中蒙受損失。

總的來說，敘利亞國內當前的安全狀況仍然很脆弱，適合大規模投資的領域如石油資源，在敘利亞國內已經陷入枯竭；土地經營權、開發區等領域，僅僅適合設置在敘利亞西部地區和首都大馬士革城區內，且容易受到不穩定的社會治安的困擾；而基礎設施的建設，又面臨著高安全風險和敘利亞政府缺少資金的尷尬局面。敘利亞當前特殊的國情，尤其是各個反對派武裝仍然盤踞不同地區形成地區內部割裂的政治現實下，貿然的、大規模的介入敘利亞經濟社會重建，以“政治任務”代替“經濟效益”，很可能不是一個明智之舉。

圓明園的毀滅是什么時候

1860年的中國，面臨著嚴重的內憂外患。對內，清廷與天平天國的內戰持續多年，仍然未分勝負；對外，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城，火燒圓明園，逼得咸豐帝倉皇出逃。

第二次鴉片戰爭，雖然與二十年前的那次一樣，是中國積貧積弱的必然結果，但同時也與清政府、特別是咸豐帝愚蠢的外交策略有極大關系。如果不是這種愚蠢，戰爭雖難以避免，但后果可能不會如此嚴重。

第一次鴉片戰爭并沒有驚醒 “天朝上國”的迷夢。盡管見識了堅船利炮的威力，但在清廷的眼中，洋人仍然和中國歷史上的匈奴、鮮卑一樣，是沒有開化的“蠻夷”，對他們不必講什么信義，而要以“羈縻”為主。

“羈”，是馬絡頭；“縻”，是牛韁繩。“羈縻”就是對付牲口的工具。用“羈縻之道”對付洋人，說白了就是以權宜之計來籠絡糊弄，能哄則哄，能拖則拖。

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然而道光帝并沒把這個條約太當回事，他的算盤是以此條約“暫事羈縻”，以后時勢有變，隨時可以不作數。不光皇帝這樣想，滿朝大臣也多是這樣想。

問題是，洋人畢竟不是“蠻夷”。跟這樣強大的對手玩“羈縻”，無異于作死。

鴉片戰爭之前，中英間的貿易已開展多年，但英國人在中國的活動受到嚴格限制，他們只到過中國的一個城市，就是廣州。而且來到廣州后，他們不能住在城內，只能呆在朝廷特許對外貿易的“十三行”，沒事還不許外出，不許與普通中國人交往。原因就是外國人乃“蠻夷”，商人又是四民之末，所以外國商人低人一等，不配同中國人那樣住在城里。

洋人當然對此不爽。因此鴉片戰爭后簽訂的《南京條約》，專門有一條是規定外國人從此可以進城居住。然而，條約中的割地賠款，清廷都履行得很痛快，偏偏要在外國人進城這個無關大局的問題上玩心眼，耍手段。就是不讓你進城，就是不承認你和我們平等，似乎這樣才能發泄國人心中積累的郁悶。

為了此事，英國人交涉了十年，都被清政府以各種理由糊弄了過去。后來的第二次鴉片戰爭，這成為英國人的借口之一。

這就是當時清政府對待西方的態度：寧愿失了“里子”，也絕不能丟了“面子”。哪怕為了面子賠上里子，也在所不惜。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簽訂的《天津條約》，最令大清君臣感到恥辱的，也不是割地賠款的具體損失，而是其中關于“外國可以派公使進駐北京”的條款。別的都好商量，唯獨這條死活不答應。

按照今天的理解，國家之間互派公使，象征著關系平等，也是國際慣例。但在大清君臣看來，堂堂天朝上國，怎么可能與“蠻夷”平等交往？而最令咸豐恐懼的是，這些外國公使見了他，肯定不會三跪九叩，甚至根本不會下跪。一想到一群怪模怪樣的洋鬼子腰板挺直地站在自己面前，咸豐就緊張得渾身冒汗。

這里需要說明，《天津條約》的簽訂時間是1858年，而火燒圓明園是在1860年。如果咸豐當時接受了條約，戰爭可能會提前結束，圓明園也將免于浩劫，他本人也不至于倉皇出逃。

然而，出于對“外國公使進京”的恐懼，咸豐選擇撕毀條約，繼續開戰。只是在此之前，他曾腦洞大開，想出了一條“妙計”——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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