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關系論文(中美貿易關系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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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系走向——形勢與政策試論文回顧50多年來中國的對美政策和中美關系發展的歷史，雙方既有尖銳的對立，也有真誠的合作

冷戰后的中美關系也曾經出現了多次起伏和危機，但是中美關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

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間存在著許多共同的戰略利益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兩國對亞洲和世界局勢的發展都有重要影響

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美之間在許多全球性和區域性的重大問題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著廣泛的合作基礎，中美經濟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

因此，展望21世紀的中美關系，我們有理由表示審慎的樂觀

當然，影響兩國關系的負面因素也不容忽視，諸如人權問題、貿易問題、軍售問題和臺灣問題等，其中臺灣問題事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影響中美關系改善和發展的最大障礙，也是最容易導致中美兩國發生直接沖突的敏感問題

然而，只要中美雙方能夠站在歷史的高度，用戰略的眼光來處理中美關系，在中美3個聯合公報的基礎上審視和處理臺灣問題，中美關系就會沿著健康的軌道順利前進

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

從歷史上看，影響中美關系的因素很多，諸如國際格局、經濟和意識形態、地緣政治和國家利益以及彼此處理雙邊關系的政策等等

其中彼此處理雙邊關系的政策在中美關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影響

縱觀70年代以來，運用史學和國際關系學學科滲透的方法來分析中國對美政策的緣起、變化和發展，及其對各個時期中美關系的影響

穩定同美國關系，是中國外交的關鍵

近年來，中美關系中的合作關系越來越多，越來越廣泛；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美關系的發展越來越和諧

美國是當今最大的發達國家，在世界舞臺居于權力中心

從中國建國以來，美國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國，企圖通過經濟、軍事、外交等手段阻礙中國經濟發展，其中的原因不難理解

尤其在近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為其他國家所震驚，而中國本身所擁有的龐大的市場，又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有利的依托平臺

在這樣一個為諸多國家眼紅的平臺上，中國的經濟將會持續、高速的增長將是不爭的事實

而隨著經濟的增長，中國的軍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飛猛進

這一切迫使美國不得不將中國作為阻礙其在實現全球霸權主義統治的一個強勁的對手

并且，在臺灣問題上，美國雖然沒有明確表態將臺灣劃進美日聯合防御范圍，但從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難看出，中國臺灣乃至中國大陸早就是美國窺視以久的土地

對于中美關系，應堅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框架，在當前國際形勢下為我國經濟求得穩定，高速的發展空間

中美雙方經貿關系密切，在許多方面存在著共同利益

中美關系非常復雜，必須處理好

中國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

我們首先應該看到和明白幾點：1 機遇來自全球化這個國際背景， 美國有求于中國的面上升2 雙方在安全關切上既有交叉點又有不同點3 并不是說美國不把中國當做潛在對手了4 美國必須在臺灣“統獨”問題上作出抉擇縱觀歷史分析當前中國對美政策應循之道“變”與“不變”是50多年來中國外交發展過程中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

一方面，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外交經歷了幾次大的戰略調整；另一方面，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終貫穿其中

中國外交的基本內容正是在這種變與不變中不斷充實、發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國外交獨特而又豐富的內涵和風格

“變”是與時俱進的要求和表現，更是在不同國內外環境下更好地謀求國家利益的需要

而“不變”則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有意識繼承的部分，表現為連續性；另一部分則是不愿繼承、希望改變的內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歷史上的政策對決策者或大眾心理有巨大影響，使現有政策有意無意地保持了原來政策的某些內容、某些宣示、某些態勢或傾向，表現為外交政策的“慣性”

“變”突出了中國外交的特點，而“不變”在很多方面已經成為制約和影響中國外交的消極因素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政策已經不是原來的政策，援助也與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國的對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項原則作為中國對外援助的指導思想，實際上這也是一種慣性的表現

中美貿易關系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中美貿易關系現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而存在的問題就是互相不信任

國際貿易對中國的作用和意義？

一、新貿易理論的基本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提出的“絕對優勢說”堪為自由貿易理論之濫觴。鑒于亞當?斯密“地域分工論”存在著明顯缺陷，大衛?李嘉圖對其進行了修正，創立了“相對優勢說”，標志著國際貿易理論的重大突破。但該理論仍然不能完全解釋國際貿易的發生機制。1933年，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及其學生俄林以“資源稟賦說”科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戰后國際貿易理論成了赫俄理論的一統天下。

（一）戰略性貿易理論。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貿易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古典理論所設想的那種交換了，如資本要素豐裕的國家傾向于出口資本密集性產品，有熟練勞動力的國家傾向于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而不發達國家則出口原材料，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國家的技術差異和資源稟賦仍然主要決定了國際貿易的基本模式，但相當部分國際貿易不可簡單地歸因于出口國的自然優勢，相反，越來越多的貿易來源于規模經濟和因技術創新而形成的人造優勢。

這說明國際貿易形態的歷史性變遷對經濟學家提出了挑戰。只有在現有貿易思想基礎上發展一套新理論，才能重新解釋國際貿易領域里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遷。70年代發展起來的產業組織學提出了分析寡頭競爭產業的新方法，從而催生了國際貿易新理論。

古典貿易理論建立在市場不會偏離“完全競爭”太遠的假設之上，市場上有許多生產者，每個生產者力量都很小，不會試圖去影響價格或其競爭對手未來的行為。然而，戰后以來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之間貿易的迅速增長說明完全競爭的假設是不合適的，現在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由大規模生產的優勢、積累的經驗和通信技術的創新所決定的，由眾多小企業之間展開的原子狀的競爭已經難以看到，而少數幾家大型企業之間的不完全競爭卻隨處可見。例如，大型客機市場基本上由“波音”和“空中客車”兩家寡頭航空公司所壟斷，每一方都有影響價格的能力，它們做出戰略性的行動，以期影響競爭對手的行為。

古典貿易理論在于證明自由貿易是最好的。古典理論假定市場競爭是完全的。一國在某一產業的比較優勢是貿易發生的根本原因，每個國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因此，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經濟中，“租”非常少，因而經濟中不存在“戰略性”部門，自由貿易政策是各國最好的選擇，在各國都支持自由貿易的情況下，每個國家都能從貿易中獲益，且一國的收益并不以他國的損失為代價，自由貿易不是零和博弈。古典理論甚至認為，即使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奉行自由貿易原則，其他國家都一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該國仍能從自由貿易中獲益。因此，自由貿易是古典理論的鐵律。

在產業組織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貿易理論對古典貿易理論提出挑戰。新理論既是對古典貿易理論的繼承，又有所超越。它認為，國際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歷史的偶發性，是一國特定的歷史、某個偶發事件和經濟政策的產物，并不是完全由各國資源稟賦差異所決定的。新理論最有意義的創新在于引入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理論，從而使國際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這一假定條件的束縛下擺脫出來，市場中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產業領域存在著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的現象，這個理論有力地挑戰了古典貿易理論所認為的規模經濟報酬不變的傳統觀點。由于市場競爭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競爭而完全消失，在一些產業，資本和勞動有時會獲得比其他產業高得多的回報率，因而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如果政府能夠識別出這些戰略性部門，就有可能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政府積極運用補貼或出口鼓勵等措施對那些被認為存在著規模經濟、外部經濟或大量“租”的產業予以扶持，擴大本國廠商在國際市場上所占的市場份額，把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以增加本國經濟福利和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政府參與國際經濟競爭顯然會從根本上改變國際貿易的通行規則，因而被視為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活動。

（二）選擇戰略性產業的基本標準。如果說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那么企業家或經濟學家該怎樣識別它們？克魯格曼提出了識別戰略性部門的兩項標準，一是看該部門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該部門的資本或勞動回報率是否特別高；二是看該部門是否存在著外部經濟，即某一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或經驗對其他企業會產生技術外溢。然而，由于外溢是沒有市場價格的，根據這項標準去衡量戰略性部門有一定難度。

（三）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形式。一旦選定某些產業為戰略性產業，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保護這些優選產業的發展呢？克魯格曼和詹姆斯?布蘭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可能的應用形式。

1.以轉移利潤為目的的補貼。這項戰略性政策涉及到運用補貼來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潤從國外廠商轉移給國內廠商。政府補貼可能使本國廠商降低產品成本，從而在有利可圖的國際市場上占有更大份額。由于成本補貼迫使外國競爭對手削減產量，使本國廠商得到額外利潤，這些利潤超過政府的補貼數額，即廠商的受益超過納稅人的損失。這說明出口補貼（或生產補貼）增加了國內經濟福利。

二、新貿易理論在美國興起的深層背景

20世紀80年代初，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在美國興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與同時代美國經濟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有著密切聯系。隨著歐洲的復興、日本的崛起，美國逐漸喪失了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特別是日本作為經濟、科技和金融大國的崛起，成為在國際競爭中對美國具有較大威脅的經濟大國。80年代，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相當于美國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領域明顯超過西歐而對美國構成巨大挑戰，日本的對外貿易發展速度驚人，1979年日本的進出口總額較1955年增長了46.5倍，占世界貿易總量的比重隨之從2.3%提高到6.5%，而美國在同期則從14%下降到12%。【注釋】方連慶、劉金質和王炳元主編：《戰后國際關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第524頁。【注尾】當時，美國各界正在為國際競爭力開始下降而擔憂，日本和歐共體國家卻通過政府補貼或保護等手段對高科技產業實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國引發了一場關于美國是否也應該對自己的目標產業進行扶持的爭論。歐共體對農產品的長期補貼政策，使得美國有時也考慮運用補貼或其他優惠政策促使其他國家購買美國而非其競爭對手歐共體的農產品。而日本、韓國的汽車和家電業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產業政策。為了重建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美國經濟學家開始考慮要么采取對抗性的貿易政策，在政府保護下發展一些支柱產業同日本和歐共體競爭，要么，對日本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施加政治壓力或展開貿易談判，迫使他們降低在經濟領域的國家介入程度。在這種背景下，里根和布什兩屆政府在貿易理論、貿易思想上逐步背離了自由貿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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